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老

假如，某一天，你碰到一位朋友，他对你叙述一件他认为的新鲜事。不久，你又碰到了他，他不但重复了那个话题，而且还以为是第一次对你讲述。然后，隔了若干时日，你很不幸地又从他的嘴里，第三次或者是第四次听到，他还欣欣然地以为你从未听他讲过。呜呼哀哉，这就是说，不知不觉中，他老之将至矣！

因此，这大概也算得上是测试一个人是否衰老的小方法。

老，是不可避免的，总有生命的华彩乐章不再，尾声和弦开始响起的桑榆晚景。在文学上，大部分人都是如此这般地进入创作的迟暮之年。有的虽然能够写到最后一息，但那种写，只能表明他还健在，并不等于他还拥有创造力。像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显克微支、高尔斯华绥，晚年的作品就大不如前。斯坦倍克甚至到了江郎才尽的地步。没有永不枯竭的井，只有称得上为天才的大师，才能像老托尔斯泰那样，愈近晚年，愈进入创作的巅峰状态。他的《复活》，他的《哈泽·穆拉特》，与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结束曲《欢乐颂》一样，奏出了他们个人有史以来的最强音，也才成为文学史和音乐史上的不朽盛事。

能够蒙受这种历史宠遇的天才，是极其罕见的。大多数人难逃新陈代谢这一永恒的宇宙定律。巴西的著名球星马里奥，议论上一代的球王贝利，说他“精神上有问题。任何生活在过去的人，都会进入博物馆。”“贝利现在对我们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人们现在踢球的方式同他过去完全不一样了。贝利已成为过去。”即使这位球王，也会成为明日黄花，其他人则更不能免。

大多数人难逃新陈代谢这一永恒的宇宙定律，往往在不知不觉间，就老了起来。先是腿不得劲了，后是腰不管用了，再以后，说话啰唆了，吃饭不香了，视力衰退了，记性变差了。于是，秋风落叶，便进入了人生之冬的老年期了。

文学生命岂能例外？绝大多数作家也很自然地有其衰老的过程。一旦笔下出现力不从心，一旦到了写不出什么作品的时候，也就放下笔来，推开稿纸。此所谓见好就收，适可而止，画一个创作的句号，把场地让出来，由年轻人去演绎新的篇章。

但也有些“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文人，不甘心于退出，难忍受于寂寞，求风光之久远，有恋栈的贪心，便像妇女失去生育能力，进入更年期，便要出现所谓的更年期综合反应征，开始出现精神狂躁、五内浮腾、狷急不宁、坐卧不安的症状。而那些不肯服老，不肯隐退，不肯让位，不肯交棒于后来人的作家，这个时候的表现，就令人感到可怕了。犹如一个性能力衰竭的男人维护其阳具的自尊心一样，总要在女人身上，作垂死的挣扎。折腾自己不算，还要折腾别人。

妇女老了，停止排卵，不可能再生孩子；作家老了，文思消失，写不出什么作品。这是人类发展史上新陈代谢的规律，谁也不可能违背。如果，还不服老服输，擅自珍摄，还不乐天知命、安度晚年，必然会像海明威在《非洲的青山》里对20世纪30年代一批美国作家的评价，说他们中间，男的老了成了婆婆妈妈的碎嘴子，女的老了就变成圣女贞德，成为不合时宜的人物。

凡圣徒，都年老。但年老者，不一定就是圣徒。懂得这一点，知老，服老，不倚老卖老，岂不善哉！

二、山永远在

一群人穿着鲜艳的登山服，在皑皑积雪的安第斯山间艰难地行进着。很少见到这样大规模的探险队伍。后来，听解说，知道是南美洲委内瑞拉的盲人们，希望实现登山的梦想，正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攀登。那真是一次悲壮之旅，完全以生命为代价，走出每一步路，度过每一分钟。任何人看到这个画面，都不由得肃然起敬。

我是在电视台的晚间新闻里，看到这支盲人登山队的。

因为，他们活了一辈子，这座对他们来讲充满神圣意义的安第斯山，从来没有去接触，去实地感受过，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于是，就有了这次行程。盲人们每三个人结成一组，一个仍残存些许视力的盲人走在前面，两个全盲在后边。他们三人通过手里握着的长木棒，联结成为一个整体，通过脚和手，实地在感觉这座大山。

安第斯山脉平均海拔为3000米，最高峰为7000米，对正常的登山运动员来说，也是一次体能的极限考验。虽然有很多志愿者作后援，即使在可以使用驴子驮物的山路上，盲人们也是步履维艰，行进缓慢。那么，他们要想攀上最高峰，该是比登天还要难的事情了。

