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一生是在文化冲突的旋涡中度过的一生。他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最大冲击，也体验到了传统文化衰落的最大悲哀。长期的军人生涯和曾国藩的影响，造就了他道学家冷峻的面孔、不羁的个性与对陆王心学的喜好，酿成了他自负的狂人气质。传统文化赋予他最多的是儒学气味，最少的是老庄风骨。在他身上，自大与自卑，崇实与尚虚，理想主义和现实功利主义，两两对立而又和谐共存。历史轮到他发言的时候，传统文化已经折腾了几个正反题的轮回：否定、肯定，再否定，民族文化的反思也在几十年的蹒跚之中深化到了一个相当的层次：思想意识。

然而，当历史的反思进入到这一层次时候，原来的思考却又会重新困扰着人们：振兴实业与改良精神的因果之争，先后之争，变成了那个古老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哲理难题。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那样，唯智论的幽灵一直游荡在近代中国的思想界，许多人对思想意识决定的预设深感兴趣。相信人的精神可以化为最终赶上、超过西方列强的物质力量，把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国民精神的改造上，或寄情古代道德的复归，或着眼于西方精神的引入，在鸡先蛋先的争论中，不期而然地作出了习惯性的结论。

蒋介石也是一个执拗的唯智论者，他坚信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依恋于传统道德的魅力，自负于民族的悠久历史。虽然，他清醒地感觉到东西方民族物质文明的优劣，国民素质的高下，但却牵强地把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归咎于文化上无自信和道德的败坏、习俗的不良。他的文化观基本格调是复古和向后的，基本情感是自负与自卑的混杂，其内在动机则是为他架构集团道德提供一种文化上的自信。因此，从更深更广的视野来看，这样一种文化观决定了他整个维系意识的大体走向。

一、本体论

广西军阀陈炳坤与李耀汉是亲家。李当广东省长时，送两枝烟枪给陈，据说这两枝烟枪是稀有之物。陈临死时，对他家人说：“这两枝烟枪是亲家爷李耀汉老人家送的，非常名贵，抽烟时可以发出宫商角徵羽种种声。”他有意嘱咐他的子孙把这两枝烟枪当作传家宝。

◎可建议成立烟枪乐队，保准声震欧美。

1925年，徐树铮偕孙传芳至南通访张謇，意欲让张出山。酒宴上，徐昆曲戏瘾大发，正好有上海去的昆曲名票搭配，高唱一曲，得意非凡。唱后向张索诗，张即口占一绝赠徐：“将军高唱大江东，气与梅郎角两雄。识得刚柔离合意，严章休问老村翁。”徐氏心领神会，不再谈要张出山事。

◎附庸风雅也得懂点才行。

多少年来，中国人，尤其是汉族士大夫们，固执着天圆地方的宇宙图式，一直坚信中国是世界中心，中国文化是世界文明之源泉，为人类文化之正宗。这种自我本位意识经过多少代的积淀，已经成为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形成固结不解的文化情结。

近代，这种文化上的自尊遭到了有力的挑战和嘲弄，悠久的文化传统既挡不住接二连三的精神屈辱，更挽不回源源被掠走的财富，甚至眼睁睁地看着国土的割裂与沦亡。五千年根基的中国文化，无论物化形态还是精神内核都在新一代的“外夷”面前显得那么乏力和萎靡。

直皖战后，段祺瑞下野。在家终日念佛，与一干僧人往还，宣称要从此不问世事，皈依三宝。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垮台，段祺瑞再作冯妇，被张作霖捧出来当执政。时人写四句偈语刺他：“跳下莲台上舞台，舞台是否及莲台？法轮常转原无我，一念贪嗔浩劫开。”

◎假佛。

清步兵统领，俗称九门提督，至民国犹存其职。士兵皆老弱，枪支为旧毛瑟枪，只摆样子而已。江朝宗自清以来，经民国、洪宪、冯国璋、黎元洪、徐世昌历任总统，始终担任是职，堪称五朝元老。家中有一匾，上书“三定京师”，概言其清末、洪宪垮台、张勋复辟时均在北京，但“定”却是自吹自擂，他只让别人定他过。

◎不倒翁万岁。

然而，这样一种尴尬而又严酷的现实，并没能冲融某些中国人文化心理中的自我本体情结，他们找出了种种托词和各式各样的解释，以消除这种尴尬所造成的心理失衡。最令人不解的是，他们有时竟会被自己的臆造所感动，似乎真诚地相信了自己编出的“精神胜利式”的借口。在这些人中，最为突出的是那些看起来文化水准并不很高，文化素养并不甚深的军阀，他们无一不是传统文化缠绵的恋人。当然，无可否认，在近代场景反复出现的复古和文化自负现象，不免纠葛着浓重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出于文化本位的冲动的爱国热忱，在思想上虽然落伍，但在民族情感上却无可厚非。事实上，近代中国的政治家，即便是某些军阀也会面临贯穿于近代始终的一大难题：在“学习西方”和“民族主义”的两难之境把握平衡。

