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言在逐条对比李立三的错误与共产国际决议及指示后明确指出：李立三这条“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制作人，是共产国际自己”。¨第+一′看,书_枉\ +冕\废?悦-读-这次与已往反对陈独秀、瞿秋白的路线一样，为了保住共产国际的“面子”，立三路线“只是作了国际路线的替身，与一九二七年在二十四小时内宣布中共中央的模范领袖为孟什维克，作了斯大林、布哈林的替身，并无二致”。“我们有权利向全体党员同志宣布：共产国际宣布‘立三路线’，完全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破产；‘立三路线’的错误，根本就是共产国际的错误”。

但是，宣言在论述国际与中共的路线错误时，却完全从托派，特别是陈独秀的“反红军”的观点出发：“党的领导之无出路的基本原因，在于不相信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之领导作用，相反的，党的领导政策几乎完全依重农民……企图在农民身上打开一条出路，由农村向城市发展，甚至根本企图在农村中建立政权的意识，完全是离开了无产阶级的一种标志。,咸_鱼+墈.书,蛧. *毋`错*内*容/”断言：“在工业城市中，工人尚未起来的条件下，希望在农村中揭起革命的企图而思有所成就，这简直是幻想。”认为：共产国际要中共“集中注意去组织、并且巩固红军，以便在将来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而能够占领一个或几个工业的执政的中心城市”的路线，“实是陷中国党于冒险盲动主义错误的真正根源”；而其结果，“我们很早就预言并警告过了：单纯的军事投机，只有更加损害党的基础，使工人运动更加难于恢复”；“一贯的重视农民作用的路线，在理论上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是国际机会主义（俄国孟什维克主义在内）的典型思想”。

陈独秀的思想逻辑很简单：工人+暴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农民+暴动，是机会主义的。

前者，暂且不论，但是，十月革命后几十年执行的斯大林式的“无产阶级专政”，除了个人独裁以外，哪里有多少“工人”的味道？哪里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味道？至于说到中国，由于工业的极度落后，像欧洲和俄国那样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根本没有，农民却有几千年造反的传统。′s·a~n,s+a^n_y+q/.-c*o*m+所以，综观中外所谓革命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组织一部分工人或农民夺取政权的历史，而一旦出现有利形势夺取了政权，往往不过是养肥了另一个官僚主义集团，广大工人、农民得到的利益，是微乎其微的。于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又逐渐尖锐起来，酝酿下一场的“革命”。

所以，陈独秀对共产国际和中共路线的批判，虽然不乏“为工人谋福利”的真诚目的，但却是十足的书生意气。

那么，挽救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呢？宣言开出的药方，就是托派的国民会议运动，要求召开“普遍平等不记名投票直接选举的国民会议”。

这样，就把中共与托派之间的两条路线鲜明地对立起来了：

宣言最后强调：“现在改造党的政策及党制已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了。”为此提出以下四条建议：（1）规定日期召集全党的代表大会，对于政策及党制加以根本改变——必须完全采取左派反对派的路线。（2）在大会之前，把一切重要问题在一切会议上及机关报纸上发动党员群众之讨论，不能拿任何罪状作开除的理由，以保护讨论的正确进行。（3）一切事实及经验证明左派反对派路线的完全正确，没有理由把我们排斥于党外，我们应当选举代表参加大会，并且在会上讨论左派反对派恢复党籍问题，使我们得立刻回到党内来。（4）公布历来为领导机关隐藏的左派反对派文件，及对于大会的提案。

这份宣言，充分说明陈独秀及中国托派对于当时替代中共抱着极大而迫切希望，也暴露了他们严重低估了中共自我克服危机的能力。这个宣言和最后的四条建议，是多么的天真、浪漫和荒唐。但是，在当时，陈独秀和托派却是多么认真。

当选托派中央书记处书记

托派四个小组织协议委员会的工作，正是在上述中共被托派认为即将瓦解、将被替代的情况下，再加托洛茨基和陈独秀的积极推动，终于顺利进行。主要的工作是起草统一大会的文件，协商结果：中国托派纲领和《土地问题决议案》（草案）改由陈独秀起草，纲领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这个纲领，为了避免争论，是以托洛茨基为中国托派起草的政纲为蓝本的，内容分五部分：过渡时期中反对派之总任务；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过渡时期与我们的策略”；中国革命的前途；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派及反对派目前的任务。

在内容上，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纲领》竟然攻击“中国共产党差不多一走上斗争的舞台就在机会主义领导之下”。这种文字出自曾主持创建中共并担任第一至第五届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之手，殊属惊人，再次表现出他爱走极端的思想方法。

《纲领》规定托派对中共的策略是：“它绝不与共产党的活动隔绝，它在每个问题中采取它的态度，它在示威罢工等斗争中无情的批评正式党领导之政策的错误，并以它自己的信仰，不对正式领导作任何让步。”这就规定了托派始终是中共反对派（反对党）的性质。

《纲领》根据大革命失败的经验，“郑重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