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6年的夏天，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的清晨，秦王李世民在京师长安的皇宫北门，也就是太极宫的玄武门，发动了一次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武装叛乱。这一场唐朝的“苦迭打”，使得中国历史上的“样板”皇帝，正式登上“贞观之治”的舞台。

“苦迭打”，意即“政变”。为日文的外来语，由法文的“coupd'état”音译过去。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一些好时髦、好洋货的知识分子，将它从东洋搬到中国来。和当下的中国文人一样，那时的知识分子要不说上几个洋人的名字，或者，要不写出几句洋人的词语，就好像早晨起床以后没有刷牙，满嘴不自在的感觉一样，这成了一种数典忘祖的病态。

“苦迭打”一词，到中国后，可能由于水土不服的缘故，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然而，阴魂不散，公元1966年，也是个夏天。有一天，我从一份叫作《井冈山》的战斗快报上，看到在一次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这个久违了的词汇“苦迭打”，忽然跳入了眼睛，我吓了一跳。

那时，横扫一切的“革命派”，虽造反勇气无比高涨，但基本文化相当缺失。于是传了我这个“牛鬼蛇神”去。

问我，何谓“苦迭打”？

我说，即中文之“政变”。

又问，是他要“政变”别人，还是别人要“政变”他？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不敢回答，也不想回答，唯有咬紧牙关，三缄其口。尴尬地冷场三十秒以后，我听到头儿口中喷出一声“滚”，便马上抱头鼠窜而出。后来，这个贩自东洋的外来语，又很快在中国的语言环境中消失了。

话题还是回到唐代那次李世民的“苦迭打”上去。

大唐武德九年，六月里的这一天，都城长安的天气不错，可高祖李渊的心情却不好。尽管花红柳绿，碧水漪涟，一派宜人的仲春景色，泛舟宫内湖上的他，却没有平素里雄激素蓬勃、性冲动踊跃的样子。

这位老爷子，有点精神不振，有点情绪失常，还有一种大事不好的预感。

唐时京师的规模，现在的西安包括郊区再乘以十，恐怕都赶不上。因此，李渊在隋代大兴宫基础上扩建起来的太极宫，数倍于北京的紫禁城，当是可以肯定的。太极宫里的东海、西海、南海三池，以唐朝人的大气派、大手笔，大概比今天北京城里的后海、北海、中南海，要宏敞宽阔得多。然而，陛下的意乱心烦，让那些簇拥着他的女宠们，不知该怎样来哄老人家开心。

陪他乘船同游的裴寂、萧瑀、陈叔达等几位近臣，心里当然明晰得很，正是他的三个儿子，老大李建成、老二李世民、老三李元吉，为权位之争，已经闹到乌天黑地，不可开交的地步，这令他焦头烂额。而其中，最让他吃不准的，就是秦王。此时此刻的李世民，绝对是一座开始冒出通红岩浆的活火山，只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爆发，什么样子的爆发，是天摇地动，是翻山倒海。事情发展到这种无计可施、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三无境界，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一触即发、非炸不可的场面，因此。整个太极宫内，笼罩着一股不祥气氛。

李世民是个好皇帝，那是后话，但他夺得权位的手段，不敢恭维。

清人王夫之责疑：“况太宗之以夺大位为心，有不可示人之巨慝乎？”（王夫之《读通鉴论》）“慝”，就是邪恶。这位学者认为他“慝”得很。由于他的贞观之治，曾经是历史上令人憧憬的黄金时代，所以千年以来的中国人，通常都避而不谈他的这个“慝”。

然而，这场“苦迭打”，从玄武门对李建成射出第一箭开始，到最后将老爷子逼当太上皇为止，作为电视连续剧的每一出，每一个分镜头，无不充满了“慝”。这出他自编自导自演的大戏，足可以看到他蓄谋已久，处心积虑，全力以赴，使出浑身解数，为攫取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早就准备“喋兄弟之血于国门”，无恶不作的。

所以，王夫之说，别以为他是什么好东西，当他“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之心无毫发之存者也”。这时候，做出如此禽兽不为的恶行，他的结论是，这位中国历史上的“样板”皇帝，“不可复列于人类矣”（王夫之《读通鉴论》）。

王夫之的结论告诉我们，再伟大的人，有其“伟小”的一面，“伟小”这个词汇是不存在的，它的意思却人人都能体会。知其伟大，识其“伟小”，大概就是我们阅读历史时，应该具有的最起码的辩证法了。

然而，成者为王败者寇，在中国，谁赢了，谁就嘴大，谁就有理，谁输了，谁就是臭狗屎，谁就会被踏上千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一部二十四史，从来都是胜利者的大嘴史，失败者的完蛋史。我的古代同行，那些中国文人们，也许本意想写出真实，也许内心想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可他们长有这份胆子吗？他们敢不视胜利者的眼色行事吗？领导画一个圈子在那里，打死他也不敢出格的。因为他们得靠皇帝老子赏饭吃，不知什么时候皇帝老子一不高兴，摸摸你的脑袋，捏捏你的脖子，怕是吃什么都不会香的了。

