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告青年（陈独秀）

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陈独秀）

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高一涵）

今日之教育方针（陈独秀）

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续本卷一号）（高一涵）

抵抗力（陈独秀）

民约与邦本（高一涵）

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续本卷二号）（高一涵）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陈独秀）

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高一涵）

读梁任公革命相续之原理论（高一涵）

一九一六年（陈独秀）

我（易白沙）

自治与自由（高一涵）

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传奇故事。-纨^夲+鰰`颤¨ !已^发^布_蕞~欣?蟑,劫!李大钊相识高一涵，就是通过《新青年》：“守常读《新青年》，见余文，知在东京，访问半年余，终无人见告。迨帝制事起，东京有留学生总会之组织，守常见留学生总会中有余名，转辗询问，始得余之住所。一日房主持李大钊名片上楼，余览片竟不知为何许人。及接谈，始知守常已访余半年矣，此为余与守常相见之始。·k~u·a￠i￠d!u¨x·s?..c·o^m+因纵谈国事，所见无不合，遂相交。”[17]

因为这个缘故，1917年8月，陈独秀把高一涵和李大钊一起请进了《新青年》编辑部，开创了后来“南陈北李”的新篇章。

如果说高一涵注重引进西方民主思想，那么四川的吴虞则注重批判儒家伦理与佛老思想，“打倒孔家店”这一新文化运动中最富战斗力的口号，就是吴虞提出来的，所以胡适称他是“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在伦理革命中，高与吴二人可谓是陈独秀的左膀右臂，哼哈二将。陈独秀对于吴虞文章的赞赏，如同《新青年》第1卷中对高一涵的文章一样，在1917年2月出版的第2卷第6号以后的连续五期，吴虞的文章都排在陈独秀后面的第二篇的位置：

文学革命论（陈独秀）

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吴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