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发的誓，而且是开国皇帝发的誓，对其继承者应该是具有绝对的权威和约束力的。
一千多年前的赵匡胤，敢立这块不杀士人的石碑，固然出于他万世基业的考虑，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势所必然的、符应社会发展的行为。中国人好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赵匡胤要结束中国军人对中国政治的干预，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此乃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真理，但这句话只是半句，另外半句，早在一千多年前，赵匡胤就身体力行做到了，枪杆子可以出政权，但这个政权绝不能再被枪杆子左右。实行文官制度，由政治家治国，而不是军事家治国，便是赵匡胤执政的奋斗目标。誓碑虽小，意义重大，因为它极其明确地刻出了“不杀”二字，也就给了实行这种文官制度的最起码保障。
在此之前，中国的士人，也就是文人、读书人、知识分子，是被统治者视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衙役”，是被权力拥有者视为用得着时用之、用不着时甩之的“抹布”，是被当官的、有钱的、拿刀动枪的视为可以骑在头上拉屎撒尿的发泄对象，当然更是以秦始皇为首的暴君们视为大逆不道的整肃对象。在此之后，至少在这块深藏于密室的誓碑上，有一行字，士人不可杀。大宋王朝，第一，并非没有杀过士人的纪录；第二，也确实有士人杀得较他朝为少的纪录，因此，这誓碑意义非凡。
中国之文化精神，其辉煌灿烂，其博大精深，其传统悠久，其生命力蓬勃，是有超越历史而万劫不灭的能量。视文化为民族生命，视文人为国家栋梁，乃有史记载的三千多年以来中国人的精神传承。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是因为其国力强大，不是因为其人口众多，不是因为其地大物博，也不是因为其历史悠久，而是因为其拥有的这种文化渊源。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败弱过，穷困过，破碎过，被人侵略得险几亡国过，但之所以得以衰而不败，败而不灭，灭而重生，生而不息，得以筚路蓝缕，走出困境，含苦茹辛，摆脱绝地，全在于支撑着我们精神的这颠扑不破、历久弥新的由方块字组成的文化传统。在中国，也许一段相当时间内，文明，会被抑制得喘不过气；文化，会被扼杀得了无生气；文人，会被钳制得万马俱喑；文学和文艺，会被整肃到寸草不长，颗粒无收。但是，这种誓碑上的精神传承，犹如横亘在中原腹地的长江大河一样，枯水期再长，也不会断流。
中国人经过千年以上的摸索，由昏沉蒙昧的黑夜，走向启迪觉醒的黎明，赵匡胤顺应了这样的潮流，故而王夫之在《宋论》中曾经说到这块誓碑，“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内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一个受到压迫的人，方知不受压迫之可贵，同样，一个压迫惯了的人，要他收手不压迫人，也难。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深知文人在压迫下，难以为文，难以为人，这位遗民甚至要躲到湘西石峒，才能摆脱大清王朝文网的压迫，所以，他对赵匡胤的这项措施，评价极高。道理很简单，人只有一个脑袋，可不是韭菜，割掉一茬，仍可再长一茬。因此，赵匡胤这块誓碑，基本能够约束后来的执政者，给文人一点安全保证。中国封建社会，一共有过三百多个皇帝，只有他发了不杀士人的誓，舍他，无人敢做这样的承诺，而且，大宋王朝三百年，勉勉强强也还是按照他的誓言去做，不杀，或者尽量不杀士大夫，所以，他真是很了不起。
这一点，赵匡胤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历史上少有人注意宋太祖此举，即或有，也一笔带过，或者存疑，只有王夫之，以“盛德”二字表示他衷心的赞美。
