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阮葵生的《茶余客话》里说：“交木两支，如交椅之称。胡床，即交椅。”从这段话，可以证明交椅是舶来品，不是汉族的器物，是从北方游牧民族那里引进的。

古代中国人，席地而坐，用不着椅子。这种遗风，如今可以从日本人使用榻榻米的习惯看出来。我们常说的“举案齐眉”，主人公梁鸿和他的太太，能够很轻巧地把案子举到眉毛的高度，因为他俩举的案，其实是个托盘，而这对贫贱夫妻，不可能准备太多食物，两人盘腿坐在榻榻米上，举起来不甚费力。倘若托盘里菜肴很多，七碗八碟，有汤有水，恐怕就不大容易相敬如宾了。因为屁股落地，腿使不上劲，很难着力。

胡床，至少从汉代后期，就传入中原地区。《三国志》裴注引《曹瞒传》：“公将过河，前队适过，（马）超等奄至，公犹坐胡床不起。”一直到隋朝，因为杨坚在北周供职时，曾被周文帝赐胡姓“普六茹”，不再姓杨，估计此公内心里始终憋股火，等他篡周称帝后，凡是与“胡”有关的事物，十分忌恶，从此，胡床便叫做交椅了。

胡人用胡床，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游牧部落，多逐水草而居，经常迁徙，将坐椅做成折叠式的，自是为了携带的方便。二是处在奴隶社会里的胡人，民智未开，进化较晚，而统治者要向被统治者体现他的尊严，办法不多。不如已进入封建社会里的汉族，为显示帝王的至高无上，不知订出了多少制度、规章、礼法、仪式，简直到了繁文缛节的地步。但这一套繁琐哲学，即使教给当时还在茹毛饮血的牧民，也未必学得来。所以，少数民族的头人、可汗、单于、酋长，坐在胡床上，高人一头，让牧民们匍伏在地下，便是容易实行的显示高高在上的手段。

自从胡人开始以交椅为身份、地位、权势、力量的象征起，交椅便成为某些人的命根子。没交椅可坐的，盼自己有把交椅，有交椅可坐者，一心盼自己的椅子位置往前移动。甚至像文坛这以清高著称的一亩三分地里，交椅，或交椅的变种，例如什么排名次啊，排座位啊，排行榜啊，纳入二十世纪经典啊，好像不这么折腾一下前后次序，很对不起自己似的。总之，别看人类已经登月还要进入太空，但宇宙洪荒时代的交椅情结，仍在没完没了地纠缠着诗人作家的灵魂。

交椅这个词语，现在已不多见，但影子还在，人们口头常说谁谁谁是一把手，这一把，其实是指交椅，不过省略掉了。大多数中国人，知道交椅，都是从《水浒传》来的，在水泊梁山里的农民革命家们，最在乎这把交椅，看作是头等大事。我不知道那些逼上梁山的好汉们，开不开会，听不听报告，传达不传达文件，估计这百八十人，光是到会场里找到自己的交椅，得半天工夫，何况大多数为文盲。

交椅情结，具有农民意识的人更热衷些，当不会错。这样，便能理解黑旋风先生，发现一张折叠椅上面贴着的纸条，写有“李逵”二字，那份兴高采烈了。虽然他尚未脱盲，但个人的名姓总会认识，自然要在忠义堂上手舞足蹈，表现出分田分地后翻身农民的欢乐了。试想，昨天还面朝黄土背朝天，今天过上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日子，能不铁定下一颗心，跟着宋江哥哥干革命嘛！因此，那第一把交椅，是黑三郎坐，还是卢大官人坐，对他来说，便十分关心。在中国，凡处于文化弱势的统治阶层，无不对于知识分子存有先天的拒绝和排斥心理。所以，苦大仇深的他，跳出来，担纲主演了一出交椅保卫战，一点也不奇怪。

现在弄不清梁山泊为什么下决心，要把河北大名府第一等长者，人称河北三绝的卢俊义，弄上山来？也许宋江到底是小吏出身，意识到革命成功，光靠冲锋陷阵的勇敢，靠无法无天的痞子精神，是难以维持政权的。需要文官，需要专业人士，需要知识分子，更需要一位招牌人物来撑场面，也是山寨渐成气候的必然。但真的要让卢俊义坐第一把交椅，建立正规的政权机器，马上遭到一百单八将中大多数昨天为农民的好汉们所抵制。三打祝家庄后，按晁天王弥留时的约定，应该是捉住史文恭的卢俊义为寨主才是。可真到了关键时刻，宋江自己也变卦了，看来，古往今来的交椅情结，无不与个人利害有关。

我们能够理解，黑旋风无论从阶级角度，从文化层次，从肤色认同，从感情因素出发，都只有坚决拥护黑宋江一途，绝不赞成玉麒麟。而且马上得到武松、刘唐、鲁智深一班农民弟兄的铁杆支持。最后，吴用等人，又装神弄鬼地从地下挖出一块石碑，把大家名字刻在上面，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罡，每人发现自己屁股底下，都有一把交椅，于是功德圆满，众好汉酒酣耳热，称心如意之后，托塔天王的政治遗嘱，也就当它是耳旁风了。

由此可见，交椅这东西如何深入人心，阴魂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