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振标率毅军驻扎热河，所有将领均冠以司令头衔，如定热司令有总有副，援凌司令有东有西，清热司令则分前后左右路，还有东边防守司令。司令、司令之声，如卖药先生之串铃，满热全区尽是司令矣。
◎衔挂大了好听。
段祺瑞的个性素来倔强，人们曾经替他起了一个“段厉公”的绰号。但他就任执政府执政以后，却事事处处对张作霖委屈求全，于是人又改成他为“段哀公”。
◎人是会变的。
袁世凯在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之后，即准备下令解散国民党。梁启超闻讯后满头大汗地跑到公府，想向袁痛陈利害，竭力劝阻。公府侍卫人员拦阻不让进。梁反复陈说坚持谒见，等了好大一阵子，侍卫才放他进去。他紧张地说明了来意，袁却淡然回答说：“晚了，命令已经下发下去了。”
◎文人见识。
广西军阀陆荣廷少年过的是流浪生活。晚上或睡到屠户的猪肉台上，或睡在观音阁的空棺材里面，经常三更半夜从猪肉台上或棺材板上翻身落地，但他依然酣睡如故。等天亮醒来，想不通怎么会跌落在地，又无损伤，遂以为是观音保佑，从此笃信观音菩萨。
◎一身糙皮。
蒋介石的文化观与其他军阀相比，并没有什么突出的特色，也可以说由于理论的系统，言论的丰富，蒋介石可以视作军阀文化观的代表，其精髓无非是文化本体意识基础上的“中体西用”。然而，尽管既迂腐又酸臭，军阀并不等于腐儒和学究，他们对“西化”进程不遗余力的阻止，固执地坚持文化自我中心主义，其根本动机无非是因为“一般青年所以浪漫，不能就范围，就是由于看不起我们中国的文化，看不起我们中国自己罢了”。反过来，要想使青年乃至国民“就范”，就非得使传统文化重现价值，重新树立传统文化的权威，并使外来思想根绝不可。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蒋介石坚持的文化本位主义，固然充盈了功利主义的动机，显现出传统主义者意识深处的胆怯和空虚，另一方面不能说不体现了某种传统性的执拗和坚韧。深入骨髓的理学家是迂腐的，但在民族冲突中往往固执不动，较少变节，没有理由不相信他对传统文化的真情实感。道学式的民族主义，固然可以导致虚伪，导致腐败和无能，但也可以通向无法化解的执拗，通向叶名琛式的对外范式，在民族冲突之中尤其如此。这也许可以说明一点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面前的行为差异，基于道学家的传统人格，蒋介石更乐于采用的是“叶名琛范式”，而非“石敬瑭标本”。
叶德辉为湖南的劣绅兼名士，以善骂出名。湖南督军汤芗铭即任后，根据以往督抚拜绅士的成例一连拜叶两次，叶不但不回拜，且讥为“乳臭小儿，居然想学曾左”。汤附庸风雅，延揽地方名流为顾问，聘请宿儒为官书局总纂，两纸名单上都有叶的名字，叶均置之不理。后因叶反对汤自兼湖南民政长，被汤抓住把柄，下令捉拿归案。叶化装逃往汉口，误入侦探圈套，被解往长沙。汤电请北京政府就地正法。电报到公府时，王湘绮正在与袁世凯共进午餐，袁以之问王，王冷冷地回答了一句：“杀个把名士不算什么。”袁乃嘱咐汤勿杀，叶也保住了一条性命。
◎弥衡地下有知，当大哭一场。
必须说明的是，虽然蒋介石的文化观很保守，但在很多情况下，又是基于集团维系道德的重建，才不得不放出重话。蒋介石集团的成员中，还有相当部分的人，是中国最早西化之辈，哪怕是基于和这些人的妥协，蒋也不可能将他的保守主义文化观贯彻到底。
二、复归论
如果说在文化的空间场上，中国文化是世界中心，那么在文化的时间场上，只有两千年前的儒家之道才是真正的文化精髓。现代的人只有追溯以往，整理旧籍，才能找回失去的民族荣誉，复兴民族的文化。蒋介石的文化复归论向我们展示了他文化观的第二种内蕴——以复兴儒学为表征的文化复古主义。
门致中任宁夏省政府主席，日日花天酒地，不理政务。新纳小妾，花容月貌。恰在新婚之夜，一群伤兵结队闯入省府，且拥进洞房，纷纷找主席道喜讨赏，一时风景大杀。
◎闹洞房越热闹越好。
袁世凯死后，安徽一时变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省份。督军张勋在江苏的徐州，省长倪嗣冲驻节蚌埠，而安庆以省会所在地只留下督军和省长的挂名办事处，点缀着三五个卫兵和来去不定的副官。更奇特的是省长也有兵，人称蚌帅，与辫帅张勋齐名。
◎一对匪帅。