赵匡胤的这块誓碑，有论者以为，不仅达到中国封建王朝全部历史上的“民主”高峰，更有论者谈及，还说明了昏君、庸君也许不把这种精神传承放在心上，不等于明主、英主不把这种精神传承不当回事。秦始皇焚书，医药的书，农林的书，他是不扔到火堆里去的。这说明，即使暴君在下手屠杀文人、灭绝文化时，他作为一个中国人，这种血脉传承的精神渊源，也还在起着作用。除非他已经是畜生，是野兽，否则，总会存有一丝一缕的考虑。这也是五千年中国文化传统，得以绵延至今，还发扬光大的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有宋一代，对于文人比较优容，也比较信任，其人事政策的始源，是与这块在建隆三年（962）所立的誓碑分不开的。
德国汉学家库恩（DieterKuhn）在《宋代文化史》一书中指出，中国11世纪至13世纪发生了根本的社会变化，首先，文官政治取代了唐朝的以地方藩镇为代表的军人政治，受到儒家教育的文人担任政府高级行政官员；孟子以王道治国的思想第一次付诸实施。其次，宋朝在农业文明、城市文明和物质文明（如手工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农业技术的新发展、新土地的开发，以及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奠定了宋朝经济繁荣的基础。城市商业和手工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出现了以商人为代表的新富人阶层，促进了饮食文化、茶文化、建筑和居住文化的发展。因此，库恩甚至认为，宋朝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和近代的开始。
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RhoadsMurphey）的《亚洲史》第七章中国的黄金时代，对于这个黄金时代有精彩的论述。
——这是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的时期。它拥有大约一亿人口，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
——在宋朝，作为中华帝国主要光荣之一的科举制度达到了它的顶峰。得到选拔的官员中，有三分之一或更多来自平民家庭，如此高的社会地位升迁比例，对于任何前近代甚至近代社会来讲，都是惊人的。（以上摘录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关心文学史，对于唐宋文人稍有所知的读者，一定会了解宋代对文人授官之高，胜于前朝。以唐宋八大家为例，唐授韩愈、柳宗元的官位，也就是刺史、侍郎等职，相当于省市一级，甚至不过地市一级。而欧阳修、苏轼的官位，大抵相当于省部级，而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等人，更是进入中枢决策层面的要员。这就是王夫之对赵匡胤所赞美的“不谓之盛德也不能”了。
虽然说到赵匡胤，都会加上“行伍出身”四字，他的御像，也是粗黑肥硕，与读书人之文雅清秀毫不搭界。其实从他的祖辈起，历后唐、后晋、后汉至后周数朝的军人世家，不仅拥有殷厚的根底，还渐渐拥有门阀的褒望。从他的高祖开始，为县令者，为藩镇从事者，为刺史者，为检校司徒者，不一而足，在涿州时即为名门望户，在太原时更为世家豪族，当赵匡胤出生在洛阳夹马营时，家道不幸中落，然而，大户人家的出身，贵族后裔的履历，诗书礼教的素养，传统精神的渊源，在气质上、在教养上，已非前辈那一派赳赳武夫的形象。
凡读过孔孟之书，受过学塾教育，稍知斯文修养，略懂温良恭俭让的中国人，对于文明的趋附，对于文化的亲和，对于文人的认同，对于方块字的敬重，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稔知熟悉的亲近感、亲切感。而那些识字不多，读书不多，思想狭隘，意识愚执的农民和小生产者，也就是那些以大老粗为荣的，而且还握有一定权力的人，才会抵制文明和文化，才会忌畏文人和士子。因此，与文化素质有缺陷的领导人，或文明修养有差池的掌权者，是根本找不到共同语言的，这就是庄子在《秋水》里所讲：“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这就是与一个坐井观天的人，无法交谈万里无云的广阔天空一样，局限于视野，偏颇于眼界，拘束于心胸，窒碍于头脑，一个正常人不可能与一窍不通的榆木疙瘩，彼此沟通，相互呼应的。
