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亲披黄金甲，陈铁马一万骑，甲士三万人，前后部鼓吹，俘二伪主及隋氏器物辇辂献于太庙。高祖大悦，行饮至礼以享焉。（《旧唐书》）

如此旌旗蔽日的千军万马，如此剑戟戳天的铁骑劲旅，这不是示威，还能是什么？老爷子无论如何也是“悦”不起来的。没有办法，他有愧于这个儿子，对这位拥兵自重，率部压城的秦王，他有沉重的负债心理。怎么办，李渊只能以超规格赏赐，来安抚他，实施政治上的赎买了。

高祖以谓太宗功高，古官号不足以称，乃加号天策上将，领司徒，尚书令。（《新唐书》）

十月，加号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上。增邑两万户，通前三万户。赐金辂一乘，衮冕之服，玉璧一双，黄金六千斤，前后部鼓吹及九部之乐，班剑四十人。（《旧唐书》）

为什么老爷子感到歉疚呢？据《新唐书》载：“初，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及取天下，破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等，太宗功益高。”没有秦王，不可能有李渊的今天。但是，武德元年，禅隋立唐，按嫡长制的封建继承传统，他立李建成为太子。这当然无可厚非，然而却是一步臭棋。这个庸君，多好说不上，多坏也说不上，指望他有超常的英明之举，立嫡选贤，是不可能的。但这样一来，摆不平这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儿子，制造了三兄弟的尖锐矛盾，成了老爷子的心病，也成为唐朝初年的乱源。

一、李世民一心要“苦迭打”，而且除此以外，别无选择；

二、李渊怕李世民“苦迭打”，拼命采取补偿措施，封官许愿，物质满足；

三、李建成有危机感，很怕这位老弟搞“苦迭打”，便与李元吉结盟，并联络后宫佳丽，因为老爷子好色，枕头风很管用，努力打压削弱秦王。

权力，即诱惑；最高的权力，是最高的诱惑。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官，还抢得头破血流呢，何况皇帝，南面为王？到了公元626年（武德九年），三兄弟针锋相对的权力斗争，已经公开化、白热化，基本上无法缓解了。而李渊突然火上浇油，更加剧了李世民的“苦迭打”的进展速度。

我估计，唐高祖刚刚花甲之年，已经患有老年痴呆的早期症状了。

也许中国当皇帝的人，位高权重，养尊处优，耽于声色，放纵欲望（不光光是性欲，还包括一切一切的欲），结果，反倒促使人的生理机能加剧退化。正如熟得过快的瓜，未破先娄，外观还说得过去，内里早就一锅糊涂糨子。这种越活越颠倒、越老越错乱的不死之死，似乎是中国最高执政者难逃的宿命。

上（即李渊）晚年多内宠，（生殖能力到老而弥壮，先后生有）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竞交结诸长子以自固。建成与元吉曲意事诸妃嫔，谄谀赂遗，无所不至，以求媚于上。或言蒸于张婕妤、尹德妃，宫禁深绝，莫能明也。

一方面，是两个儿子告御状，另一方面，是若干女人嚼舌头，李渊对李世民的政策，忽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收回以前所有承诺，不再采取怀柔政策，与此同时，拆散他的队伍，调开他的将领，处置他的部属，削弱他的实力。高祖的变卦，不是在消解矛盾，而是在激化冲突，逼得李世民刻不容缓地启动“苦迭打”程序，决定在玄武门一锤定音。

而要将李建成、李元吉，齐聚于玄武门而歼之，他是请不动的，必须有父王的传唤，才能将他们召来。

六月三日晚，李世民决定激怒高祖，就抓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的这个“蒸”字，使得这只自以为雄风不倒的老公鸡，立刻血压升高，手脚冰凉。何谓“蒸”？即“下与上通奸”。接下来，李世民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陈情：“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在气头上的李渊，正被绿帽子弄得怒火中烧，哪里再听得下去，只是吩咐他：“明当鞫问，汝宜早参。”便回后宫处置那两个淫妇去了。（袁枢《通鉴纪事本末》）

次日清晨，他一心等着这场三堂会审，当面对质。可日已当顶，既不见原告，也不见被告。还在纳闷，还在游艇上闷闷不乐之时，那宫城北门早就驳上火了。冷兵器时代，其实是无声的战争，宫城又大，战场上的厮杀动静，根本传不到他耳边。

他哪里料到，心毒手辣的李世民，早做好套子，率部包围住匆匆进宫来的两兄弟。他在暗处扯满了弓，心里在说：“老哥，你就看箭吧！”他要先消灭这个抢了他太子位的哥哥，方解心头之恨。这就是杜甫那首《前出塞》的诗所写“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了。

虽然他们同为一母所生，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决战一刻，也就无所谓血缘，无所谓亲情。他先张弓射杀其兄李建成，接着尉迟恭又与他一起杀了其弟李元吉。更无比残忍的是，嘁里咔嚓，将太子五子——李承道、李承德、李承训、李承明、李承义；元吉五子——李承业、李承鸾、李承奖、李承裕、李承度，统统斩草除根，一个不留。

