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的不说了，我们看一看明代严世蕃籍没时，那一份财产目录，会吓一跳。他贪污了“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余万两，其他珍宝、服玩所值，又数百万”，“仅纯金器皿一项，就有三千一百八十五件，重一万一千余两，玉器共八百五十七件，耳环耳坠共二百六十七双，布缎绫罗纱绒共一万四千三百余段，扇柄二万七千三百余把，南昌和分宜的第宅房店两共三千三百间”，真是富可敌国。所以，坊间就有“抄了严嵩，肥了嘉靖”的民谚。估计当时，除海瑞外，明代官员的贪污，像吃馅儿饼一样容易。就连名相张居正，那政声按说算是好的了，可他死后，万历对他所拥有的许多不胜数的家财，也瞠目结舌。
满清政府的垮台，若按老太太的妇人之见，肯定是外有列强，内有乱党，才弄得国将不国，而振振有词的。其实，她的这架国家机器，早就该贴封条了。从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我们看到满清政府，从这位老太太起，到王公大臣，到文武百官，到保甲衙役，可以说无官不贪。慈禧逃八国联军，躲在西安，一天到晚挂牵着她临走时埋在宫里的钱财宝物。一个最高统治者，如此贪猥无厌，那么，“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就不是夸饰之词了。如果一个相当于地市级的干部，能捞这么一大票民脂民膏离任，这个政权不完蛋，更待何时？
从这些现象得出一条定律，凡是贪污现象的高发之日，也必定是这个政权的衰微之时。你贪我也贪，不贪白不贪，政权越接近垮台，官员们也越放开手贪。西太后垂帘听政的几十年，正是清王朝的末季，所以，大规模的，大面积的，从上而下的贪污，引发一连串的内乱外患。贪污横行，腐败成风的后果，势必造成政治上的坏人当道，庸才充斥；败类上台，豺狼居路；无能之辈，身居要津；傻瓜笨蛋，因缘擢升，一片暗无天日的状态。20世纪初，整个中国落入一个比赛谁智商更低的游戏之中，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这就是1900年北京城里全部精彩表演的实质。
如果说比赛谁智商更低，最先出局的输家，就是被老太太涮了的义和团。先是被她视为反叛，格杀勿论，令各省巡抚下力痛剿，结果一排排走向死亡；跟着又被她捧作义民，赏银十万，便卖了命地扑向洋枪洋炮，还是一排排走向死亡；最后又被她定为乱党，严惩不贷，凡抓获者无不枭首示众，到了这场游戏的结尾，仍旧是一排排走向死亡。在历史的绞肉机中，倒霉的，永远是平头百姓。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揭竿而起的农民革命，义和团大概算是最后一次，但也是最没劲的一次。与当朝比，既不能比太平天国那样蔚然成势，也不能比捻军、白莲教那样波澜壮阔。与他朝比，瓦岗寨兄弟，还能留下几位豪杰的英名，至今响当当挂在人的嘴边；梁山泊好汉，建立了自己一块根据地，也曾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快活过几天。义和团连个招安的过程也没有，来不及地跪倒在老佛爷脚下，为昨天还势不两立的统治者，甘效犬马之劳，情愿肝脑涂地，拼了身家性命，卖了无数力气，最后还是以“拳匪”二字，押赴刑场，你说傻也不傻？
因此，从1899年6月的光绪下诏“明定国是”，到9月的慈禧发动“戊戌政变”，然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这场改革与反改革的较量的延续期中，义和团扮演了一个最滑稽，甚至最无聊，而且还是最不幸的角色。
记得我刚到解放不久的北京时，东单还是一片空地，是一个很闹猛的摊贩集市，可以买到美国兵的大头皮鞋，和现在较值钱那时却很便宜的铜镜、秦半两、拓片之类。稍往南走，沿东交民巷，还留有庚子战乱中筑起的带枪眼的厚墙，逶迤约数百米长。就在这墙下，不知有多少义和团员倒下，在那个炎热的三伏天里，腐烂发臭，而他们为之护驾的老佛爷，却派人向使馆里送冰镇西瓜，不知横尸哈德门的义和团员，地下有知，会作如何想？
这就是中国人经常要为自己的愚昧，所付出的代价！在以前或以后的历史上，受统治者的“感召”而傻不唧唧地去冲去杀去“革命”，最后又被统治者一脚踢开，仅仅是义和团众弟兄领受过的悲剧吗？