张宗昌常常兜里装大把的钞票，动辄赏人。随便掏出一把，向对方一掷：这钱拿去花吧！如果是一元一张的，算你运气不佳，如是十元一张的，就算你运气好。
◎银行为什么不多印百元钞？
这种复古主义的首先表现是“习古”。既然中华民族的光辉时代是在遥远的古代，而近代人的落后又恰恰是由于丢弃了传统的法宝，所以，要想再现昔日的荣光就必须向后寻觅。在蒋介石看来，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艰难不是因为历史的负担太重，而恰恰是国民的数典忘祖。他认为，“如果我们在中国的国民，不能保存中国国家的历史，不能宝贵我们国家固有的道德，那么，我们这种人便不成其为一个国民”，每个中国人都有挖掘三坟五典，背诵《资治通鉴》，苦读四书五经，效行二十四孝的义务，不整理国故、保全国粹，国怎么还叫国，人怎么还算人？而尤其可怕的是，“现在一般人，对于中国的事情都不满意，关于国内讲孝弟忠信这些事，以为统是腐败的旧思想，尧舜禹汤文武孔子等，统是已经过去了的人，我们革命当不去讲他”。这种思想该是多么的糊涂！要知道：孙中山是什么人？孙中山就是封建道统的传人，一长串儒家圣贤之后的集大成的“圣哲”。三民主义是什么？三民主义就是孙中山“集古今的大成，将中国固有的道德文化，最要紧的东西整理出来了，许多好的道德文化，都已由总理排定次序，整理之后的名字，便叫三民主义”。所以说：“三民主义就是中国固有的道德文化的结晶。”所以，学习三民主义，就是了解儒家文化的精义，反过来，研习孔孟之道也就可以取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总之，按蒋介石复古主义逻辑，只要人人致力于整理“国故”，个个尽力于保存“国粹”，那么中国也就有救了，不，应该说他的集团有救了。
张勋复辟，使警察厅传饬京师商民，勒令一律悬挂龙旗，苟不服从，即坐以死罪。商民畏其势力，勉应其命。顾一时难以置备，乃就原有之民国五色旗上，绘画龙形，聊以塞责。仓猝捉笔，有未点龙睛者，有未染鳞甲者，甚至有未绘五足者，宛如死蛇一条。
◎龙与蛇本来就差不多。
四川军阀刘湘迷信妖道刘从方，1933年至1934年间，刘湘任命刘从方为“剿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刘神仙点将派兵，不但要选择时辰，还要指定方向。某次命潘佐师截断红军后路，但又不知地形，潘师照其所指定的方向前进，则面临大山，又遇到断崖。以电话向其请示，则回话责问道：“你不晓得军队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潘气极，答以：“是不是临岩舍命？”
◎神仙只当他神仙。
所以，蒋介石不惜再一次在全国掀起尊孔读经的狂潮，强行规定四书五经为军人的必读书，反复宣扬《大学》和《中庸》是世界上科学的科学，最要紧的学问。他不惜以身作则，号令部下读经，说什么他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到四十岁才知道经书对国家和政治的重要，甚至危言耸听地强调：“我们要常常去研究四书五经，尤其是非读《大学》、《中庸》不可，如果我们放弃不去研究这种固有的东西，则个人固不能修身立世，就是国家和民族亦必定会灭亡的。”他不厌其烦地三番五次为军官们讲经，详尽剖解《大学》和《中庸》；他还号召部下向湘军的将领曾、左、胡诸位学习，学习他们所谓“保卫文化，扶持名教”的精神，学习他们“同心一德，都以中国的纲常伦理，民族传统（道统）继承与护卫之战士自任”的意志，尤其要像曾、左、胡那样具有很高的封建道德素质的修养，渊博的儒家传统学问。在他看来，太平天国的将领如李秀成、石达开诸人“无论在军事方面，在政治方面，他们的本领和曾、左一般人比起来，都在伯仲之间，但就学问道德和保卫文化、扶持伦理的精神方面比起来，洪杨那方面就远不如当时一般湘军的将领”。因此蒋介石认为：“曾、左等能打平洪杨，完全是由于他们的学问胜过敌人。”习古之魅力和效用，在此显现，所以国民党要想扑灭共产主义，剿灭红军，就必须拥有像湘军诸将那样的学问，掌握儒学典籍。在蒋看来，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局面与当年太平天国差不多，所谓名教和道统都面临着危机。“中国所有的文化道德均有受其打破的形势”，要保卫“文化”，首先高级将领就得将自身变成传统文化的载体，通过尊孔读经的过程，内化依附道德，谙熟传统的统治术。
