据老北京说，旧时京城地界的火神庙，遍布区、县、乡、镇，多至十七处。我想这可能由于土木结构的四合院，大量使用易燃的木材、席箔、油麻、老漆之故，防火能力极为薄弱，稍一不慎，就会酿成火灾。旧时，京城水系不发达，远水不解近渴，连紫禁城里都不得不在各处宫殿的前院里，设置硕大的储水铜缸，以便不时之需。而老百姓居住的狭窄胡同，有的连车轿都难通行，一旦发生火警，根本驰救不及，只好任火势蔓延，烧光为止。

火神庙

所以，中国人才不得不求神拜佛，祈福祛灾，保佑平安。对住户来讲，防火胜于防盗，盗只光顾财物，火则毁灭一切。于是，北京人对火神便格外敬畏有加，拜祭这位红脸神仙的庙，也就多了起来。

火，对于人类来讲，功效非凡。要是一直茹毛饮血的话。也许至今与其他动物无甚区别。自从原始人掌握了火种以后，便和其他动物分道扬镳，走上了进化发展的道路。所以在西方神话中，把火种的取得，归功于一位叫普罗米修斯的神，他甘愿忍受重罚，忍受秃鹫的啄食，把巨石推到山上去，也要把火偷到人世间来。在中国古代传说里，钻木取火的燧人氏，虽然并未因此而犯了什么天条，受到处分，但也好像没有什么纪念他的节日，凭吊他的庙宇之类。说来令人不平，纪念屈原，还年年端午要裹粽子，而对用来煮熟粽子的火的发明者，却无任何表示。

其实，神农氏，燧人氏，有巢氏，为炎黄子孙能够屹立在地球上，存活下去，发展起来，作出多大的贡献啊！要不是有巢氏给我们改善了居住条件，说不定我们会像那头盖骨失踪的北京猿人一样，至今还在周口店的洞穴里安营扎寨呢！

然而奇怪的是，千百年来，老百姓却怀着怖畏之心，向那红面孔的火神爷顶礼膜拜。这很可以了解中国人欺软怕硬的性格。燧人氏的火，不过烧饭煮菜，而火神爷的火，却是要烧掉有巢氏的房子的。所以谁厉害，就拍谁的马屁，就对谁磕头如捣蒜，就对谁山呼万岁。

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后，在后门桥，也就是现在的鼓楼南大街，盖了一座北京最堂皇、最气派的火神庙。我想这是他借以显示统治威权的举措。他很擅于利用意识形态的作用，只有让你感到震慑，感到畏惧，像感到火神爷那样烧得让你战栗似的恐怖，才能在精神上制服得老百姓不敢造反。火神的威吓，符合帝王统治术的需要。永乐也正是用滥杀无辜，大开杀戒的镇压手段，御临天下的。由于明代的这位帝王，崇拜火神，提倡火神，包括他夺取他侄子的天下，也是打到南京，一把火把惠文帝烧得不知下落。在他的带头作用下，这座沿后门河，滨什刹海的王灵官庙，一时间，香火颇盛。

明代文人袁中道，有一首《过火神庙》诗，写的就是这座庙宇，时适仲春的旖旎风光。

作客寻春易，

游燕遇水难。

石桥深树里，

谁信在长安？

来自湖北公安的袁氏三兄弟，是反潮流的文人，求官赶考在首善之地，很不习惯北京的风沙和干旱。忽然，有一天，能在后门桥附近发现一片难得的绿水，水中的莲荷，点水的蜻蜓，浓密的垂柳，啁啾的鸟语，自然心旷神怡，随即赋诗一首，将这美好的印象定格下来。

这首诗的题目虽然名为《过火神庙》，但是他对那庙里供奉的王灵官，为永乐所封的火神，未加渲染，看来此公对这位红脸神仙，大概不感兴趣。袁中道是一位具有进步思想、具有叛逆意识的文人，我想他没准认为，取火的燧人氏不被虔诚敬仰，而放火的王灵官却受到优渥待遇，有点不以为然吧？

就在袁中道逛过这座火神庙后不久，一场大火，将整个庙宇烧成废墟。明朝万历年间，发生在地安门外的这场火灾，实在极具讽刺意味。火神爷烧了自己的庙，竟成为一时间里京师百姓饭后茶余的笑谈。

其实，在觅地建庙之初，当然不是火神爷自己，而是工部衙门的官员，具体操作的人员，确实考虑到火神庙万一着火的难堪，就物色这块有湖有河的风水宝地。谁知明清两代城市的消防设备，只是那种利用唧筒原理，靠人力抽压将水喷送出去的，人们称之为“水龙”的器械。第一，射程有限；第二，高度不够；第三，就像那句成语——“杯水车薪”所说，这种救火工具，对于烧得稍为炽烈一点的火灾，根本无能为力。尽管火神庙就在后海旁边，也只能眼看着它烧成灰烬。

王灵官都救不了自己，还能指望他佑庇这一方土地吗？

火神庙烧毁，只是区区一座庙宇而已，而相隔三百年后，发生在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的英法联军，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的八国联军的火烧圆明园，以及这一年的六月十三日起，义和团的疯狂纵火，才是北京有史以来损失最惨重、破坏最严重、后患最沉重的特大火灾。

火神爷算老几，要真是放起火来，还是人比神仙厉害。到了这种时刻，恐怕连火神爷也不得不甘拜下风，不得不退避三舍，到底还是番邦的鬼子厉害，到底还是放下锄头，拿起武器，头裹红巾，刀枪不入的农民兄弟厉害，生把北京城陷于一劫不复的火海当中。

从史料中摘抄出来的这些场景，真令人惊心动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