虽然毛主席说过，农民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为一定要到小姐牙床上滚一滚的痞子，叫过好，但历史也证明，不是所有痞子式的农民造反行动，都符合历史进步的潮流。从这支农民造反队伍开始，就大搞鬼神迷信，沉渣泛起，以“降神召众，号令皆神语，传习时令伏地焚符诵咒，令坚合上下齿，从鼻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呼曰神降矣，则跃起操刃而舞，力竭乃止。其神则唐僧、悟空、八戒、沙僧、黄飞虎、黄三太，其所依据则杂取《西游记》、《封神演义》诸小说”。而其头领人物，如张德成、曹福田之流，都被“裕禄表荐诸朝，赏头品顶戴花翎”，“出则骑马，戴大墨晶眼镜，口衔洋烟卷，长衣系红带，缎靴，背负快枪，腰挟小洋枪，手持一秫楷”，洋相百出。后来，义和团全盛时，便与统治阶层完全合流了，6月10日，义和团进入内城，于是，“坛场遍城内外，王公贵人争崇奉之，渐出入宫禁，莫敢究诘”。
因此，当义和团把造反的目标，从针对腐败无能的满清政权，转变成为统治者的看家犬，马前卒，就谈不上什么革命了。他们以施虐异教徒为己任，以镇压革新派为目标，以消灭一切文明进步的事物使愚昧泛滥，以否定所有求变改革的思潮而迷信猖獗，这种与统治阶层沆瀣一气的行为，还能对历史发展起到什么动力作用呢？
有一个被史家忽略的小镜头，最典型地反映农民极易奴化变质，失却本质的天性。6月29日，义和团员在大师兄带领下，簇拥着一心想当皇父的狂想症者端王载漪，大呼大叫地跑到宫里去要杀洋鬼子徒弟，也就是已被幽禁起来的光绪。这是连慈禧都不敢或不想做的事，这种一厢情愿，过度忠诚的行径，弄得老太太也接受不了。
“老佛正吃早茶，闻外面喧嚣之声，群呼杀洋鬼子徒弟，急走出立阶上，诸王公及拳民聚于阶下。老佛大怒，斥端王曰：‘你自己觉得是皇帝吗？敢于这样胡闹！你要知道，只有我一人有废立的权柄。我现在虽立汝子为大阿哥，顷刻就可以废之。’端王乃大惧，叩头不已，太后命罚俸一年，以示薄惩。”接着，老太太大发雷霆：“其义和团之首领，胆敢在宫中叫嚣，立即斩首，命荣禄之兵在外宫门驻扎者行刑。”
一声就地正法，严惩不贷，这班农民兄弟大眼瞪小眼，傻了，他们以为自己是钦定的打人棍子，一心想讨好西太后，结果差点把脑袋玩掉。这时，他们才看出来，老太太压根不把他们效忠，放在眼里。其实，他们哪里知道，老太太从来也没改变过对这班“刁民”或“贱民”的鄙视。“有一日，大阿哥同太监数人在颐和园空地穿拳民衣服，练习拳术，为太后所见，立即传谕，命大阿哥入房责之，并责大学士徐桐不用心教导，以致扮成这难看的样子。”（以上据《景善日记》）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她心底里对于义和团的厌恶和反感。
可是，横行京城，不可一世的翻身农民，自我感觉却异常良好，并不知谢幕的时刻已经不远。6月13日以后，“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惨无人理。京官纷纷挈眷逃，道梗则走匿僻乡，往往遇劫，屡濒于险，或遇坛而拜，求保护，则亦脱险也。太后召见其大师兄，慰劳有加。士大夫之谄谀干进者，争以拳匪为奇货。”现在，老太太赏银十万两，赏米两万石，有吃有花，还可胡作非为，团民们能不手之舞之，脚之蹈之吗？
其实，说到底，老太太不过在无可奈何之中，利用义和团而已。
这种利用，绝对出自女人的心计，她要报复，因为洋人不赞成她废黜光绪，不支持她立大阿哥，不交出躲进使馆的维新分子。7月11日，到了大哭嚎啕，无以为计的地步：“太后仍希望拳民之法术可救北京，故仍猛攻使馆。”女人一旦染指权力，她的嫉妒，记恨，和强烈的报复欲望，肯定为泄心头之忿，而不惜制造灾难的。绝对会把前五百年，后五百年所有的鸡毛蒜皮，大事小情，都要一件一件地清算了结而罔顾大局。吕后，就是一个例子，她曾经把她嫉恨的戚夫人，“断手足，去眼，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这报复是何等的歹恶，那是她老公刘邦死后，获得无上权力才干得出来的事。同样，君不见江青得势之际，那睚眦必报的刻毒，将三十年代在上海，四十年代在延安，五十年代在北京，所有使她不快活过的人，几乎全打进了十八层地狱，都曾经是大家历历在目的事情。
另外一个要利用义和团的因素，由于老太太废黜光绪，停止新政，面对全国上下的求新思变的潮流，以她为首的顽固派集团，需要同样愚昧落后的群众为基础，在精神上求得同声共气的声援。于是，以愚昧落后的形式，以拒绝文明的姿态，以弄神装鬼、巫术迷信的手段，以反对列强压迫从而拒绝一切西方文化的仇恨心理，以打着扶清灭洋旗帜的义和团农民兄弟，便正中下怀地成了她手中的一张牌，既可供驱使当攻打使馆屠杀洋人的工具，也可用来镇压求新思变的不同声音。
