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策要是生在今天，恐怕也就不会生气，不会震怒到让人吃惊的程度了。恐怕他简直来不及生气，而且也绝对犯不着震怒了。面对当今社会里形形色色、无奇不有的这种功、那种法的大师们和层出不穷的现代迷信浪潮，他纵然是小霸王，也只有目瞪口呆的份。

这些现代于吉，无一不是披着科学的外衣，无一不是打着堂而皇之的旗号，而且也无一不是被官方、半官方、有识之士甚至有相当知名度的人士所支持、倡导或默许、鼓励的。这些很难说是科学的或伪科学的、介乎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种种气功法力、万应金丹、特异功能、圣水巫术，也许有朝一日验证为确实的毫不含糊的科学，也许终究被拆穿不过是“仙人摘豆”之类的骗人骗钱的把戏。但能使得众多的信徒如醉如痴，像大清王朝末年间京城到处设坛焚香、扶清灭洋的义和拳念念有词，硬是相信刀枪不入的狂热一样，是无法不令人为之讶异的。我们无妨称之为“于吉现象”的存在，古今一体，可以发现很多奇怪的惊人一致之处。

孙策最后金疮迸发，二十六岁死于非命，看来确实少年气盛，未能明白“于吉现象”的出现。至少有三个因素，是他不能左右的：第一，翻开史书，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倘非百分之百的迷信，也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相当迷信的，明里、暗里、潜意识里服膺于神仙鬼怪、阴阳八卦、会道教门、邪术神功。于是，“上有好兮，下必甚焉”，拿今天的话说，叫领导支持。第二，因为中国老百姓有浓重的迷信基础，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下，基本上是无助的。而所有的于吉，都以济世救人的面目出现，所以极容易招徕虔诚的信徒。黄巾的张角是施符水治病，于吉也是施符水救人治病；义和团虽不施符水，但习武练功，也是互救共济性质的，因此有群众基础。第三，从史书上看，通常是在乱离之世、人心浮动、不安之年、劫数难定的情况下，便有这种似科学又非科学，似宗教又非宗教，似组织又非组织的精神团契的出现。汉末的黄巾、清末的义和团，应运而生的大背景，是和当时的国势相联系的。

所以孙策断定“汝即黄巾张角之流”，是有一定政治见解的。然而他敌不过“诸将互相耳语，纷纷下楼”，也就是官方、半官方的这种匪夷所思的态度；也敌不过从他母亲起的一个迷信得根深蒂固的社会，于是，他只有死之一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