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15年（唐元和十年），对诗人白居易来说，是不太愉快的一年。
三年前，他的母亲陈氏不慎坠井死亡。按封建社会的葬礼制度，父母死，其为官之子，应交卸公差，苫块尽孝。公元814年的冬天，他守丧阙满，由渭南的下邦老家回到长安，重新就职。例该继续他先前所担任过的京兆府户曹参军，充翰林学士等职务。
京兆府的户曹参军，大概相当于首都民政局的书记或局长之流。不过，白居易倒用不着上班，只是一个坐领干饷的差使。因为宪宗李纯对他比较满意，遂额外施恩，使其多得一份外快。这次回京复命，尤其意外的是，竟得到了一份令人羡慕的东宫肥缺。
这样破例的安排，自是源于陛下一直对他的好感了。唐代的帝王，对于出类拔萃的诗人，还是相当高看的。虽然李纯有时很烦作为谏臣的白居易，耿直进言，顶撞冒犯，恨不能扁他一顿。但总觉得这位关中汉子，恪尽厥职，忠忱可嘉。何况诗又写得那样好，具有广泛影响，所以就提拔了他。
这当然是件高兴的事，但究其实情，又让诗人有点沮丧。“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为太子左赞善大夫，固然在名声上好听，收入上实惠。可是，离太子近了，难免离皇帝要远，实际上被排挤出权力圈之外。对有远大抱负、很想为国为民做一点事情的白居易来说，做一个闲人，自然不是十分开心的事情。
估计，李纯本想拔擢他的。但李纯的左右，也就是围在皇帝身边的人，不太想拔擢他。凡统治者身边构成人墙的近臣内侍、亲信宠幸，都非等闲之辈。特别是执政中枢的高官、朱绂紫绶的权贵，深感一位关注政治、关注现实、关注社会的诗人，有太多的机会与帝王直接对话，未必是件好事。为了不让他多嘴多舌，碍手碍脚，便说服李纯，打发他到东宫侍服太子去了。
公元815年，这是他倒霉的一年。年初，诗人开始在东宫坐冷板凳，当上班族去了。咸阳的冬末春初，天气总是干冷干冷，白居易的心情同样阴沉索然。想做事，无事可做，想说话，无人在听。于是，只好写诗，诗也写不出振作，写不出神采，只有一片怅惘，满纸苍茫。“病身初谒青宫日，衰貌新垂白发年。寂寞曹司非热地，萧条风雪是寒天。远坊早起常侵鼓，瘦马行迟苦费鞭。一种供君官职冷，不如犹得日高眠。”（《初授赞善大夫早朝，寄李十二助教》）
是年六月，在诗人的眼皮子底，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行刺案，震惊咸阳，自然也轰动全国。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六月，癸卯，天未明，（宰相武）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东门，有贼自暗中突出射之，从者皆散走，贼执元衡马行十余步而杀之，取其颅骨而去。又入通化坊击（宰相）裴度，伤其首，坠沟中，度毡帽厚，得不死。”（《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九）
这桩连续行刺宰相的案件，充满戏剧性，但也充满荒诞。第一，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首善之区，肆无忌惮地进行的；第二，作案后，贼众扬长走脱，并四处放风：谁要查案，就接着杀谁，谁敢破案，就先把谁灭掉。猖狂得不可一世；第三，一时间，南衙北司，束手无策，卫戍缇骑，破案无门，政府陷于停摆状态；第四，更滑稽的是，“京城大骇，自京师至诸门加卫兵，宰相导从加金吾骑士，出入则彀弦露刃，每过里门，诃索甚喧；公卿持事柄者，以家僮兵仗自随。”整个城市弥漫着世纪末的恐惧。
我们的这位诗人，激动了，气愤了，这像什么话？这成什么世界？于是，丹墀觐见，直陈己见，“首上疏……急请捕贼以雪国耻”。诗人上纲上线，一下子提到举国之耻的高度。满朝文武无一不惊悚万分的同时，也无一不瞪着眼睛瞅这位诗人，太夸张了吧，也太言过其实了吧。其实，诗人一句话也不说，一个屁也不放，看见当没看见，听见当没听见，谁也没有理由挑他的不是。他在东宫里，陪太子钓鱼、下棋
、读书、写诗，当他的自在闲人，完全可以置若罔闻、高枕无忧的。
然而，在纷扰的现实面前，在动乱的政治面前，在不平的社会面前，在灾难深重的人民大众面前，诗人不可能掉过脸去不闻不问，在那里装孙子，装王八蛋，山呼吾皇万岁万万岁的。我估计他参谒宪宗时，肯定理直气壮、义正辞严。他会激昂慷慨，他会声色俱厉，如果闭上眼睛不看，塞住耳朵不听，咬住嘴巴不说，我还称得上是一个诗人吗？