蒋介石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者，也是一个不那么太好的道学型的民族主义者，关键是：他是一个军阀，一个力图结束军阀历史的最后的军阀，一个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中国政府的代表。角色的规定，决定他有恢复民族自信义务的压力，蒋介石对付这种压力的措施主要是某种精神上的自我解脱。即为传统文化的难堪寻找开脱的托词。同时，为了他的统治需要，也是为了使他的集团道德有所附丽，他需要架起传统的旗帜。这种托词和旗帜无疑适合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文化中心主义的心态，反映了某种普遍的文化意向。

托词之一：文化中衰说。

各省请愿代表请出了袁皇帝，孙毓筠宣布各省代诸公任务已完，每人送路费百元，远省二百元，请各自回家。群祈增费，孙不允。众乃大哗曰：“我们也不是虾子灯、螃蟹灯、凤凰灯、脚鱼灯，由你迎来迎去，大家抬你做龙灯头，我们连龙尾巴都够不上。今日事不解决，都不出门。”孙奔入卧室，闭户不理。群代表狂呼乱骂，继以毁物。孙打电话调警察，也奈何不了这些代表，大家嚷成一片，谓天兵来到，也要加钱。后经朱启钤出面调停，每位代表路费二百元，才算了事。

◎啥事儿没钱也难办。

1927年，张宗昌某日在督署与几个妓女打牌，输出无数，遂下令提出山东省全年的教育经费来弥补，各校只好关门大吉。

◎办赌博学校如何？

蒋介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最有价值也是资格最老的文化，可以作为今后世界大同的文化基础。然而，这样一种优秀的文化却在秦汉以后逐渐衰落了。因为作为中国文化精华和灵魂的“孔子之道，至汉儒而支离，至宋儒而空虚”，既支离又空虚，结果便名存实亡，“中绝”了。到了明代王阳明那里虽然小小地复兴了一下子，却又为中国人自己所忽视和歪曲，反而让日本人偷了去，变成了“阳明学”，振兴了日本人。文化的精华既然中绝了，别的自然也就跟着完蛋，所以“中国固有文化的力量渐渐丧失，渐渐消灭”，以至于像戴季陶说的那样，国家和民族“乱于群胡，亡于蒙古，再亡于满清，在满清统治下二百多年，更一转而受近代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①。所以，中国文化近代的尴尬，并非是传统文化的无能和乏力，而是因为祖传的宝贝失传的缘故，而三民主义恰是继承了已经“中绝”了的道统，也就是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所以今后只要信仰“三民主义”，中国固有文化力量自然又会恢复起来。

托词之二：文化精华他适说。

北洋三杰龙虎狗，打头的就是北洋之龙王士珍。王士珍是直隶正定人，本名不叫王士珍，王士珍其实另有其人。

有一年，武毅军总统聂士成向直隶各镇调用军官，朝阳镇总兵杨瑞生开了一张保单送去，其中有守备王士珍在内。那位王守备不愿改投他处。杨总兵身边有一个姓王的马弁，为人精细小心，杨就叫他冒名顶替调了出去。这位假王士珍后来转入北洋武备，又被派往小站成了袁世凯手下的一员大将。那位真王士珍后来解职回乡，默默无闻以终。

◎名字就是个符号。

段祺瑞一生气鼻子就会歪，得了个绰号“段鼻子”。他家中的下人平时谈论起他来，不敢指名道姓，往往用手一指鼻子。

◎鼻子的特殊功能。

激于中日甲午战争中，败给蕞尔岛夷的奇耻大辱，一大批中国人纷纷东渡日本去探究日本强盛的奥秘。对于其中一部分人来说，探究得出的结论是出人意料的。他们认为，日本的强盛并不在于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学习和效法，也不在于自身的近代化变革，而是得力于王阳明的哲学。由于这种学说的风靡，蒋介石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他认为：“日本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他们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普遍学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儒道，而儒道中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他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余，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忘了自己立国的精神，抛弃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反给日本人窃去，拿来压迫中国，还要来灭亡中国，这是多么可耻可痛的事情！”传统文化之所以在近代显得那么不中用，中国文化之所以会那么逊色，只是因为中国人对自己的家传宝贝不重视，使这种文化的精华，儒道中的心学让别人偷了去，结果别人发达起来，而我们反倒一贫如洗。窃贼中赃证俱全的是日本，因为他们提倡武士道，喊忠君爱国，书店里摆着《传习录》，学界总谈阳明学。明明白白地可以定案，因为连一些日本人自己也“供认不讳”。至于欧美各国，虽然一时拿不出什么它们偷了我们祖传家宝的确证，但是，从他们国人的行为看，也像是得力于我们的儒道，因为“外国人无论吃饭、穿衣，住房子，走路，和一切的行动”，都跟我们的古人一般“统统合乎礼、义、廉、耻，不合廉耻的饭他们不吃，不合廉耻的衣他们不穿，不合礼义的事情他们不做”。②

