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并未杀祢衡，祢衡被送到刘表处，刘表又把他送到黄祖处，结果还是因那张骂人的嘴掉了脑袋。

击鼓骂曹固然痛快淋漓，但孤注一掷的战斗，从此成为绝唱。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既勇敢又脆弱、有胆量无谋虑的弊病了。

中国历来的知识分子，可分为拥护统治者和反对统治者，以及间于其中的既不拥护也不反对，或一时拥护多些反对少些，或一时反对多些拥护少些这样三种类型。极其拥护者，成为俯首帖耳的御用文人，饵之以利，赏之以名，随班唱和，装点斯文，好办；极其反对者，成为持不同政见分子，言论获罪，文字有狱，焚书坑儒，钳口结舌，也好办。此两类人加在一起，在知识分子总量中，并不占多数。

所谓“两头小，中间大”，主要指处于中间状态的这大多数，也是中国历来的统治者最感头疼的一拨。重了不是，整个社会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总是不正常的政治现象。轻了也不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强烈，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他们很自然地要和大多数人心气相通，若不仅止于腹诽的话，必有许多令统治者挠头的事发生。这是一柄双刃剑，谁在台上，都会为难的。像孔夫子对女子和小人的评价一样，“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杀，大概不是办法，至少不是最佳之计。千百年来，统治者又何尝手软过，但所谓的“士”，也就是知识分子，虽百死也不无一悔，那份忧国忧民之心，仍然如故，而且也不乏祢衡式的勇敢者。所以，只好从孟子说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来寻找统治者与知识分子磨合的途径。可这种寄寓于君主有道的乌托邦式的想法，究竟有多大的现实性，是值得存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