据说，只有李元吉的妻子，人称小杨后的漂亮女人，是唯一的例外，不但没有受到驱逐出宫的威胁，也没受到被迫为尼的处置，而是被李世民一把抱起，放在自己的坐骑上，带回到秦王府，成为新宠。《新唐书》卷八十《太宗诸子》中，曹王明之列传如此写着：“曹王明，母本巢王妃，帝宠之，欲立为后，魏征谏曰：‘陛下不可以辰赢自累。’遂止。贞观二十一年，始王曹，累为都督、刺史。”从这种行为可以看到，兄死娶嫂、弟死纳媳的边外民族之风俗，对李世民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魏征是中原人，自然会认为伤风败俗。

李世民先杀了一兄一弟，后杀了他俩的儿子，加在一起，共十个侄子。至此，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下去，随即进得宫内，与老头子理论。其来势汹汹的样子，其杀气腾腾的神气，在场的大臣很清楚，显然是要和这位进退失据、前后矛盾、昏庸失察、轻信谗言的老爷子算账的。如果李渊硬是不合作的话，不是手起刀落，身首分离，就是推下船去，将其溺毙。对一个六亲不认、杀红了眼的人来说，已经杀掉这么多的兄弟子侄，还怕多杀一个亲老子？

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唐高祖以秦王之故，两子十孙同日并命，不得已而禅位，其方寸为如何？”李渊只好识相，只能知趣。他不傻，别以为他这个儿子干不出弑父的事情来。虽然如今上了年岁，无论如何，想当年也曾经是一位枭雄，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光棍原则，久惯江湖的他，还是懂得的。尤其看到那个满身披挂、持矛带刀的尉迟敬德，他儿子李世民的最得力助手，必然是这次政变的武装力量总指挥，已经命令游船靠岸。

那一张铁青的脸，使他顿时清醒。第一，他不再是昨天的李渊；第二，他儿子也不再是昨天的李世民了。昨天的李渊要李世民死，这儿子绝活不成。同样，今天的李世民不想让李渊活下去，他这个老子也是必死无疑。李渊不得不承认自己输了，更不得不表示自己服了。

第一步，他答应先确立其太子地位，马上昭示全国；第二步，他答应乖乖禅位当太上皇，保证退居二线，不碍手碍脚。有了这个许诺，裴、萧、陈三位又给他做足面子，“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司马光《资治通鉴》）

李世民何等聪明角色，见好就收，马上跪下来，仰脸凑上去，吮吸老爷子的乳头，表示不忘根本。这种效忠礼节，有点莫名其妙，如此匪夷所思的场面，当然相当可笑。也许李氏祖先，出身夷狄，有这样一种奇风异俗吧？

于是，李世民从玄武门这片“血泊”中，开始他的“贞观之治”。后来，人们记住了“贞观之治”，而忽略了“血泊”，也就不去计较他的那些无法见诸光天化日的“慝”。

因为中国人对于统治他们的皇帝，要求其实是很不高的。你不杀他，他觉得万幸，你给他一口饭吃，他感到皇恩浩荡。经历了太多的庸君、昏君、淫君、暴君，居然在一筐烂苹果中，还有较为完好、说得过去的一个唐太宗，也属太难得、太稀罕、太金贵了。哪怕果皮上有些锈渍斑点，有些磕碰硬伤，也就不那么当回事，也就瑕不掩瑜，帮着他把历史的这一页翻了过去。

偶读近人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他谈到李世民的这次“苦迭打”时说：“惟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太宗所以能制胜建成元吉者，其关键实在守玄武门之禁军，而旧史记载殊多隐讳，今得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伯希和号2640李义府撰常何墓志铭以供参证，于当日成败所以然之故益了然可知矣。”

看来，这次“苦迭打”关键之关键，是玄武门禁军首领常何，史书都讳而不谈了。

这位李建成的部属，并非是在那天战场上的阵前倒戈，弃暗投明的，而是早就被李世民所笼络，所收买，而归顺成为埋在玄武门的内应。李建成、李元吉在六月三日夜里，已经得到张婕妤的线报，获悉李世民已伏兵太极宫。明知阴谋，仍敢大摇大摆地进宫，他也是深信不疑玄武门是他的地盘，禁军听他的指挥，常何是他的嫡系。没想到，一进皇宫，状况丕变，立刻陷入腹背受敌的死地，只好交出性命。

可想而知，这个收买常何的过程，自非一天两天；这个将玄武门的控制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的过程，更非一年两年。唐太宗谋权夺位之心，与后代“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真理不谋而合的“苦迭打”准备，也就是王夫之所说的“慝”，早就烂熟于心，早就成竹在胸，早就准备无所不用其极，早就打算用同胞兄弟的血肉骸骨作垫脚石，登上九五之尊的宝座。

这就是伟大的唐太宗很不怎么样的一面了。

因此，我对于史，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无论过去的，还是后来的，当然更包括现在的，都持半信半疑态度。可以读，不可以信，可以引以思考，不可以据以当真。大概没有偏见，无以成文人；没有矫情，难以成历史。所以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一部中国历史，概括起来，无非欺和瞒这两个字。细细想去，真是很有道理的。

也许，这话说得有点绝对，但有助于我们懂得，如何避免去做别人思想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