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在深山古刹熏习佛法，成年后又踏入社会弘法利生，深感禅门里所谓的机锋相对，世间所讲的机缘际遇，往往发生在“一念之间”。

我闲来喜欢一书在握，神游天下，经常发现无论是古今中外反败为胜的战争，或者是各行各业出奇制胜的事例，其关键莫不是在“一念之间”。

多年来，我观察纷纭世事，研析始末究竟，时时觉得人生数十寒暑中的成败得失、缘起缘灭，都与我们的“一念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回首前程，自觉一生当中有许多事情，也都是取决于“一念之间”。

十一岁那年，母亲携我离乡，找寻在战争中失踪的父亲，途经栖霞山寺，我趁母亲礼佛之际，好奇地在寺内到处观看，遇到一位知客法师出奇不意地问我：“小朋友！你要出家吗？”我因为急于回头找母亲，就随意说了一句：“好啊！”没想到他真的为我引见监院志开上人（后来成为我的师父），为了信守承诺，我只好与母亲辞别。如今，我由衷感谢这无意间的“一念”，使我得以及早遨游在真理的大海之中，汲取无边的法味。

我原本生性羞怯，不敢面对大众，因此来到台湾以后，即隐守在寺院中，于从事苦役之余，以教书写作弘扬佛法。

一九五二年三月，我在龙山寺遇到李决和居士正四处央请法师到宜兰弘法，无奈却因宜兰地处偏僻而乏人问津。我心生不忍，故毛遂自荐。李居士闻言，万分欢喜，回去后立即来信聘请。

就因为这“一念”的不忍之心，我来到了风光明媚的兰阳平原；也为了这“一念”的慈心悲愿，我开始鼓起勇气，面对社会大众，普施法雨，广行教化。宜兰之行，又成了我一生最大的转折点之一。

习与群众接触之后，弘法邀约相续不断，山巅水湄都有我的足迹。后来，远在高雄的信徒居然也闻风前来请法，他们的热忱如同南台湾的太阳一样强猛，每次总是请了乐队到火车站隆重接送，一路上吹吹打打，经过市区，鞭炮声、鼓掌声更是不绝于耳，引来路上行人侧目围观，行车驾驶也纷纷探头，令我坐立难安。后来有好几次来去，想尽办法，悄悄地换了几班不同的火车，还是难以逃过。

有一次，我听说某位信徒生病，即前往探视，没想到附近信徒早就已经在目的地守候良久，争相邀请我去作家庭普照，每到一处，总是瓜果饼干摆满一桌，我一生不忍拒绝别人的好意，于是去了，一家又是一家，一天下来，肚皮都快要撑破了。

信徒的虔诚恭敬固然感人，但是我自觉福薄德浅，受不起信徒如此盛情供养，因而生起了不要再来高雄的念头。但是有一次当我启程北返，刚坐上车时，信徒翁陈盆老太太跑到我的车窗前，对我说道：“师父！你一定要再来喔！”这一句话，我不知听过多少人讲过多少遍，但是此刻她那种渴望的音调与诚恳的态度，深深地叩击着我的心房。正因为这“一念”的感动，我决定与高雄再续法缘，因此，才有后来的佛光山。

一九六七年，我无意间听说越南褚姓华侨全家大小陷于经济困境，正欲一死了之，我当下就决定筹钱购买他所拥有的一片荒山，为其解困。为了这“一念”的悲愍，我不知花费多少唇舌力排众议，因为这里既没有秀丽的山光水色，也没有便利的公共设施，放眼望去，有的只是满山的刺竹，遍地的芒草。

好不容易说服大家，接着就是千辛万苦的开山工程，我和徒众每天在烈日骄阳下，担石凿地，挥汗如雨。遇到狂风暴雨，我们又得不惜身命，在山崩洪水中，搬运沙包，防止灾患。经过一番艰难的奋斗过程，荒山野地才呈现出寺院的初貌。今天佛光山能有这番繁盛的景象，全都是二十八年来不断努力开发智慧、劳力的结果。

所以，“一念”固然足以形成人生的转折点，更重要的是自己必须肯用心，肯出力，去完成那最初的“一念”。

回想我这一生从俗家到出家，从大陆到台湾，从宜兰到高雄，从寿山寺到佛光山，乃至从岛内到岛外，虽然无一不是“一念”所造成的结果，但是其间不论是出自无心的“一念”、勇敢的“一念”、感动的“一念”、慈悲的“一念”，我都心甘情愿地坚持那“一念”，做好那“一念”，甚至为了“一念”，一生吃尽苦头，受尽委屈，也从无怨悔。

我的弟子满和是台大外文系毕业的高材生，数年前，他以高分通过托福与GRE考试，就在申请留学时，他幡然醒悟，写了一封长信给我，诉说他的心声：“……要做一个出家人，是从发心、慈悲做起，而非从研究学问开始。我为了别人的希望、鼓励而去读博士，但是我仔细想想，我不要这些，我是来出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