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王克济说，“后来，我接到上级命令又要出征。她就问我是不是红。我就对她说了实话，被我爹在外面听了去。

我要来湘县对我爹娘还是有交待的。我就对我爹说，想来湘县开个诊堂。我爹什么也没问，就同意。

知道我要出来。我娘还是舍不得，她讲，一家人一起好好的，不要挣什么大钱。我爹说，我们开馆行医治病救人，不讲挣钱的事。儿子想出去看看就出去看看吧。家里不是还有三儿吗？

我爹说了一些话劝我娘。我就在家准备了两天。

我离开家的那天，爹和娘，还有我家三弟站在我爹身后。我还有个二妹出嫁了。一起坐在堂屋，看着我和你嫂子还有两个孩子一起出来。

我就明白，爹娘他们知道我的身份。因为前两天有个人来看病，给了我一张字条。我看了后。

可能我爹也看出我的一点变化吧。中央红军又离开了苏区。国民党的报纸是天天报道。

如果我是国民党，是不用那样躲躲藏藏的。如果我是老百姓，也不会有人给我什么字条。

我爹当时说：儿呀，你要做的事你就去做吧。爹和娘还有雪芳和孩子们，一定在家好好的等你回来。你也要好好的回来。听到吗？

当时。我流着泪放下手中提的行李，给爹和娘跪下来拜了三拜。谢谢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我娘流着泪什么都没说。”

王克济抹了一下泪水说：“到了湘县，我就租房子。开医馆。组织没有经费。我自己开，医馆开了起来后，我才给省委的同志发报汇报，我在湘县开一家杏林堂。省委给我派新亮来协助我工作。我们也与湘县的同志联系上。

工作与医馆都安稳下来后，我给家里去了一封信，问一下我走后家里还好？当然信是写给我爹的。因为有好些病人病好后，有上门谢的，也有寄东西写谢信送锦旗的。我就以病人的谢信写回去。这样才不会被发现。

要是没什么情况，我就叫雪芳带两个孩子过来。

信都是雪芳回。她说，我走后的当天，国民党一队人马就冲到家里来搜查。

岳父后面也跟了来，我岳父也不管国民党的官兵在家里搜查。开口就骂我爹，说让我走了，留下雪芳带两个孩子在家，孤儿寡母的。问我爹是什么意思。

我爹也不含糊，就骂岳父，还不是你儿带我儿走上这条路的，你儿没了，也要让我儿没了吗？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还骂上门来了，真是岂有此理。

我爹就在院里顺手拿了根棍子对岳父就打。岳父带来的人就拦我爹。岳父就指着我爹骂。

家里的伙计与岳父带来的人也推打起来。雪芳来信说，那时家里乱成一锅粥。

国民党官兵他们看这样的情况，觉得也查不出什么，加上我们两家在当地的名望与声誉。这事也就那样的不了了之了。两位父亲就成了仇敌。

雪芳就不带孩子来了。

现在，逢年过节雪芳带着孩子回去，看看岳父岳母。有时岳父病了，岳父的管家也来请我爹去看看。

看病的时候，我爹还要说上一些气话气我岳父。两位父亲在街上要是遇上了，有时都还要吵上几句。

前一段雪芳来信，说镇上的人，现在如果看到我爹与岳父碰到一起还要吵架的话。他们就会说：我说两位老爷子，现在国共都合作了，您二老也和好吧。

我爹和我岳父是哼，各自一边转身走了。”

“哈哈哈。”夏春茶笑说，“两位老爹还真是有趣。”

“唉。”王克济叹了一口气说，“雪芳信上说，在她写这封信给我时，爹对她说，这是爹和岳父演的戏。他们二老的目的，就是想要好好的保住两个家和我们。对雪芳说对不起，这些年来难为她了。”

王克济泪水滚落下来，“原来两位父亲是如此的深明大义。唉。想想我们做儿女的又为他们做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