1925年，杨森想统一四川，时人写四六句词一首，描写杨之骄横之态：

头顶玉帅（指吴佩孚，号子玉），脚踏金鳌（指何金鳌），背背跛子（指魏楷，是跛子），怀抱哈儿（指范绍增，绰号范哈儿），跨骑白驹。左右二王（指王瓒绪、王兆奎），前有吴行之光（指吴行光），后有郭松之云（郭汝栋，号松云。以上均为杨的部将），又有杨家之将，并有广安之帮（杨森部多为其家乡，广安人）。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将军出征去也。

◎文人该杀。

桂军林虎部有三员姓黄的大将，黄业兴、黄任寰、黄定华，人称“三黄散”，把他们比作药铺里的三黄散，能杀虫去病，素称能战，在1920年桂粤战争中，三黄身在桂军却是粤人，三黄散一变而为“三黄散（散了的散）”。

◎哪有不散的宴席。

由蒋介石这两项奇妙的托词，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中国文化之所以最优秀。最有价值，就是因为中国有所谓固有的伦理道德，也就是由孔孟体现的儒家道统。其二，中国古代文化的发达是由于这个道统的作用，而今天的衰落恰是由于这个道统的失传。西方（至少日本）的发达是将这个道统偷去了的缘故。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神秘的文化本体，这可以从古代中国的昌盛和近代日本的暴发上得到中外两方面的例证。因此，在蒋介石看来，传统儒家经典，像《礼记》，不仅是我们古代的精神指南，而且“亦就是现在各国国民生活教育的最新的教材”。

1914年北洋政府举办县知事考试，应考试资格规定为法政学堂毕业生或曾任知县或有同等资历者。考试分为初试、复试、口试三个步骤。发榜时，被录取者几乎无一例外是老态龙钟的前清县太爷，凡由学校出身的青年学生，均在口试一关被刷掉。于是落第考生联名质问大主考朱启钤说：“学生等均以未曾做过前清十年亡国大夫，年龄未达到五十岁，离死期尚远，竟不能邀口试委员之青睐而概遭摈斥。……为此请求政府大发慈悲，将第一项资格删去，以免后来者再受其骗，寒士幸甚！”

◎嫩的哪有老的好，新的哪有旧的高。

安徽军阀陈调元常说：“北方人多愿宁折不弯，我则宁弯不折。识时务为俊杰，不识时务者必败。”

◎妙人妙语。

这两种托词，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式的破落世家子弟的心态：一面在感慨祖宗昔日的阔绰，或自我安慰，或假辞色骄人；一面在嫉妒他人的发达是偷了我家的宝贝，一边哀怨，一边惋惜，从而反衬出自家昔日的荣光和今日的“世家”做派。

凡中国人说到中国固有或由中国人发明的某种东西被外国人搞去并光大的时候，总是有几分愤愤的，同时又有几分慰藉——毕竟外国人还要靠我们中国人嘛！

1917年，段祺瑞意欲操纵国会通过对德宣战法案，学袁世凯派军警流氓组成“公民团”包围议会，不通过法案就不让议员出来，有几个反对宣战的议员还挨了打。双方相持一天，议员忍饥挨饿，怒火中烧，恰逢段祺瑞进入议会，议员马上把他包围在中间，声称：“公民打得议员，议员也打得总理。”

◎请君入瓮。

1921年4月，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陈炯明不悦。后孙中山再三向陈说明就职后即率军北伐，成败均不回粤，陈无话可说，答应五月五日请孙中山宣誓就职。中山先生笑曰：“我是广东总统，竞存（陈炯明字）是广东皇帝。皇帝开了金口，我遵命就是。”