1930年，阎锡山战败下野，与心腹数人打扮成商人模样乘汽车北退大同。这时山西军队退集大同者甚多，哪个栈房都有军队。阎锡山等找了个栈房，刚想进去休息，就被住内的丘八骂道：“瞎了眼的东西，看不见这里有你兵老爷吗？滚！”阎锡山等人面面相觑，叹道：“今日方知丘八的厉害！”
◎自做孽不可活。
1929年，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二刘并峙。刘文辉思挖刘湘的墙脚，派人各以二十万元收买刘湘部师长蓝文彬、范绍增。蓝秘收不宣，范则向刘湘告密并交出贿款。刘湘对范说，这钱既是送你的，你就拿去用罢。范于是拿钱到上海鬼混去了，而蓝文彬则成了阶下囚。
◎一肥一瘦。
张作霖在辽西为匪日久，思此道非长久之计，欲受招安苦无门路可通。可巧，张作霖探知盛京将军增祺的家眷将路过新立屯，于是设计埋伏，将增祺家眷及随行人员截下。张将掠来的人员马匹安顿好，并单给增夫人安置一间上房，并招待其随行人员吸鸦片。在招待过程中故意唉声叹气，露出被逼为匪，欲招安无门之意。随行人员见状，遂劝张弃暗投明，接受官府招抚，并说明他们截的就是增祺内眷。张作霖佯作惊恐，躬身赔礼，随行人员于是引荐他去见增太太。增太太见张如此恭谨，谈吐不俗，遂答应为他招安之事吹枕边风。于是，通过这场截人的闹剧，张作霖坐上了清军巡防营管带的交椅。
◎武戏文戏一齐唱。
复古主义的第二种表现是“袭古”。蒋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现实的中国人不能像古人那样生活，不具备古人的道德水准，以至于“官吏则虚伪贪污；人民则散漫麻木；青年则堕落放纵；成人则腐败昏庸；富者则繁琐浮华，穷者则卑污混乱；其结果遂使国家纪纲废弛，社会秩序破坏”。要改变这种状况，改善国民的自身素质，就非得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均以古人为标准，向古人看齐，在所谓“食衣住行”上体现“礼义廉耻”。子弟要像古人那样忠孝齐备；家长要像古人那样慈悌俱全；军人要像古人那样“智仁勇”；学生要像古人那样懂规矩；妇女也要像古人那样守妇德“致力于持家教子，知礼明义”。总之，人人都学了古人，我们的文化自可以光大，民族也可以复兴。在这种以袭古为表征的“新生活”运动期间，各种仿古的行为规范贴满大街小巷，各路“服务团”上街“指导”行人的举止，一时甚嚣尘上。据蒋介石说，“新生活的所谓‘新’，和现在一般人所谓的‘摩登’或‘时髦’是绝对不同的”，实际上是一种袭古拟古的行为复归运动。
“习古”意在经典，“袭古”着眼于仿行，两者的前提是一个，就是对中国古代人的理想化设想，对传统道德模式夸张性歌颂。这种过火的美古、颂古举动并不仅仅在于发思古之幽情，其真实意图无非是借美化古人勾勒出自己所需要的理想社会的蓝图。这种行为，既不可能继承整理传统文化，也不可能真的复兴儒学，过度的赞誉和过度的贬损一样，对传统文化本身都意味着一种悲哀。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蒋介石拉拢张学良，让他出兵进关，从背后插冯阎一刀。东北军老将张作相不同意出兵，说：“我们吃高粱米的，哪能斗得过南蛮子，最好离他们远远的。”
◎还是南方人精明。
刘湘崇信妖道刘神仙（从云），令所有部属均入道为弟子。范绍增入道，但因每次敬神跪拜时间长达一个小时以上，颇感不耐，常在跪拜中默骂神仙“我操你的娘”，退而语人曰：“我暗骂他一点多钟，他都不晓得，够得上称神仙吗？”
◎大半个无神论。
刘湘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平日只知埋头下操上课，从不过问政治。刘湘喜唱军歌，晚饭后集体游戏，常被推为领唱。因眼皮久病未愈，同学多戏呼之为“刘瞎子”。
◎不辨是非乃谓之“瞎”。