据电视台的报道，这支盲人登山队在短短的行程中，已经有好几位上了岁数的盲人，在风雪迷漫的夜间宿营，一觉睡去，再也醒不过来，不幸将生命留在了安第斯山。于是，组织者便决定后撤，将登山计划放置到未来更合适的机会，作更充分的准备以后再进行。一些走得兴起的盲人登山队员，不免有些失望。最后，他们还是想开了，对记者说：“山永远在，我们还会来的。”

这实在是一句至理名言。对于未来，有目标和没有目标，是很不一样的。有一个奋斗方向，努力追求的结果，也许离那个目标尚远，但稍稍接近了一点的事实，便有了落到实处的心理回馈。如果不晓得明天或者后天，只是听任一条船似的顺水而下，去哪里、做什么都不那么明晰的话，手中的桨，恐怕也不会划得起劲的。“山永远在！”这句话很重要，有这句话，意味着还有登攀；没有这句话，也就等于说放弃，终止，也就不会再有奋斗、争取了。

在人的全部生命途程中，除先知先觉的大智慧者外，都类似这些盲人在安第斯山的登攀，目标虽然明确，是那天穹里晶莹剔透的积雪笼罩着的最高峰，像琼楼玉宇一样，茫茫然，杳杳然，吸引着你的目光。但是，一步一步走到那里的途程上，平坦还是崎岖，幸运或是灾难，障碍重重还是一路顺风，迷失方向还是峰回路转……所有这些突如其来、措手不及、随时发生、无法预防的事故、变化，都有很大的不可知性。因为，这个世界上能够完全把握自己未来的强者，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仅仅有“山永远在”这样的信念，是远远不够的。

人，需要远大的目标、宏伟的理想。古人云，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所以，燕雀只能在后院的草堆里跳跳蹦蹦，叽叽喳喳，觅食一些籽粒。而鸿鹄，朝发苍梧，夕达北海，振长翮，一鸣而天下闻。有大志向，立大雄心，如果不能伴之以脚踏实地的决心、小处做起的耐性、水滴石穿的韧劲，和沉着冷静的精神，山，当然永远在，那也恐怕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了。

至少，在文坛，我们已经见识得太多太多。那些速朽的大师，褪色的文豪，贬值的作家，廉价的泰斗，谁不曾在报刊上、讲坛上、屏幕上、饭桌上，开出过多少空头支票啊！他（她）们宣布过的，足以吓得人跌一个跟头的史诗般的创作计划，如果不食言的话，中国现在不知有多少荷马的《伊里亚特》和但丁的《神曲》了。

于是，想起了苏轼《东坡志林》里的一段《儋耳夜书》：

“己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佳辰，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寝，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钓者未必得大鱼也。”

东坡先生的悟道，倒也是给我们一个启发。老是抱着一个宏伟的志愿，要到远处去钓一条大鱼而未必得，真还不如把眼皮子底下可以做到的事、做好的事，切实可行地做起来。哪怕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抑或只是钓到一条小尾巴鱼，而不空钩，也比想抱一个金娃娃的奢望而得不着，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要有实效得多。

如果委内瑞拉的盲人们就抱着“山永远在”的期望，坐在那里干等，我估计，他们离安第斯山的距离，只会越来越远。

我赞成他们的精神，也赞成他们的信念，但我更赞成现在就做起来，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荀子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这是实实在在的道理。

三、回归田野

村里的人进城，已不是新鲜事，但城里人下乡，却是最近才出现的新闻。

我认识的几位作家、记者，一到双休日，在城里找不到他们的影子。一打听，才知道在近郊乡镇，甚至远郊县的山村，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别墅。虽然是农家小院，田舍风味，但却具备在喧嚣京城里绝找不到的清静和毫无污染的新鲜空气，令人羡慕。头顶蓝天，脚登大地，周围是浓得化不开的绿，徜徉于大自然中，连文思也大有长进，显然是下乡以后土地赐予的灵感了。毛泽东早说过，作家要走出城市里的亭子间。这话很有道理，总是不接地气，总是闭门造车，好作品是产生不出来的。

这些开始拥有“别墅”的文化人，让我刮目相看。并不是他们物质的富足，而是他们那种追求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被土地的感召，或是田野的呼唤，重新审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值得注意。其实，那是很普通的老乡房子，由于村里人到县城工作，搬了去住，村里的小院便闲置了起来。于是，我的这些朋友便以负担得起的价格，获得了居住的权利。说实在的，水啊电啊商店啊交通啊卫生条件啊等等，都远不如城里方便。但一步入乡野，那融合天和地于一院之中的乐趣，抬头能望得见青山如障，出门能看得到碧水涟漪，这情景，就不是狭窄湫隘的居民区、单元房所能比拟的了。