◎总统没有皇帝大。

既然祖宗传下的道统被证明有无上的法力，蒋介石得出了“西方科技+东方精神=现代国家”的等式。蒋介石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固然优秀，但中国的传统道德则是黄发碧眼儿们所不能企及的，所以“我们要做现代的人，要树现代的国家，当然是要学科学的，当然是要研究物质以求征服自然的，但是我们如果仅仅有了很好的科学和物质，譬如有了顶好的枪炮，而没有运用科学支配物质的东西，不能顾到我国固有的能力和精神，这就会害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研究科学支配物质，一方面尤其要发扬我们固有的优美的德行、智能和民族精神”。除了科学技术和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文明而外，所有的精神、智能、德行都是中国的“优美”而且“优美”得足以“运用科学支配物质”。但不知西方那些并不怎么优美的精神、智能和德行为什么居然会“运用”和“支配”出让中国人不得不学习的物质文明，而中国那些了不起和“优美”的东西倒反而一无所成呢？这种问题，蒋介石不能也根本没想过回答，因为他并不是在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而进行总体设计。透过他那个等式，我们可以看出他感兴趣的只有两件东西：一是西方的枪炮和造枪炮的技术，二是传统的、固有的德行。前者可以助他攻城夺地，后者可以帮他维系人心。这是一种新的“中体西用”，很实用、很功利的“中体西用”。

蔡锷兴护国军讨袁，为的是推倒洪宪帝制，而唐继尧则怀有个人野心。当护国战争事实上已经结束的时候，唐却将护国三军扩大为八军，意欲建立西南霸业。蔡锷讽刺说：“古者天子六军，今能驾而上之，蓂公（唐字蓂赓）之魄力伟矣。”

◎志大才疏。

一次张宗昌忽然醉心起时髦女性来了，遂生一计，美其名曰“参观女校”，实为选妾。张至校，大放厥词，其后大分其钞票，每人二十元，以博人欢心。但无人堕其术，遂扫兴而归。

◎又是“女”字做怪。

1918年，云南军阀叶荃部与陕西军阀陈树藩对阵。叶部素贫，陈部官兵以飞艇、金花等名牌香烟撒布给叶部官兵，叶部军心动摇，一战而溃退。

◎兵太穷了也不行。

事实上，我们从蒋介石一生的作为看，他对外部文明系统的“软件部分”也并非一概地拒斥，他不仅号召学习日本人用冷水洗脸的习俗，认为：“要复兴民族，报仇雪耻，不必讲什么枪炮，就先讲洗冷水脸，如果这一件最小的事也不能胜过日本人，其他的还讲什么！”而且对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德意法西斯主义都显出极大的热忱。他所要排拒的，恰恰是西方之所以走向现代化的最主要的文化因素：尊重个性、民主、自由、法治等思想及相应的道德习俗，所要排斥的是方兴未艾的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些文化因素是与他的集团性质、他的统治形式和他的文化根基格格不入，甚至完全相反和敌对的。一旦东方精神优秀这种神话破灭，他还会有外国的思想不合乎中国国情这样一种看起来似乎很正当的理由，来排拒他所要排拒的东西，认为：“中国人不想中国的性质，不想中国情形，不知中国固有的思想在哪里，只是好高骛远，见异思迁，看见人家新学问拿来，不管能用不能用，便在高唱入云，这样，革命怎么能够成功？”外国的东西除了飞机大炮，其他的不论再新再好，到中国也不适用。而且作为中国人，不用中国的陈年“国货”，不把什么“固有道德”“固有思想”奉之若神，顶礼膜拜，那简直是忘本、大逆不道，要开除出国籍，不算是个中国人。按蒋介石的逻辑，“做了中国人，一定要以中国之魂做自己的灵魂，以中国之国家的生命做自己的生命，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才不愧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反之，如果我们做了中国人，思想不是中国人的思想，精神不是中国人的精神，情感不是中国人的情感，品性也不是中国人的品性，满脑子装的都是由外面搬进来的不三不四，非中非外的东西，如此名目上、皮相上虽然为中国人，而事实上不晓得他已做了哪一国人精神的奴隶，这种国民于国家只有害处，没有益处”。一腔对“外面搬进来的东西”的深恶痛绝，比之于顶戴花翎、后拖辫子、迂腐的满清大臣并无二致。在他看来，中国人只有把脑子里的东西一概国货化（亦即儒学化），才能保住中国这个文化本体的纯正性；否则就是以“夷变夏”的本末倒置。所以凡是脑袋里装了外国思想的人，都是外国人的精神奴隶，简直有“汉奸”的嫌疑。蒋介石的这种逻辑比起“用外国货就是二毛子”这种义和团定式，并没有多大本质的区别，两者的根源，都是同一种文化本位的潜意识。

曹锟赂选成总统，副总统一席，遂为直系各大将瞩目。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颇有意为之。因人言其资望轻，年龄小，不到四十云云。齐特意为此召开记者招待会，申明自己确实年过四十。

◎何不找他妈来问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