20世纪30年代，中国确确实实出现了一股文化复古的浪潮，其原因固然有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冲击，超过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从而导致某种逆反心理的因素，但更有所谓“官方倡导”的前提。当然，一个民族在走向近代化的进程，出现短暂的复古现象是不足为怪的，甚至可能涌现以复古为旗帜的真正的文化复兴，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然而，蒋介石倡导的这次文化复古运动，虽然卷入者不乏真挚的学者，在文化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方面也贡献了不少成果，然而，这股浪潮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而言，却无疑是一种反动，它并不具备真正民族复兴的含义，得益者只是一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政客。对亡灵的膜拜、古籍的推崇，不过意在开拓一种驯良政治的文化环境，造就忠孝节义的拟古良民。
蒋介石以复古型的文化观为底色，以伦理性、功利实刚性的哲学理论为基础，建构了一个包括政治、伦理、教育、社会、宗教诸方面的庞大的维系意识体系。
1932年夏，刘文辉去重庆，一次与刘湘的谋士刘航琛相见时，他问刘航琛：“你们四川要如何才能统一？”刘航琛很机巧，识透二刘互不相容的心意，回答说：“统二好了。”
◎巧对。
四川军阀二刘大战，刘文辉部旅长陈万仞背离刘文辉，将部队拖到内江，临行前发了一个通电，把刘湘、刘文辉两人都骂了一顿，责备他们大打内战，残民以逞，并说他志切和平，不愿供人驱使再事阋墙之争，谨率所部离开战场。刘湘随即到内江与陈见面，第一句就是：“你的通电怎么会那么说呢！”陈答：“我不那样说，就得说我来向你投降，这还成话吗？”刘要陈部编为暂编第二师，陈不干，问刘部有几个师，刘答曰有四个，陈说，好，那我就当然是第五师。于是加入刘湘部参加“阋墙”之战了。
◎婊子要做，牌坊要立。
与近代前一批的军阀所不同的是，蒋介石集团的发迹起始于一个半近代化的政党和一个显然具有进步意义的主义；而蒋介石多半的政治生涯又是以全国的统治者的面目出现。他的集团虽然在形式上包容了所有地方军阀，在意识上也留下了前代的沉渣。然而，作为一个成熟的中央性军阀，自身的规律不期而然地要驱使它向传统文治过渡，尽管这个过程由于时代的缘故并没能实现，但他的维系意识却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他的集团，变成一种不太正常的统治意识，其集团的政治行为也缺少那种在其他军阀身上普遍存在的非法感和临时感。
正因为上述的缘由，蒋介石的维系意识在某些特征上很接近于传统的常态统治者。除了加强军事集团内部的各种联系外，开始在全国推行道德意识、道德行为与道德秩序的强化。
张作霖的守门更夫按张的指令，午夜一过，不许任何人出入。一日张归来迟，叩门无应，连叩仍不应……乃高叫：“我是大帅啊！”更夫应曰：“你是大帅也不行，大帅有话，过了时间任何人不得出入。”结果，张只好绕行后门，费了好大劲才进门。第二天张召此更夫，更夫以为大帅震怒，急跪地请罪曰：“报告大帅，奴才昨夜确不知真的大帅回来，才不敢开门。”张笑曰：“起来，好小子，你他妈的不开门，是真听我的话啊！我不但不怪你，还认为你这小子善看守，有出息！这样吧，你就去接任模范监狱的所长吧！”更夫急叩头谢罪曰：“奴才蒙大帅不罪，已感激不尽，让我做官怎么行？”张笑骂曰：“他妈的，你做官不行，难道我做大帅行吗？我他妈叫你行，你就行。”
◎看谁不是看。
然而，蒋介石毕竟是一个军阀，一个来不及也不可能变成皇帝的最后的军阀。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有所意识。在大陆溃败前夕，他屡次责骂他的部下都变成了军阀：腐败、无能、自私。其实他自己也难逃此咎。军阀的本性终究使他把枪杆子、地盘和金钱放在第一位，不但阉割了孙中山遗下的党，而且阉割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仅没能认真进行每一代中国政权都厉行的经济建设，反而因军事行动而摧残了微弱的中国工商业。满心指望的道德秩序也只能建立在刺刀尖上。显然，他的部下变成了军阀，把地盘和金钱放在第一位。这说明，蒋介石虽然花了很大的力气重建文论，他的集团在危机时刻还是暴露出了本来的面目，他那种向后看的哲学，那种过于陈腐的维系道德，是不太可能赋予革命党以新的生命的。
注释：
①戴季陶：《孙文主义哲学基础》，此话为蒋介石多次引证。
②在蒋的习惯用语中“外国人”一般指欧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