周一，见他们打乡下回来，无不精神愉快，表情欢畅，脸上的笑容和手里从乡下带回的柿子、核桃、大枣、毛栗子，体会到田野里泥土的芬芳，给他们带来的乐趣，远较城里的忙忙碌碌要生动得多。因为在我们这样古老的农业国度里，大概每个人都与土地有着或深或浅的缘分。正如早些年读过的一部苏联小说，书名是什么，已经记不得了，但书中的主人公说过一句话，至今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我们都是土地的儿子，不是父亲，就是祖父，或者是祖父以前的长辈，都是从农村里那条泥泞的小道走出来的。”所以，这种对于土地的感情，是一种本能；渴望接近自然，是一种天性。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他们不怕奔波之累，其乐融融地往返于城乡之间吧？

我到他们的那种将陋就简的“别墅”里做过客。我很喜欢那村后有山，山色葱茏，路边有溪，溪水湍急，院旁有树，树上挂果，窗前有畦，畦里有菜的环境。通红的柿子，挂在树梢；碧绿的菜畦，随手可摘；串串的花椒，喷香扑鼻；庭院的花朵，招蜂惹蝶。这种在城里得不到的自然韵味，很让人生出怡悦之感。

回归到田野、山林、大自然中去，与土地更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历来是中国文人最向往的事情。“田园将芜兮胡不归！”陶渊明早就在《归去来兮》里写出了这种渴望的心声。但到了20世纪末的今天，除了上述的作家、记者们，有更多的城里人乐意更靠近大地，与古老的远离尘嚣的想法，已毫无共同之处，不再是消极的逃遁，而是更积极的进取，已经具有了很浓厚的商品时代的新意。

我们从新闻报道，从电视画面里看到，一位女士，本是城市里白领阶层，却在郊区自建的温室里，为种植经济作物在津津有味地忙碌着；一位干部，租下为期几十年的土地，挖塘养鱼，潜心于技术之中；几个下岗职工，攒钱承包土地，搞经营开发，土地给他们的回报，并不亚于城市的收入；一些大的工厂，大的机关，也开始大面积地开发荒芜的土地山林，成为生财的源泉，开辟分流人员的出路。最令人们动容的，在远郊贫困山区之中，有一位来自城里的年轻人，埋头苦干，立志一寸一寸地开垦，一棵一棵地植树，要使濯濯童山披上绿装。他住的是窝棚，吃的是干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任凭山高路远，生活艰难，也不退缩。这精神竟感动了许多城里人，也来到他这深山里，与他一起战天斗地。

这些把目光从都市转向广阔天地的城里人，要比我认识的作家、记者下乡，更具有探求者的意义。他们像大地春回时先期飞归的燕子，标志着更多的城里人对土地更加关怀的季节也将来临。因为，土地是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所在，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好好珍惜。所以，人们开始回归田野，懂得从大地汲取力量，实在是很有意义的行为。

土地，也是需要爱的，你多给它一分情，它回报你的，将是它的全身心。

四、我从山中来

我有一位朋友，将他一本书的稿费，托湖南省的一家出版社，转到他渴望支持的远在湘西山坳里的一座希望小学。他不愿意张扬这件事，因为一本书的收入终究有限。但由于他心诚的缘故，出版社也慷慨解囊，这样，玉成了他的这个美好愿望，给那座小学送去一笔可观的经费，也带去一份文化人关注的情意。我一直不知道他在做这件事情，也不是他特意对我保密。他只是觉得这点微薄的心意，是再平常不过的了。后来，等到他从山里回来，送了我一小袋当地出产的野茶，我才晓得他应那里师生的邀请，已经不远千里地走访了一程。湘西我去过的，那是修枝柳线的时候，到过吉首、古丈、永顺、大庸。但他走得更偏僻，到过连汽车都不通的深山里。他，不但看到了那座小学，看到了那些孩子，还和同学们一起蹚着湍急的河水，走过青石板的村路。按他的话说，又回到学童时代，按照铃声，走进课堂，坐在教室的后排，听乡村教师讲语文课上的唐诗。他说：你想想，望着窗外的高山，听老师念杜牧的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那是一种多么贴切，多么深刻的体会啊！

