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估计这首《菊花》诗，应该是在公元880年左右，他挺进中原，直奔洛阳，西安在望，临潼不远，都城长安已成为他囊中之物时写出来的。黄巢第一次进长安，是一个应考的举子；如今，第二次进长安，就是等着当大齐王朝的新科皇帝了。他曾自号“冲天大将军”，以及这首诗中“冲天”词语，现在他可以踌躇满志地说，那个不让他科举及第的唐朝之天，马上就被他冲破了。
黄巢能有这一天，第一，他得感谢唐王朝进入末期的倒行逆施，老百姓到了活不下去的程度，使他有了造反的群众基础；第二，他得感谢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涣散、失控，无法形成合力，使他有了游走的生存空间。黄巢揭竿以后，先投奔王仙芝，王兵败被戮，王的二把手尚让，率余部与黄巢会合，就这样，渐渐壮大起来，成了气候。
黄巢的人马，在官方的史志中，通常称之为“流寇”。这个“流”字，倒颇为准确地描写了他们在各个节度使的夹缝中，从中原“流”到岭南，又从广州“流”到洛阳的征战过程。
公元879年，“黄巢北趣襄阳，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曹全晸合兵屯荆门以拒之。贼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晸以轻骑逆战，阳不胜而走，贼追之，伏发，大破贼众，乘胜逐北，比至江陵，俘斩其什七八。巢与尚让收余众渡江东走。或劝巨容穷追，贼可尽也。巨容曰：‘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存将士，不管官赏，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贼以为富贵之资。’由是贼势复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转掠饶、信、池、宣、歙、杭十五州，众至二十万。”
公元880年，“黄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张急击之，巢以金，且致书请降于高骈，求保奏；骈欲诱致之，许为之求节钺。时昭义、感化、义武等军皆至淮南，骈恐分其功，乃奏贼不日当平，不烦诸道兵，请悉遣归，朝廷许之。贼知诸道已北渡淮，乃告绝于骈，且请战，骈怒，令击之，兵败，死，巢势复振。”
同一年，“初，黄巢将渡淮，豆卢瑑请以天平节钺授巢，俟其到镇讨之，卢携曰：‘盗贼无厌，虽与之节，不能止其剽掠，不若急发诸道兵扼泗州，汴州节度使为都统，贼既前不能入关，必还掠淮、浙，偷生海渚耳！’从之，既而淮北相继告急携称疾不出。京师大恐。庚申，东都奏黄巢入汝州境。”
唐王朝本来有多次机会，可以将他肃清，或者将他招安，但政权到了垂死阶段，文官武将，各怀鬼胎，终于坐看着一个私盐贩子要到长安坐龙椅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似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大多数，属于绝对不敢造反的一群，刀架在脖子上，宁写悔过书，作深刻检查，痛骂自己为王八蛋，高喊吾皇万岁万万岁，也绝无站直了，任砍任杀决不低头的气概；一类为极少数，犹如农民中的流氓无产者一样，文人当中也不乏个别的痞子型的知识分子。黄巢就是这种不甚安分的躁动强项一族。《新唐书》说他“世鬻盐，富于赀。善击剑骑射，稍通书记，辩给，喜养亡命”。
前者，大多数举子，不第就不第吧，落榜就落榜吧，顶多作一首“不才明主弃”的五绝，发发“怨而不怒”的牢骚而已。后者，如黄巢，就不一定咽下这口气，“巢喜乱，即与群从八人，募众得数千人以应（王）仙芝，转寇河南十五州，众逾数万。”你不让我当进士，那我就豁出一身剐，把你皇帝拉下马。
这点革命精神，应该肯定。
宋朝的赵姓皇帝，在总结唐代失败的经验教训时，一是削弱地方政府的实权，不让他们成为唐代节度使，动不动带部队开到西安灞桥，要中央政府听他的摆布。二就是扩大科举取士的录取面，使知识分子得以成为政府一员的机会大大增加，免得他们心怀不满，走向对立面。虽然，这也并非良策，地方官手无兵权，难以抵御边敌，以致疆土日蹙；大量开科取士，政府冗员日多，只好坐吃山空。但两宋三百年间，特大规模的流寇现象，具有全局性的农民起义，倒也未曾发生过，说明这样的绥靖政策，未必没有道理。
黄巢似乎也明白这点奥妙，“士”这个阶层，可得罪，也不可得罪。当你坐稳了江山，他们就成了豆腐，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但是，你尚未坐稳江山，或者，你江山有一点坐不稳的时候，他们就有可能将你视作豆腐，给你捣点小乱了。
