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最后意见是希望托派内部思想尽早能统一起来，机关报“《火花》最好自然是又不缺又不滥，然目前只应‘宁缺不滥’，集中力量发行讨论集及内部生活。?白.马`书+院- ?首?发!因为主要的意见不一致，谁都无法在《火花》上做文章；因为它必须是集体的意见，不应各人说各人的道理。我早已对同志们说过，没有集体的意见，一切工作都无从进行的。特别是政治宣传呵！”[31]
要知道，这时的陈独秀身陷囹圄，还进行着繁重的学术研究和撰述工作，但对狱外托派的工作和新政纲，却如此呕心沥血、细致入微地思考和推敲，充分表明了他对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派组织的忠诚信仰与爱护。
但是，史朝生等人醉翁之意不在酒，集中攻击“常委对总的问题——特别是重要的政治问题，准备得太缓慢和太不充分”，“常委在政治上没有代表全体同志的意见明白规定我们目前的政治路线，且没有作经常的政治分析和指导；在组织上则日渐失去同志的真正信仰或期望”；这是因为“过去五个月之久一切问题几全由常委三人决定”，[32]因此要求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尽快召集代表大会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鸿￠特·晓￠税*徃? !庚?辛!最?哙￠于是在4月12、17日，史朝生分别致函陈独秀和陈其昌，前信批评陈独秀被捕后的托派中央只注重上海的组织，忽视全国的工作，而且没有及时组织讨论，统一思想，并召集全国代表大会；“只把眼睛往上看”，“单纯的仰望几个‘老成’和‘有能力’的同志挽回危局”，弄得上海的组织“几乎溃散”，各地的组织“极无生气”；主张在全国范围上去集合一切优秀的坚决分子，召开临时大会，推举“特别委员会”，代替临委，以筹备全国代表大会并担负过渡时期中全国性指导工作；还提议临委拟定一个关于目前争论问题和组织工作的草案和大纲，发到各地讨论。[33]后信则直言谴责陈其昌为首的三人常委“工作方式好像是个保姆或教授，一切重要的工作问题不能尽量用民主方式……来解决”。要求“常委自身应速将各种重要的政治问题作一扼要的总的讨论和大致的决定”；“在最短期内（大约一二个月）”召集广东、北平、山东这三处的代表“来沪共同讨论，并决定几个重要的任务（如筹备全国代表大会及帮助推动目前工作）”。′三¨叶′屋? -追_蕞+欣′章?截_[34]而当陈其昌常委准备修改政治草案时，他们又急忙抛出一极左的提纲，要求代替草案，理由是“修改太麻烦，提纲比草案好”。但提纲“经过常委多数反对后，他（朝生）又攻击常委不修改草案”。[35]
5月15日，史朝生列席常委会议，提出事先准备好的《当前推动组织的步骤》，重复了上述两封信中的意见，强烈要求常委与各地代表“成立一全国反对派大会筹备会”，“建立比较满意的领导机关”；“一切消极、悲观乃至对组织采取绝望的情绪或倾向，必须和它坚决斗争，并予肃清（用说服和纪律制裁）”。[36]真是气势汹汹，咄咄逼人。
一向以稳重著称而被大家尊为“大哥”的陈其昌，受了这些抨击，也被迫撰写长文予以反击，逐条批驳史朝生的指责后指出：“应该绝对排斥无计划的急进主义——如主张尽可能的多开活动分子会、临委扩大会等……而应尽可能的少用大会或小会，不要引进可怀疑的群众”；文章揭露了史朝生在修改常委提出的《目前形势与任务》草案问题和等待国际来信问题上出尔反尔的两面派手法后，斥责其“民主”“实际是捣乱组织的办法！无政府主义的办法！小资产阶级倾向的表现！”“只能使组织更加混乱！”[37]陈其昌的主张，正是吸取了陈独秀时代的经验教训而提出的。
同时，对史朝生、胡文华、王振华三人起草的《国际国内形势及我们的任务讨论提纲》，陈其昌也斥之为：“这个提纲，不但文字技术拙劣，使它许多地方辞不达意或意思含混或顾此失彼，而且到处都是内容的错误，甚多前后矛盾。而对于一个政治决议所负的中心任务，即指示形势和斗争策略，一点也未告诉我们……不配代替草案。”[38]
陈其昌的反击，正中蓄意夺权的极左派下怀。史朝生又连续写出长文批驳陈其昌，斥责陈其昌是“官僚主义受人批评时，常不肯虚心考虑问题，而企图用威名来抵制下级同志……这种家长或上司或史大林粗暴的态度，实际是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之某种意义上的反应”；讽刺陈其昌的“积极办法”，“天晓得这些‘计划’或‘办法’！！政治上怎样发展？计划哪里来？怎样使计划完善？水平怎样提高？计划怎样才能整齐？”最后他提醒说：“数月前某次宣委会上不但我坚决主张另行起草‘提纲’，即仁静同志也明白的答复：‘我赞成老施的意见，另草提纲，不必修改我们起草的草案’”，并“改变等待国际来信四个月”召开代表大会的主张，要求尽快筹备大会[39]，并称与陈济棠、胡汉民、冯玉祥等“反蒋”派建立“首先推倒蒋介石”的“联合战线”，“那是最大的机会主义幻想。决议案上如果这样补充上去，只有断送共产主义同盟的生命”。[40]
陈独秀在“联合战线”问题上，明确站在陈其昌一边，来信表示：“只要有接近群众的机会，不但急进的小资产阶级之运动应该参加，即反动的资产阶级机关（如基督教青年会）亦应该参加。如果因为毫无力量与运动，空口和福建独立的政府党去谈判合作这种无聊的政治之失败遂盲目向左边跑，跑到拒绝与干部派（指中共——引者）、第三党的社会运动（并不是建立政权）合作，即是禁止同志参加孙夫人的某种运动，这显然是一个错误。这种错误不用说，是中了刘仁静反对任何形式共同行动之毒。这种危害于我们的运动，将不在机会主义之下！”[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