这样一来，文人们便努力放淡得无味的屁，尽量闭上说真话的嘴，于是，玄武门之变的负面部分、肮脏部分、黑暗部分、见不得天日的部分，也就是王夫之所说的唐太宗的“慝”，在竭力讳言、拼命粉饰、乱加窜改、尽量湮没以后，后人从那些语焉不详的记载中，休想了解当时那场骨肉屠杀的真实历史。

历史，总是让你看它要你看的那些，所以，信史不如疑史。

不过，平心而论，李世民公元626年的武装政变，夺得帝位，对他个人而言，应该得到很高的评价。与他公元617年至627年的荡平群雄，建立唐朝，与他公元627年至649年的贞观之治，一统宇内，可视为他平生中并列的三大杰作。中国的历朝历代，宫廷政变，家常便饭，不可胜数，但达到李世民这次“苦迭打”完美水平者，找不出第二个。

李世民打江山，漂亮；治天下，漂亮；夺得帝位，也漂亮。

就政变，谈政变，你不能不佩服李世民之英明睿智，神武果断，坚定决绝，毫不“费尔泼赖”，一点也不拖泥带水的王者风度。综观这次“苦迭打”全部运作过程，那完美娴熟、毫无漏洞的韬略；那击中要害、攻势凌厉的战术；那策反御军、瓦解劲敌的阴谋；那重点消灭、下手无情的残忍；若不带王夫之的正义感，从政变学的技术角度来看，那父子三人，败倒在他名下，也是活该的。他太强了，不是一般的强，而那三位，一个是笨蛋，一个是混蛋，一个是老糊涂蛋，只好出局。

我不知道秦王府的谋士们，在策划这次政变时，事先作过政治预案没有？敌我双方要付出多大代价。但战果，当得上“多、快、好、省”四字。最少的流血，最小的成本，最短的时间，最佳的善后，几乎不到一个对时，基本结束战斗，太阳尚未完全落山，战场业已打扫干净。人不知、鬼不觉之间，太极宫出现了新的主人。

整个长安城几乎没有被这场“苦迭打”惊动，因为这个城市太大了，加之那时没有手机可发短信，没有网络可传消息，也没有娱记和狗仔队，报道这次政变的一个重要诱因，李渊那两个宝贝儿子，竟联合起来给他们的老爹，戴上绿帽子。也许，这次“苦迭打”的起因，是个永远的谜，究竟这对难兄难弟，睡了他父亲若干太太中的哪几位，连史家都捂着嘴，摇着头，以一句“宫禁深秘，莫能明也”，来搪塞后人。

夜色朦胧中的上弦月，照例挂在城墙的角楼上。它发现谁也不觉得六月的这一天，在玄武门所发生的一切，对大唐王朝来说，意味着什么。平康里那厢的性服务行业，姐姐们照常开门接客，酒家胡开的西域饭店，半裸的胡姬笑靥迎人，曲江池的进士们经常聚会的歌厅，妖娆的歌伎余音绕梁，总之，夜未央的长安城，仍是一派升平气象。

这种投入极少、产出极大的政变，可谓破天荒的纪录。不是我们中国人总爱炫耀那辉煌的过去，就拿这个“coupd'état”来说，翻开《不列颠百科全书》，解释这个词汇所引用的例证，简直令人笑掉大牙。书中认为1799年11月9日（雾月18日）波那巴·拿破仑推翻督政府；1851年路易·拿破仑解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国民议会，为典型的政变。哦！天哪！那小儿科的叔侄俩，所搞的“苦迭打”，与大唐王朝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李世民政变水平何以如此之高，因为他“夺大位之心”久矣！

大唐王朝建国以来，面临着内忧外患，立足未稳，李世民当然不会搞“苦迭打”。公元622年（武德五年），解决了窦建德、王世充两个军阀的内忧以后，而外患突厥颉利还在集结力量之时，他认为可以腾出手来，进行“苦迭打”的谋划了。虽然正史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非常简略，而且反复强调，是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逼迫陷害之下，李世民一再退让，退得无可再退的自卫反击。这当然是御用文人的说辞，掌握了国家机器和舆论导向的李世民，即使拍胸脯，让其秉笔直书，他们也不敢拿自己脑袋开玩笑的。

第一，李世民可不是一个脓包；第二，李渊、李建成、李元吉加在一起，绝不是他的对手。逼迫是有的，陷害也是有的，而李世民之所以一再忍受，不作反弹，正是其狡猾处。两兄弟根本不晓得他们自以为得意的，施之于李世民的一切恶行，恰好给了李世民用来制造舆论，用来邀买民心，用来激励部属，用来张大形象的绝妙卖点。

公元624年（武德七年），也是六月，李世民开始进行政变的试探。他搞了一次盛大的阅兵式，以献俘的名义，以凯旋的形式，亲率野战部队，进入京畿重镇，直接挑战太子的近卫军和皇宫的御林军，这实际上是准备武装叛乱的实兵预习。

正史是这样记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