所以，“巢因民谣，有‘逢儒则肉师必覆’之语，遂戒军中，不得害儒者。所俘民称儒者，辄舍之。至福州，杀人如麻，过校书郎董朴家，令曰‘此儒者’，乃灭火弗焚。”（清·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当然，如果他果真以这样的政策来笼络知识分子，也许取唐而代之的不是后来当过他部下的朱全忠，而早就是他了。如果他能有朱元璋那点耐性，等坐定了江山，再腾出手收拾那些豆腐也来得及，也许不至于最后脑袋搬家。
我一直怀疑，这句顺口溜式的民谣，出自这位三流诗人的笔下，显然是为他千秋大业着想。最初还真是像模像样地做出了一些姿态，第一次进洛阳，“丁卯，黄巢陷东都，留守刘允章率百官迎谒；巢入城，劳问而已，闾里晏然。”第一次进长安，“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忧。’”
应该说，这是一个颇为不坏的开头，要是黄巢能够坚持下来，也许真能成气候。但是，他率领的农民兄弟，和原来就不是地道农民的流氓无产者，以及与他一齐亡命过的盐贩死党，以及与他通声气的痞子型的知识分子，从金碧辉煌的春明、通化、延兴三门，进入长安城，到达皇城中更为富丽堂皇的朱雀、承天门时，眼前的红男绿女，花花世界，弟兄们一个个眼睛都直了。
当然，首先将眼睛直起来的，应该是黄巢。
从陈胜吴广起，中国全部的揭竿而起者，所有进城的农民弟兄，眼睛都会直的。毛泽东同志在全国解放前夕，让全党同志读一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也是有这一份担心在内。再看看如今挖出来的巨贪，若是查查他们的干部登记表，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十之八九，都拥有极好的出身、极好的成分，但由于眼睛太容易直起来，最后终于坐到了被告席上，拉到了法场上。
现在回过头去看黄巢带进长安城的数十万起义军中，有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者；有无以为生计，铤而走险者；有打家劫舍，盗掠成性者；有造反发财，投机倒把者；有匪枭亡命，杀戮为生者。这些胜利者总不能整日里在长安城的百货公司里闲着吧？即使那一水儿被裹挟而从，失去了土地和家园，跟着黄巢厮杀过来的地道农民，又如何？总不见已上尊号为“承天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的黄巢赏赐下来的金银财宝，便迫不及待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
于是，“寇”性大作，“居数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
史书上称这些在统治者缝隙间辗转作战的农民起义军为“流寇”。这是中国人“成则为王败则寇”的成败观的反映，不能责备史书作者势利眼。因为，在“流”的过程中，兼而“寇”之的行径，历史上所有的起义军，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过的。但夺得政权后，不“流”的同时，也不“寇”，或少“寇”，坐稳江山的可能性就大一些。相反，超越不过这个“寇”字，也就只能永远为“寇”了。历史总是这样惩罚那些太沉不住气的进城农民弟兄。
遗憾的是，黄巢和他的起义军，始终也未摆脱掉“流寇”状态。一路征战过来，所经之地，旋即放弃，都是雨过地皮湿地一掠而过，既不派兵驻守，也不建立政权，而抱着吃大户的迫不及待，去攻打下一个目标。这就注定了他最后失败的结局。甚至拿下长安以后，居然不继续派兵马追赶逃亡的唐僖宗，而是忙于登基，忙于封官，忙于找女人充实三宫六院。那么，他的数十万军粮匮乏的战士，有什么理由不去大“寇”而特“寇”呢。
第二年，有人在尚书省门口贴小字报，写了几句打油诗，嘲讽新任尚书的尚让。此人也是一个盐贩子，立刻火冒三丈，估计一定是本部门的干部或门卫所为，全部拉出来，一个个都挖出了眼珠，杀死，倒挂在尚书省的大门口。盐贩子觉得还不过瘾，下令把长安城中所有能写几句歪诗的人，杀了个精光；不会写诗但识文断字的人，一经检举，统统去扫大街，刷厕所。这一场对文化人的大清洗，三千多人掉了脑袋。
从这次整肃以后，曾经被大齐皇帝聘为翰林学士的，做样子也好，不做样子也好的那位诗人皮日休先生，便不知下落。黄巢杜撰出的那句“逢儒则肉师必覆”的民谣，便成了一句彻头彻尾的屁话。
