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由党员群众要求中央对于现实的民族民主斗争迅速采取坚决勇敢的态度与积极政策，以国内革命斗争来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进攻苏联。,k-a′k.a-x`s.w^.!c+o.m,

（六）由党员群众要求中央对于所有工会运动中，罢工斗争中，学生运动中，反日运动中，国民会议斗争中，反国民党斗争中，以至组织苏维埃运动中，一切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我们左派反对派在一切行动中都准备和全党同志携手前进。

与此同时，陈独秀还与彭述之、罗汉共同署名，直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议“合作抗日”。[24]

在1月20日写的《一个紧急的政治问题》中，他也对托派内部做工作，改变过去激烈攻击中共及红军的立场，并对其予以积极的肯定：“我们还应该承认，南方农民争取土地和反国民党的武装斗争，在国民党的内部战争中，特别是在最后一次蒋冯阎战争中，大规模的发展起来，已经不仅是过去大革命之余波……同时，也不能否认南方的武装农民已经是威胁国民党政府而为它不能消灭的势力，并且还未继续削弱它的军事势力……这些都是一九〇五年的俄国所没有的，都会帮助中国工人革命得到俄国一九〇五年较有利的环境”；“我们也应该承认，我们的党，固然还是很弱，而比之一九〇五年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各有其所长与所短……在政治水平上，中国党自较俄国的党为低，而在农民和军事势力方面则较强”。¨比~奇?中!雯*徃￠ ,勉^肺\粤′黩?这种说法，与他1930年《所谓“红军”问题》一文的观点完全相反。

在前述常委的《政治决议案》中，陈独秀更进一步地指出：“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虽然做过不少的错误，毕竟还是在群众中有权威的党。它不但是无产阶级的党，并且应该站在民族领袖地位；它此时即应号召民众自动的建立全权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来代替国民党政府领导全国的反日斗争……红军一与某一工业城市政治中心城市（如武汉）民众运动汇合起来，即应在那里召集国民会议，做反日反国民党斗争之总机关。”他还说：“在已有农民苏维埃的省份，城市苏维埃或义勇军一经成立，应即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地方”；“为执行以上的任务，我们……积极要求我党的领导机关改变策略，召集紧急会议，以谋整个党策略上组织上的统一，在未统一前，力求在一切行动上的合作”。~x!t¨x′x-s′.~c^o,m*

所有这一切转变，表明陈独秀是一个很善于根据形势改变策略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僵死的教条主义者。自然，陈独秀对形势的估计和策略的转变，也带有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因为当时的国民党并不如他所估计的那样脆弱，民众的抗日运动和中共的力量也不如他所估计的那样强大。更不幸的是，这一次转变本身遇到了托派内部极左派和中共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反抗，使他的爱国热情和浪漫的革命激情，非但没有得到任何响应，反而受到奚落。

批判托派内部极左派的干扰

陈独秀的思想和纲领已经有了“左”倾的色彩，但是，托派内部还有一股更“左”的极左派。陈独秀说：他们在这次反日反国民党运动中，发出鄙弃“民族主义”“爱国运动”和“抗日救国”“对日宣战”等口号的论调；他们荒唐地认为“工人无祖国”，“我们不应该爱资产阶级的国救资产阶级的国”，“笼统的反日和对日宣战，救国，爱国，都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不是我们的阶级的立场”。陈独秀指出：“如果这样的立场这样的意念用在此次反日运动的战略上是完全正确的，那么我们的纲领，我们的民主要求口号，便根本成了问题。”为此，陈独秀着重指导反日反国民党运动的同时，不得不分心与内部的极左派进行斗争。首先，他在理论上阐述了以下道理。

第一，极左派违背了马列主义的辩证法：“一切政策与口号，若不择空间和时间一概采用或一概否拒，都是站在形式逻辑的观点上，对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加以讥讽。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于民族主义运动，都曾表示过赞助或反对两种不同的态度，这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的A、B、C……（他们）都认为殖民地或被压迫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是革命的，是有利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我们应该相信，世界革命乃是先进国的社会革命和落后国的民族革命之合流。”如果在先进国提出民族主义如“国家独立等，不但是无的放矢，而且是反动的”。

第二，托洛茨基也肯定中国的民族民主口号：在托写的中国反对派任务中，给我们以民主民族的口号：“召集国民会议”“保证中国的国家独立”等，正是由被压迫国的民主民族运动是革命的观点出发。“如果我们否认这一出发点，则国际左派反对派所给我们的纲领和口号，便根本成了问题……或者幻想中国资产阶级会自动采用民主政制和实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则民主民族的口号对于无产阶级便没有一点革命的意义。”

第三，嘲笑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就是放弃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资产阶级，比有些共产主义者更知道，假如要真正实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必须要提高革命的群众，这首先便是对于它本身的危险；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中国资产阶级已经不能担负民族解放的任务。因此领导中国的民族运动以至完成民族解放，已经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任务，不能看做是别个阶级的任务，更不应对之加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嘲笑，这样高贵的嘲笑之结果，没有别的，只有把自己任务和民族领袖的地位拱手让诸别的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