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56年，已经头角峥嵘的苏东坡方二十二岁，他的弟弟小他三岁，比之现在那些后生代的作家，

还要年轻些。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古代文人早慧者多，而近代作家则偏向晚熟。且不说外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都在未长胡子以前，就写出了传诵一时的名篇，仅以中国的李贺为例，孩提时，就写出《高轩过》一诗，令韩愈吃惊。李长吉死时才三十出头，还不到退出共青团的年龄。可他在唐代诗坛的重要位置，已经牢固地奠定，为公认的大家。可时下许多同样年纪的后生代作家，尚在暗中摸索，不得要领。好一点的，充其量，也只处于小试牛刀的发轫期，连圈子里的人，也未必知名。

大概如今时行大器晚成，不到五十岁，或略超半百，尚冠以青年作家头衔者，不算稀奇。过了而立之年，还称之为新生代，或后生代作家者，也属正常，以此类推，苏东坡就该是儿童团作家，李贺只能算幼儿园作家。我想，造成这种现象，有许多因素。但缺乏像欧阳修这样奖掖后进，发现新人的大师级人物，恐怕是相当重要的原因。韩愈就了不起，他听说李贺那小孩子有特异才华，亲自登门。后来，李贺考试，因避父讳，取消报考机会，韩愈专门写了文章说明讳无必要，做他的思想工作。正是这些大师的关怀，李贺的禀赋才得以发挥出来，成为诗中鬼才吧！

所以，韩愈说，不怕没有千里马，而怕没有伯乐，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当然，有可能在一定的时期内，硬是没有伯乐出现，或出现了他也不干伯乐的事，尽去沽名钓誉，尽去风花雪月，尽去捞一官半职，那也只能无可奈何，就靠千里马自己去驰骋了。但千万别碰上一位非伯乐，却装作伯乐的家伙，“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才，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那就该倒霉大了。

但真正的伯乐，如欧阳修者，在读到苏轼的文章以后，给梅圣俞的信中，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之情，“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一个在文坛扛鼎的大人物，会为一个年轻作家的出现，高兴到甘愿为他让路，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还能找出类似的第二人么？宋人朱弁，在他的笔记《曲洧见闻》里提到：“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辈类若此。一日，与其子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从这里，我们更看到他那宽大的心怀，深情的期勉，以及对于年轻人成功的喜悦。

若是能得这样大师的惠泽，岂不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嘛！

大师的预见没有错，朱弁接着写道：“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苏轼文字），赏钱增至八百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读坡诗，便自觉气索。”

苏东坡在北宋文坛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时，虽然他一次坐牢，两次官司，三次流放，多次调动，最后充军到海南岛，一生之中，始终与提携过他的前辈欧阳修一样，接棒的苏轼，也是以扶持年轻人为己任的，身体力行，尽最大力量去发现、支持、援助、提携文坛新人，在《宋史》中，这样的例子，简直俯拾即是。

《黄庭坚传》：“熙宁初，举四京学官，第文为优。教授北京国子监，留守文彦博才之，留再任。苏轼尝见其诗文，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由是声名始震。”

《晁补之传》：“十七岁从父官至杭州，粹钱塘山川风物之丽，著《七述》以谒州通判苏轼。轼先欲有所赋，读之叹曰：‘吾可以阁笔矣！’又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

“从弟咏之……少有异材……晁补……以其诗文献轼，轼曰：‘有才如此，独不令我一识面邪？’”

《秦观传》：“见苏轼于徐，为赋黄楼，轼以为有屈、宋

才。又介其诗于王安石，安石亦谓清新似鲍、谢……及死，轼闻之叹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岂复有斯人乎！’”

最令人感动的，是在邵博的《闻见后录》里所说的一则故事了。“鲁直以晁载之《闵吾庐赋》问东坡，何如？东坡报云：‘晁君骚辞，细看甚奇丽，信其家多异材耶！然有少意，欲鲁直以渐箴之。凡人为文，宜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耳。晁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云尔。非为之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可耳。’予谓此文章妙诀，学者不可不知，故表出之。”

大师的胸怀，大师的关爱，从这一席话中，千年以后的读书写作的人，也能体会到大师的体贴和温馨。联想到时下那些加引号的“大师”，凡谀己者皆荣宠之，凡异己者皆粪土之，踏破门槛者为高足，不去磕头者为叛逆，无所谓是非，也不辨真伪，只以个人好恶而定爱憎。而真正的大师，永远是旗帜鲜明地支持应该支持的文坛新秀。也许他并不喜欢他，如欧阳修之对王安石，后来两个人甚至成为政敌，但不因此改变他对王安石文学才华的看法。

因为大师有这样足够的自信。

现在，还有这样乐于助人，特别是助新生代一把的大师吗？当然有，这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文人的人梯精神，团队意识，自会薪火相传，香烟不绝的。但也正如太史公所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特别强调物质的社会里，此风纵存，大概为数也不多了。而像欧、苏如此摩顶放踵，不遗余力为文坛新进推波助澜的大师，几乎不大看到了。

物质时代，不大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大师，但类似大师，或近乎大师，或被人捧作大师，或有可能成为预备大师、候补大师的人物，还是能够套用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里那句脍炙人口的“面包会有的”的台词，无妨可以自豪地说一句：“大师会有的。”这也是我们的一种幸运了。

不过，在物质时代的大师，也有难能免俗的物质欲望，或忙于建造纪念自己的楼堂馆殿，或忙于保留自己有可能成为文物的故居，或忙于成立研究自己著作的学会，或忙于口授、对讲、自撰自己的回忆录等等塑造流芳百世的形象之类的工作，大师太忙，使他们无暇顾及后来者，由着文坛这班小八腊子自生自长，也就可以谅解的了。所以，像欧苏那种大师风范，一时间竟也真成了空谷遗音呢！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古代的大师似乎比今天的大师要想得开，所以，他们不怎么忙，因而有时间为文学发展，培养新人，做一些事情。至于身后，欧阳修顶多也就是和梅尧臣约定，我死了以后你给我写墓志铭而已，苏东坡连这一点甚至没有想到，他死后的纪传，只好由其弟苏辙编撰了。即使没有研究会，没有回忆录，也依然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师。

想想也真是感到遗憾，由于欧阳修处于朝廷政治斗争的漩涡中，苏东坡处于流放坐牢的颠沛生涯里，这两位大师竟没工夫，也没有想到，应该向城建部门去办理一下故居的保留权，永远不予拆迁，以供后人瞻仰。所以，至今在四川眉山没有苏轼的故居，在江西永丰也找不到欧阳修什么祖屋之类。这当然令对这些真正大师的崇敬者，多少有点惋惜。眉山的一处公园里，尚有一座东坡先生的塑像，永丰那里的六一居士的遗址，早就荡然无存。转而一想，没有故居留存下来，影响他们的伟大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环滁皆山也”的醉翁亭，“毕竟西湖六月中”的苏堤，不比一处两处故居，更具有文学价值吗？

写到这里，不禁生出一种杞人忧天的思虑：要是把所有活着的大师或准大师或其实也不是什么大师的故居，都保留下来的话，活人还有立脚之地吗？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