于是，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十二月，起义军攻占长安的入城式，在长安市史上，怕是最壮观的一次，便成为黄巢再也找不回来的美梦了。“白旗满野，不见其际”，“举军大呼，声振河、华”，“晡时，黄巢前锋将柴存入长安，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文武数十人迎巢于霸上。巢乘金装肩舆，其徒皆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辎重塞涂，千里络绎不绝。”
然而，以唐僖宗为首的统治集团，以及那些虽离心离德，但也不愿意看到黄巢取而代之的将领、节度、实力派，反扑过来。广明二年（公元881年）四月，在官军的围逼下，黄巢曾经一度退出长安，倒有点不怕摔了罐罐、诱敌深入的勇气。但是，再次攻占，首先他自己的流寇习性大发，“巢怒民之助官军，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索性破罐子破摔，再无入城时的长远之想了。
广明三年，中和元年（公元882年）四月，“诸侯勤王之师，四面俱会。”黄巢起义军的形势便走下坡路了。“时京畿百姓皆砦于山谷，累年废耕耘。贼坐空城，赋输无入，谷食腾涌，米斗三十千。官军皆执山砦百姓，鬻于贼为食，人获数十万。”黄巢从杀人到食人，大概从此开始，一开始便不可收拾。如果可以给这位革命领袖后来的食人罪行稍加开脱的话，也只能说，诱使他走上这一步的，唐王朝的统治机器是毫无疑义的教唆犯。
人类的恶行，从来像癌症的基因一样，潜伏在社会机体之中。恰逢盛世，社会如同健康的躯体，有足够的抵御邪恶的能力，纵使有个别或局部的恶，在受到抑制的条件下，文明、文化、道德、教育，能够有力量战胜恶的挑衅。即使构成一定程度的黑暗，其危害程度，也不至于使历史倒退。
相反，一旦恶本质得到肆意释放的机会，便如癌细胞的转移扩散，整个社会处于失控的状态下，黑暗压倒文明，邪恶压倒善良，腐败压倒良知，动乱压倒秩序。那么，这个社会只能产生腐朽的政治、腐旧的思想、腐败的官吏、腐烂的制度、腐蚀的文化，以及使得王朝覆灭的、从上而下的一大批腐恶的败类。
正是这样的乱世，官方的败类才能按肥瘦论价，卖活人给起义军作食粮。随后，黄巢更创造出世所罕见的食人纪录，自然与官方的启发分不开。于是，这种反人类的罪行，便以不可遏制之势，贯穿于整个唐末，直到五代。食人恶行之频密发生，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黄巢虽死，食人不止。公元9世纪末、10世纪初的中国，坠入空前的黑暗之中。
公元887年，“戊午，秦彦遣毕师铎、秦稠将兵八千出城，西击杨行密，稠败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采路绝，宣州军始食人。”
同年，“杨行密围广陵且半年，秦彦、毕师铎大小数十战，多不利。城中无食，米斗直钱五十缗，草根木实皆尽，以堇泥为饼食之，饿死者大半。宣军掠人诣肆卖之，驱缚屠割如羊豕，讫无一声，积骸流血，满于坊市。”
同年，“高骈在道院，秦彦供给甚薄，左右无食，至然木像，煮革带食之，有相者。”
公元889年，“杨行密围宣州，城中食尽，人相食。”
公元891年，“（孙儒）于是悉焚扬州庐舍，尽驱丁壮及妇女渡江，杀老弱以充食。”
公元893年，“李克用出兵围邢州，辛巳，攻天长镇，旬日不下。（王）出兵三万救之，克用逆战于叱日岭下，大破之，斩首万余级，余众溃去。河东军无食，脯其尸而之。”
公元902年，“汴军每夜鸣鼓角，城中地如动，攻城者诟城上人云‘劫天子贼’，乘城者诟城下人云‘夺天子贼’。是冬，大雪，城中食尽，冻馁死者不可胜计。或卧未死已为人所剐。市中卖人肉，斤直钱百，犬肉值五百。”
公元906年，“时汴军筑垒围沧州，鸟鼠不能通，（刘）仁恭畏其（朱全忠）强，不敢战。城中食尽，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
（以上见《资治通鉴》七十三卷至八十一卷。）
……
重新翻阅一遍中国历史上的食人记录，使我想起鲁迅先生所写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其中有主人公这样一段话，实在值得深思的：“我翻开历史一看，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两个字是‘吃人’！”
不管是以“仁义道德”的名义，理直气壮地食人；还是以“革命”的名义，名正言顺地食人，当然也包括那种连眉头也不皱一下地咬人在内，所有打出来的一切冠冕堂皇的口实，不过是中国历史上非人道，或反人道的全部恶行的遮羞布罢了。黄巢只不过是这样的“革命领袖”之一，由此，便可知道中国人为了求得自身进步，数千年来，为这些“食人狂”所付出的代价，真是到了罄竹难书的程度。
写到这里，除了“夫复何言”的摇头感叹之外，还有什么好再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