“会义和团起，以灭洋为帜，载漪大喜，乃言诸太后，力言义民起，国家之福，遂命刑部尚书赵舒翘、大学士刚毅导之入京师，至者万余人。义和拳谓铁路、电线皆洋人所借以祸中国，遂焚铁路、毁电线，凡家藏洋书、洋图皆号二毛子，捕得必杀之。城中为坛场殆遍，大寺观皆设大坛，其神曰洪钧老祖、梨山老母。谓神来皆以夜，每薄暮，什百成群，呼啸周衢，令居民皆烧香，无敢违者。香烟蔽城，结为黑雾，入夜则通城惨惨，无敢违者。神降时，距跃类巫觋，自谓能祝枪炮不燃，又能入空中指画则火起，刀槊不能伤。出则命市人向东南拜，都人崇拜极虔，有非笑者，由戮辱及之。仆隶厮圉，皆入义和团，主人不敢慢，或更借其保护。稍有识者，皆结舌自全，无有敢讼言其谬者矣。”（以上据《庚子国变记》）
以前，我读有关庚子年拳乱的史料，因出自官方或半官方，多采半信半疑态度，不大以为然的。鲁迅先生说过，胜利者给失败者作史，往往就会多说坏话。但经过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后，见识过尤其领教过群众运动的厉害之后，那种无序的、盲动的、失控的、非理性的大潮涌来的时候，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浑水摸鱼之流，趁火打劫之辈，便会层出不穷，便会有许多令人发指的恶行产生。于是，我觉得，20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与六十年代的红卫兵运动，对于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对于文明和文化的仇恨，对于视为异己分子和异教徒的残酷迫害，对于宗教裁判所式的黑暗审判，和政府化了的私刑制度，对于过甚的迷信造成的阴暗鬼祟文化，对于巫师作法式的陷于狂热的图腾崇拜，这两支“革命”队伍，都能找到相似或相近的共同之处。因此，这些记载，有夸张之词，无失实之处，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读过庚子年义和团的这些史料，我们知道，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后一次的政治改革之举，也就是变法维新运动，被西太后发动了一次政变，彻底扑灭了。她本以为复辟成功，祸乱消弭，从此，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但她的如意算盘，却被她所依赖的这一群不中用的贪官污吏，和这一支不顶用的乌合之众，折腾出更严重，更可怕的灾难。八国联军，坚船利甲，所向披靡，无力抵挡，到了三十六着，走为上策的时候，老太太真是人到伤心处，不得不流泪了。
11日，李秉衡死，12日，联军侵占通州，13日夜，至14日凌晨，俄国骑兵攻建国门得手，日本兵也夺了朝阳门，英国的廓尔喀兵也从广渠门进逼海岱门，15日清早，她只好脱下她的太后龙服，穿上汉民青布裤褂，成了一个真正的老太太，从神武门出来，与无数逃难避灾的老百姓混在一起，经德胜门离开京城。16日，紫禁城失陷。
她虽然哭了一场，有些失态，但她却是一个能把时代进步的车轮扳回来，并使其倒转的强者，这是事实。然而，任何历史的倒退，会给国家，人民，甚至她自己，带来什么福祉吗？无论什么样的复辟，总是不得人心的。假设如某些人所愿，又回到他们所期盼的票证时代，每年一把花生米的那种贫困的社会主义，我想，他们那张淡得出水的嘴，也会骂自己混账的。因此，老太太和衣睡在居庸关乡下人家的硬炕上，一夜未眠，恐怕也有一丝后悔，还不如让光绪搞他的新政呢！
据说，光绪随西太后逃到怀来，说过一句话，当时目击者“曾闻皇帝言曰：‘所以使余等至此者，皆拳匪所赐。’”他自被黜以来，很少表态，这个他得出的结论，看来倒使后人懂得：中国人对于具有暴力性质的革命，倒是乖乖服帖者多，而对于手段温和的改良或改革，所遇到的阻力，却常常是强烈和巨大的。改革之难，有时真是难于上青天，每走一步，并不比革命者于刀枪剑戟中，杀出一条血路更轻松。
因为改革者面临的不仅是维系既得利益的政治反对派，还有人数多得多的愚昧落后的民众，他们由于眼前一时的利害关系，在没有尝到改革的好处，甚至在领受到甜头，也会在感情上容易与无知守旧的官僚集团，结成神圣同盟。而贪官污吏，则是这个同盟中绝对的中坚分子，他们将失去得最多，所以，冀图扼杀改革的欲望比谁都强烈。这就是老太太所以哭，哭他们不成事，光绪之所以恨，恨他们把大清王朝推上了绝路的原因。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孔夫子的话：“温故而知新。”在改革开放二十年之际，回顾一下这段老太太哭鼻子的历史，不也颇有一点启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