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描述的这个“国家高喊道德”的状况，太令人深思了。/山?芭·看^书\罔_ _埂′鑫~罪?全-

文章最后，对亲自指导的五四运动又有高论：“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这是对其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最好概括。

再次，这年春天，正在陈独秀为蔡元培逝世而悲痛之时，他又得知大姐病倒在江津上游约40里的住地油溪镇，立即去看望。手足同胞四人，唯其二人还在，但是都被老与病相缠，相见相别，两情依依。不料想，至6月，就传来了大姐去世的消息，使他怀念伤感不已，做一首五言长诗，说他们兄弟姐妹四人，自己最小。长兄、二姐早逝，“大姐今又亡，微身且苟延”。回想今年春天，他去看望大姐，分别时似有永别之兆，“姐意愿谐往，临行复迟疑。送我西廓外，木立无言辞。依依不忍去，怅怅若有思。骨肉生死别，即此俄顷时。当时未警觉，至今苦追忆。”如同早年写悼兄诗那样，陈独秀善写这种五言长诗，怀念亲人的去世，诗意缠绵悱恻，感人至深。

重感情，重友谊，这是陈独秀品性中的一个显著特点。`l~u￠o′q¨z,w_..c+o/m~但是，一般人往往只看到他“固执己见”，疾恶如仇，如王森然所说，“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13]却忽略了他重感情、重友谊的一面。正如程演生所说：“仲甫和朋友要好的，欢喜随便谈谈，或是说笑话。有些不知他的人，以为他是暴徒式或不近人情的人，其实他是极和蔼极亲切的人，又有热情，不过负气，好闹脾气，但事过也，就若无其事的。我见过他和朋友因说笑话或顽皮而致变脸而致相打，然过了一天又和好了。不过这是些极相好的朋友。”[14]特别是晚年，这一面更加突出，而且带有伤感的因素。“穷而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一生清贫和政治的压迫，没有压倒陈独秀，但亲友的一个个去世，却给了他极大的精神刺激。早在1937年，听到被称为“中国托派中最杰出的女革命者——黎彩莲”逝世消息时，他就开始承认“老”了。他在给赵济信中说：“彩莲的死使我很悲伤。一生中我遭遇到这样的事已不算少；可是我从来不曾如此难受过，也许是我老了……”[15]但如老骥伏枥，他又不甘心，出狱后仍在武汉为抗日救国奋斗了一阵子，结果受到“日本间谍”事件和国民党解职何基沣两方面的打击，又与极左派占多数的托派组织准备做最后的决裂。/秒/璋!结/暁!税′徃, ^追′罪!薪¨璋^踕*在当时国共两党主宰中国命运，民主党派左右摇摆的中国局势中，他一个口口声声“不隶属于任何党派”的个人，又没有任何群众基础，能有什么作为呢？他在送走王文元时所说的半年后到大后方打开新的工作出路的期望，已经成为水中月、梦中花，只剩下一支笔和自己的思想了。但是，现在不是五四时代，用笔和一份刊物，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可以招来千军万马，掀起惊涛骇浪，改变祖国的命运；现在是枪炮决定中国人命运的抗日战争时代。于是，他感到自己被置于一种多么无奈又多么无能的地步。这种无奈和无能为力的痛苦，又使他回到青年时代革命低潮时曾有过的志不遂愿的“屈原情结”。1941年7月，他在听说友人周光午、何之瑜、台静农、魏建功等于屈原祭日聚饮大醉之事后，也激动万分，作了一首诗给魏建功曰：

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

诗人枉向汩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

诗中悲愤自己像屈原那样，纵然有忧国忧民之心和远大的政治抱负，亦为此而奋斗了一生，却不断地受挫、失败，甚至多次被捕坐牢、被诬陷，至今又流亡到江津这穷乡僻壤，“凄凉”到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都没有了。若是这样屈死在他乡，倒不如像西晋皖人“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那样，醉生梦死在故乡。

但是，他还是庆幸自己一直保持着不愿随波逐流的风骨。一天，他与早年留学日本时的同乡好友葛温仲的长子葛康俞相遇，又勾起他浓浓的乡情，赠诗曰：

何处乡关感乱离，蜀江如几好栖迟。

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16]

“疏狂”，这是对他本性及优缺点的高度凝练，即曲高和寡，既有真知灼见、高瞻远瞩的英明，又有脱离群众、拒绝世俗之遗憾。这是决定他是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家的基本品性，也是构成他一生如此精彩、如此大起大落的悲喜剧结局的根本所在。

而在另一首诗中，他更表示了自己终老也要保持磊落倔强之气：“但使意无违，王乔勿久持；俯仰无愧怍，何用违吝悔。”[17]

还是1940年，大姐去世不到两个月，“乡下盗风大炽”，灾难也落到他的头上。大概盗贼听说他是个大名人，一定有财，8月2日，“窃去衣被十余样”。[18]盗贼是所得无几，陈独秀却损失巨大。因为在武昌时杨鹏升送给他的心爱之物篆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及晚年专心研究的尚未完成的很大一部分文字学著作草稿被盗，使他十分痛心。后来，失窃衣物虽大半追回，唯这两件他的心爱文物，“去如黄鹤”。[19]

在经济上，由于他的名人身份，敏感的政治背景和年迈、战争的环境，他不可能找到有固定收入的职业。但同时，正因为他的名人身份，又做过北大文科学长，有一大批学生在国民党中做官，他与国共两党的恩仇，特别是最后因“日本间谍”事件与中共的决裂，使他入川后的经济状况，变得相当的拮据。据现有的资料记载，他的经济来源，除了有时报刊上（如《政论》《抗战与文化》《中央日报》《民主与统一》等）发表一些文章，有一点微不足道的稿费收入之外，主要靠亲友接济，具体是：通过原无产者社成员薛农山的关系，任《时事新报》名誉主笔，每月领一点少得可怜的津贴；北大同学会经常给他一些生活费，有的说是每月300元；大姐家在陈独秀困难时，也给一点帮助，因为姐夫是经商的，侄女是个中学校长，侄女婿是一个珠宝商，经济较宽裕；此外就是好友蔡元培、邓蟾秋叔侄、杨鹏升的私人资助，连印有“独秀用笺”和“仲甫手缄”的信纸信封，也全由杨鹏升包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