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粥一事，是中国旧时文人笔下时常涉及的，因而，有关粥的文字甚多。清代的袁枚，是位讲究饮食的文人，他在《随园食谱》里，对粥下了一个很经典的定义：“见水不见米，非粥也；见米不见水，非粥也。必使水米融洽，柔腻如一，而后谓之粥。”宋代费衮《梁溪漫志》里，有一篇《张文潜粥记》，讲得更为透彻。“张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谷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脏腑相得，最为饮食之良。妙齐和尚说，山中僧将旦，一粥甚系利害，如或不食，则终日觉脏腑燥渴。盖能畅胃气，生津液也。今劝人每日食粥，以为养生之要，必大笑。大抵养性命，求安乐，亦无深远难知之事，正在寝食之间耳。”

这说明粥的作用，除物质外，尚有精神上的妙不可言之处。宋代陆游有一首《食粥诗》，更将粥与长生法联系起来。“世人个个学长年，不悟长年在眼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其实，这也是陆游的自勉罢了。因为在中国，凡贫困家庭，大都离不开粥。粥总是和粮食匮乏联系着的，从这首诗里，看到清寒文人于困顿中的超脱，于窘迫中的豁达。他们笔下的粥，就不仅仅果腹了。一位伟人说过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干稀搭配”的“稀”，其实也因为米少才不得不如此的应对之道。

苏东坡在朝廷中被排挤出来，放浪江湖，写出过“半夜不眠听粥鼓”的诗句，也是这种意思了。因为和尚没有晚餐这一说，连做梦也惦着那碗热烫的稀粥，这就是“山中僧将旦，一粥甚系利害”的缘故。苏轼留宿金山，自然与寺庙里的和尚一样，也要等待着天亮以后的这顿粥了。在《大风留金山两日》这首诗里，苏轼写出了他与官场决绝的自负：“龙骧万斛不敢过，渔舟一叶从掀舞，细思城市有底忙，却笑蛟龙为谁怒？”唯其如此落拓不羁的心情，跌落到生活底层，饱尝艰辛之后，东坡先生才有这种聆听粥鼓的亲切感情吧！

后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提到了裴子野。说这位文人“有疏亲故属，饥寒不能自济者，皆收养之。家素清贫，时逢水旱，二石米为薄粥，仅得偏焉，躬自同之，常无厌色。”这是很令人感到温馨的大家一齐喝粥的场面，也只有清寒的文人，才能体会别人饥饿的痛苦。大凡太快活，太优裕，经常酒足饭饱，声色犬马的作家，是不容易体会饥饿、贫穷的真切滋味的。所以，郑板桥在山东做七品芝麻官的时候，给他家人写信，说“十冬腊月，凡乞讨者登门，务饷以热粥，并佐以腌姜。”中国文人与粥，这种不同一般的感情，是由于他们的切身体验而来。正因如此，这些喝粥文人的文章里，才能多多少少地反映出民间的疾苦。

大家同是喝粥者，心情易相通；你我同是肉食者，脾性能接近。饮食的不同，也能起到“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的分别。看《水浒传》，便知道凡赞成“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好汉，都聚齐到梁山泊；而淡茶一盏，薄酒一杯，小菜一碟，谈诗论文，肯定是《儒林外史》中文人雅士们的集会；但到了吆五喝六，猜枚行令，觥筹交错，水陆纷陈的场面，不消说，在座的便全是《三言两拍》里官佐商贾，市井小人，“酒肉朋友”，“饮食男女”之流；若是只能听到领导英明，干杯致敬，日后高升，多加提携，无休止的抬轿吹拍，捧场喝彩之声，便知是《官场现形记》里的盛会，在那里落座的，保险不会有一位喝粥人士。

由此看来，经常食粥的文人，处于生活贫穷线上，多属清寒之辈，当无大错。曹雪芹就是一位喝粥的作家，而且由于喝粥的缘故，了解人世的沧桑，时事的艰窘，仕途的险恶，命运的坎坷。若是他一直过着“钟鸣鼎食”、“锦衣纨袴”的生活，未必会写出《红楼梦》来。他的文友敦诚、敦敏兄弟，在诗中说到他贫居北京西山时的窘迫景况，“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使我们知道他也是文人中的“食粥族”。

敦诚的诗，自然有诗人的夸张成分，是不必太当真的。曹雪芹那时的确生计艰难，但尚可以到小铺去赊二两酒，看来，还不到只能以粥果腹，舍此别无其他的地步。因为，按常理，即使再薄的酒，也比再稠的甚至坚硬的粥，多费上几文。何况中国人喝酒，最起码要一碟花生米吧，连斯文扫地的孔乙己，还以茴香豆下酒呢！若以郑板桥自叙的“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官”而言，能相信他是一位吃了上顿无下顿的七品县令吗？然而，正由于他们在物质世界里，与大多数人处于同一生活水平线上，因此在认知上，更接近劳苦大众一些，是自然而然的事。而那些戴着白手套，坐在象牙之塔里的作家，无切肤之痛，也就难以共鸣，便一点不奇怪了。

由于喝粥的结果，这些文人，多半喝出一个淡泊的精神世界，或坚贞自守，或安贫乐道，或充实自信，或知足不争，但在他们的笔下，却总是程度不同地要发出对社会、对民众、对国家、对世界的真实反响。有的，哪怕为之付出生命，也要说出大多数人想说的话，这就是喝粥文人与大多数喝粥普通人的心灵感应了。

古人言：“肉食者鄙”，这一句话，细细琢磨起来，是很有道理的。文学，要都是风花雪月，没有老百姓的真情实感，恐怕也够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