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并未杀祢衡,祢衡被送到刘表处,刘表又把他送到黄祖处,结果还是因那张骂人的嘴掉了脑袋。
击鼓骂曹固然痛快淋漓,但孤注一掷的战斗,从此成为绝唱。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既勇敢又脆弱、有胆量无谋虑的弊病了。
中国历来的知识分子,可分为拥护统治者和反对统治者,以及间于其中的既不拥护也不反对,或一时拥护多些反对少些,或一时反对多些拥护少些这样三种类型。极其拥护者,成为俯首帖耳的御用文人,饵之以利,赏之以名,随班唱和,装点斯文,好办;极其反对者,成为持不同政见分子,言论获罪,文字有狱,焚书坑儒,钳口结舌,也好办。此两类人加在一起,在知识分子总量中,并不占多数。
所谓“两头小,中间大”,主要指处于中间状态的这大多数,也是中国历来的统治者最感头疼的一拨。重了不是,整个社会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总是不正常的政治现象。轻了也不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强烈,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他们很自然地要和大多数人心气相通,若不仅止于腹诽的话,必有许多令统治者挠头的事发生。这是一柄双刃剑,谁在台上,都会为难的。像孔夫子对女子和小人的评价一样,“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杀,大概不是办法,至少不是最佳之计。千百年来,统治者又何尝手软过,但所谓的“士”,也就是知识分子,虽百死也不无一悔,那份忧国忧民之心,仍然如故,而且也不乏祢衡式的勇敢者。所以,只好从孟子说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来寻找统治者与知识分子磨合的途径。可这种寄寓于君主有道的乌托邦式的想法,究竟有多大的现实性,是值得存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