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蜀、吴三分天下，以刘备最为步履维艰，他一直是在颠沛流离中求生存，并逐步拓展。

魏得天时（挟天子以令诸侯）、地利（中原腹地悉归于曹）、人和（谋臣良将、贤俊宏儒均集中在许都）；吴守江东一隅，励精图治；只有刘备，茕茕独立，无所依傍。他在未入蜀前，先后依吕布，投曹操，奔袁绍，直到向刘表、孙权寻求庇护，不止一次地置妻子家室于不顾，兄弟分散，仓皇逃脱，流离失所。他比之曹操，比之孙权，处于困境中挣扎奋斗的时间要多得多。

到西蜀灭亡为止，它始终是三国中最小的一国。

孙皓降晋时，户口五十二万三千，男女老幼二百三十万。刘禅降晋时，户二十八万，男女九十四万。即使从人口看，西蜀也只有东吴的一半。撰官史《三国志》的陈寿，曾做过蜀国的黄门侍郎，入晋后做著作郎。所以，他把蜀放在吴前，也是一点故国之思的寄托吧？但晋承魏祚，他不得不认魏为正统，因为他当着晋朝的官。但到了罗贯中，笔下就没有这点顾忌了。刘备姓刘，是那个穿着金缕玉衣埋葬的中山靖王之后。自然，刘玄德成了正统。

西蜀不但国力弱于吴、魏，作为领袖人物，刘备也比不上孙权，更比不上曹操。但文学这东西，所以让历代统治者感到挠头的，就是它的功能很难估量；也许什么作用都不起，也许还真能影响后代人的视听。一般说，捂同代人的嘴容易，防民之口，胜于防川，措施还是很多的；要捂后代人的嘴，就怕不那么容易了。例如《三国演义》，把其实不怎么样的刘备，捧成贤德之君，而把称得上是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的曹操，定为一个遭千古唾骂的奸雄，永远一张大白脸，这怕是曹操万万想不到的。

刘备算是个庸人，但在适应环境，谋求生存上，却也有不弱的表演。

在夹缝中求生存，当然也是一种磨砺。既要保存自己，不被吃掉，又要发展自己，以待来日。有求于他人的荫庇时，韬光养晦，保持最低姿态；利用列强彼此矛盾时，挑拨离间，可又不露痕迹。胯下之辱，称臣不二，闻雷失筷，卧薪尝胆，都是为了一个远大的目标。“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这句民间谚语，倒是准确地描绘了刘备在创业过程中的艰辛。由于根基薄弱，实力不足，地盘有限，资历、声望、影响、权威还不到一呼百应的地步，只有在苟安中徐图奋进，在迂回间寻觅生机。空隙总是有的，善于把握住机遇，便会脱颖而出，一展宏图大志。

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两强对立冲突，不共戴天，是矛盾；双方信誓旦旦，拥抱接吻，也不等于就不存在任何矛盾了。强与强，固然是矛盾，强与弱，又何尝不是矛盾？因为弱方要强起来，强方又不甘于弱下去。于是即使在实力并不平衡的两方之间，也存在着强对于弱的蚕食，弱对于强的反抗。强无时不刻地抑制着弱的发展，弱也须臾不忘壮大自己的势力，以期有朝一日真正强大，除非愿意在强方的卵翼下，永远做二等公民，才无进取之心。这样，为了未来长远的打算，韬晦是最好的保护色。

早些时，刘备和关云长、张飞，只求能够站在公孙瓒后面，当一个马弓手、步弓手，就心满意足了。等到做了平原相，孔融派太史慈去请他出兵救陶谦时，刘备很得意地问过：“孔北海知世间有刘玄德耶？”那时，他只求被人承认是诸侯角逐中的普通一员，便洋洋自得了。等到与吕布平起平坐，与曹操有来有往时，他知道自己已是举足轻重的一个方面，便开始端起架子来了。但是，他真正意识到他的存在价值，是从被汉献帝呼为皇叔，而后又被董承邀请参加由皇帝亲自发起的反曹操的神圣同盟，在衣带诏上署上左将军刘备之时。他开始重新设计自己，很有参与最高权力角逐的兴趣了。可在那位奸雄手下，他必须用韬晦来保存自己，然后想尽办法，脱离曹操的羁縻而远走高飞，那是他的当务之急。

正是这种精神上的觉醒，虽在曹操的掌心中，胸怀大志的刘备，在菜园子里挥锄灌溉，表演那份胸无大志的样子，倒也是个不错的演员。一个人在夹缝中生存，如履薄冰，不得不处处谨慎，事事小心，稍有疏忽，便有沉没之险。所以，他在这一段日子里，倒未曾犯什么错误，奠定了他此后发展的基础。这样，他和孙权据江东世族之势，和曹操拥中原腹地之重，是没法相比的。他一无资本，二无人望，三无奥援，最后能够混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地步，也就是可赞可叹的了。

蜀国相对来讲要小一点，但要是看到刘备能从夹缝中生存下来，在群雄争斗中拓展出这一块土地，称国为王，也值得为他喝一声彩的了。

比他兵强马壮、人多地广的那些诸侯，一个个败在曹操手下，刘备最后雄踞一方，倒也说明一个真理：不利的客观条件，倒不一定是成功的障碍。古人云：置之死地而后生。险恶的外部环境，有可能是激励有志者去奋斗，去努力，为改变客观世界而前仆后继的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