巴尔扎克有言，不经过三代的陶冶，成不了贵族。《千里送京娘》中的那个善良护送弱女子的男主角，就是赵匡胤。其正直，其正派，其正经，其正大光明，成为话本演义、弹词杂曲的正面形象。赵家虽属武将，世代从军，但宋太祖却是个异数，酷爱读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公元958年，“从世宗平淮甸，或谮上于世宗曰：‘赵某下寿州，私所载凡数车，皆重货也。’世宗遣使验之，尽发笼箧，唯书数千卷，无他物。”据《宋史》：“既长，容貌宏伟，器度豁如，识者知其非常人。”甚至为周世宗柴荣视为隐敌，而心怀戒意。
崇文抑武，在赵匡胤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做不到，以儒冠为尿壶的汉高祖做不到，动不动拿文人祭刀的魏武帝做不到，甚至连从谏如流的唐太宗也做不到，因为，李世民征讨一生，武是第一位，文是第二位，这是他必然排序，也是历代最高统治者的必然选择。而赵匡胤能做出历朝历代都未有过的改变，应该是他总结了唐末至五代，从公元875年黄巢之乱起，或许从公元755年安史之乱起的二百年间频仍战乱的历史经验。陈桥兵变当上皇帝以后，如何改变唐末至五代以来，各地藩镇节度相互割据，军人统领行政，胡作非为的弊端，如何消除动辄刀枪相见，兵燹成灾，中央操控不了，天下大乱的败象，成了他念念不忘之事。他曾经对赵普感慨过，“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在他眼中，一百个文臣的贪浊，其危害性也不如一个将领的作恶。所以他下决心要用文人治国理政，于是，就有这块誓碑，不得杀士大夫，虽然是最低程度的安全保证，但却给文人从政为官，发挥才干，敢于直言，恪尽厥职，创造出宽松的氛围、良好的环境。
唐二百多年，进士登科者三千多人，宋朝三百年间，进士登科者十万多人。这充分说明赵匡胤是下决心要实行文官制度的。为此，他在选拔人才上、储备人才上，采取兼收并蓄、多多益善的政策。而且直接取之于民间，实施最公平的择优录取的方针。
宋代采取重文抑武的国策，第一是赵匡胤对于历史的经验总结；第二是他自身文化素养、精神渊源的影响所致；第三恐怕更是他对于武将夺权篡位的巨大威胁，始终不敢掉以轻心，耿耿于怀的警惧。因为他自己搞过这样一次突然袭击，也就是“陈桥兵变”，侥幸成功，他不能不戒之惧之，不能不防患于未然，不能让别人再捡这个便宜。其实“黄袍加身”的发明权，并非他的首创，而是蹈袭他的上司郭威，他的老长官起事就更仓促了，甚至连黄袍这样重要的道具也未准备好，只是扯下旗杆上的黄旗，裹在身上，就剑不出鞘，刀不血刃，把江山夺了，这种投入极低，产出极高，堪称价廉物美的兵变模式，对那些野心不小，胃口很大，头脑简单，手握虎符的将帅，肯定极具诱惑力。所以他当上皇帝以后，自然不能让别的将领，如法炮制来对付他。说白了，这种兵变模式，太容易被复制了。更何况他亲眼目睹唐代拥兵的藩镇，是如何不停制造内乱，五代跋扈的武将，是如何夺权篡国称帝的，而要让将领们死掉篡夺之心的最佳之计，莫如剥夺他们统兵之权，变成一个光杆司令。因此，这才有赎买政策的“杯酒释兵权”，这才有“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的军事建制，这才有重用文官的系列措施，这才有大量招收士子的科举制度，这固然是后来败亡的“极贫”“极弱”和“三冗”（“冗官”“冗兵”“冗事”）后遗症的由来，但也是因经济发达、市场繁荣、文化鼎盛、科技昌明，造成大宋王朝成为中国历史转折点的原因。
关于这块不杀士大夫的誓碑，首见于宋代叶梦得的《避暑漫抄》：“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四时八节的祭祀），及新太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变，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间，曹勋自金回，太上寄语，祖上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及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