这时，他端起刚沏的茶水，很珍惜地饮了一口，并且问我，你是不是闻到了一股兰花的香味？要不是他的启发，我也真是没有发觉这种比茉莉清新、比珠兰淡雅的芳香呢！他告诉我，野茶长在山间坡上，兰草就夹长在茶林之中。村民们采摘茶叶时，自然而然地熏上兰花的香气。他赞不绝口地说：这是天然自成的芬芳啊，是一种能让人心灵得到净化的佳品啊！

我从他那被山野阳光晒黑了的脸上，看到了他此行的收获。他从那山坳里的希望小学来，不仅仅带回兰花馨香的野茶，还带回做成一件事的欣喜，带回他对那些老师的敬意和对那些孩子的怀念。更重要的是，也就是他自己的颖悟，“希望工程”固然是为了那大山深处的琅琅书声，但也是对每个把心投入“希望工程”的人一次灵魂的洗涤。

他说：物质的给予，是一种快乐，但心灵的收获则是更大的快乐。当一个人把他的心和遥远地方的那希望两字联在一起的时候，岂不自己也生发出更热烈的希望了吗？

我望着茶水袅袅的氤氲，也望着我这位朋友。于是，我想起一首早先流行过的歌曲。那歌词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胡适的诗句：“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我觉得我也被触动了，那旋律，那希望，像一股暖流，流过心田。我和这位朋友约好，下次，我们一起去寻访那山坳里的兰花草。

五、不废江河

记得英国人有一种说法，他们宁可失去印度，也不能失去莎士比亚。印度曾经是大不列颠王国的殖民地，从东印度公司进入南亚地区以后，不知给英国带来了多少财富，被形容为他们君主王冠上的一颗最大的宝石。然而，从文化这个角度，以莎士比亚戏剧在世界范围里所产生的影响而言，英国人对于这位大师的尊崇、褒奖，认为他对于英国的价值，其无与伦比的珍贵，胜过一切。这种引以为傲的心情，是一种民族的自尊，也是一种对于本民族这份丰厚文化遗产的自豪。

我对于老祖宗留下来用白话文写成的四大名著，还包括不在其列的《金瓶梅》、《儒林外史》、三言、二拍等不朽作品，从来看作是中国文学史上能与今天联系起来的主脉。“五四”以后，文言文终结而出现的白话文，追本溯源，是延续着这条主脉发扬光大的。我不知道今后中国文学的走向怎么走，更不知道将来与世界接轨怎么接。但自“五四”起的新文学运动的前辈，到现在还使用白话文写作的同行，几乎无一不受到这些古典白话小说的熏陶，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别而已。

想到这些名著所拥有的读者，和这些名著延伸出来的戏剧、电影、说唱、美术作品所拥有的观众，其数量之大，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是谁也逾越不了的绝对冠军。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来菲薄自己，更没有理由来否定自己。固然，文学作品，从来也不可能达到完美无缺、臻于极致的境界。名著如此，非名著更如此。尤其要看到的：每个时代的读者，有每个时代的认知和价值取向；每个阶层的读者，有每个阶层的爱好和选择标准；每个年龄段的读者，有每个年龄段的趣味和审美观点。甲以为佳，乙未必认可，丙以为妙，丁也许摇头。这种众说纷纭、对立分歧、相持不下、争论不休的现象，乃是文学发展和进步的正常。

我想，作为读者，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质疑，未为不可。但无端地以“文革”的语言打倒一切，以愤青的口吻粪土一切，这就是唐人杜甫那首诗所批判的：“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老实说，与英国莎士比亚（公元1564年）植根于英国文学土壤同样，早于他的施耐庵（公元1296年）、罗贯中（公元1330年）、吴承恩（公元1510年），晚于他的冯梦龙（公元1574年）、凌濛初（公元1580年）、曹雪芹（公元1724年）等中国白话文学的先驱者，也是在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中，深厚的文学积累上，精心创作出他们的不朽之作。数百年来的显赫存在，直到今天仍长盛不衰的事实，也不是随便几个人、菲薄几句话就能轻易否定掉的。

其实，有这份刨祖坟的勇气和力气，还不如下功夫写出超过老祖宗的作品，才是正经。光嘴把式，那是天桥撂摊的手艺。

六、无心之善

中国语言的分寸感极强。譬如朋友的乔迁之喜，你送给他一件礼品，别人可以用“锦上添花”来形容。这时，若用“雪中送炭”，就不合时宜了。譬如你正渴求知识，苦读考研，有人正好给了你最急需的复习资料，这就是“雪中送炭”。这时要说“锦上添花”，就文不对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