这种对于政治的关注，对于现实的关注，对于社会的关注，用今天的语言来说，也就是对于人民大众的关注。自古以来，这份良知，有其可贵一面，但也有给中国文人带来不幸的致命伤一面。由于无法装聋作哑，由于无法麻木不仁，要呼吁，要呐喊，要盛世危言，要警钟长鸣，也就成为有史以来无数文人悲剧的成因。
诗人终于因了这件他大可不必关注，尤其不需要他最早就跳将出来的关注，惹出了麻烦。帝王的左右人等，当然不能忍受这位关中汉子当着皇帝的面说三道四、大放厥词。他们逮住他越位首告的犯规行为，将他逐出宫阙，发配江州。道理很简单，你现在是东宫太子的师傅，你已不是谏官，你不该抢在谏官的前头向皇帝进言。
怪就怪在诗人的冲动，诗人的沉不住气，诗人干预生活的过度热情。出头的椽子先烂，诗人为他抢先的仗义执言，付出了代价。
所以，中国文人，其实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大众写作者，一类是为小众写作者。翻开文学史，真正为大众的文人，比较少，而真正为小众的文人，却是绝对的多。当然，为大众写作者，不见得就高明，为小众写作者，不见得就不高明。但前者所负荷的使命感、责任感、公民的道义感、文化的绍续感、民族精神的承载感，是与后者有着差异的。
为大众写作者，以文学为生命，把它看得很重；为小众写作者，以文学为手段，把它看得较轻。为生命者，敢为文学献身；为手段者，只不过玩文学而已。正是这种差异，翻开中国文学史，便能体会到，为大众的文人多了，那一个时期的文学史，分量相对要厚重一些；为小众的文人多了，那一个时期的文学史，分量相对要单薄一些。如果，全是为一己之私的文人，或者，只为统治阶层写作的文人，连小众的“众”也略而不顾，抛在脑袋后边，那这一时期，必然构成文学的空白。
因此，我们也就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中国文人，心目中没有中国大众，那么，中国大众，不把中国文人放在眼里，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像白居易，千百年来，总活在人们的文学视野之中，有他的一席之地。我想，文学与文学受众之间，是存在着这样一个非常公平的交换法则的。
很清楚，这次刺杀武元衡和裴度，是割据河北、淮西的王承宗、李师道等军阀对中央政府的公开挑衅。此乃尽人皆知之事。但诗人看到的根本问题，却在于执政无能、姑息养奸、军纪窳败、剿抚不力、当道懈怠、略无戒备、宰衙乏策、应急无方上面。所以激动，所以愤怒，大声吼出：“岂有国相横尸路隅，不能擒贼？”这不是前所未闻的“朝廷之奇耻大辱”吗？他在上书中，要求追究责任，一查到底，要求严惩不贷、决不宽容，主政者不能辞其咎，当事者不能诿其过，否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
李纯的左右，当然不好指责诗人的话不该说，而是抠住他的话不当说。他的话是对的，但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机不对。“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当此群情涌动、舆论大哗、责难声起、无法平息之际，穷于应付、一筹莫展、焦头烂额、无计可施的官员，正憋了一肚子火，没处撒气。你一个东宫的左赞善大夫，用得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嘛。
于是，下放，谪为江表刺史。然而，事情还没有完，诗人的东宫同事，
也是他的诗界同行，后来成为中书舍人的王涯，趁机狠狠地踹他一脚。“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中国文人最没起子的行径，就是这种自相残杀了。他这一挑头，闹得李纯也不能太悖众议来保护白居易了。（以上均据《旧唐书》）
“司马”一职，在唐代，是闲差，类似“文革”期间对走资派的“给出路”的政策，某种意义上说，是给那些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可以得一碗饭吃的去处。这年冬天，垂头丧气的诗人，从咸阳到了江州。江州，古为浔阳，今为九江。在唐代，是离长安很远的地方了。
不过，诗人的失落心绪，慢慢地，也就调适过来了。
他在给好友元稹写的信中，这样报告他的近况。“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看来，官职降了三级，工资少了一半，但至少衣食不愁，也就聊堪自慰了。
也许，过于快活，过于轻松，过于心满意足，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的文人，没有可能去作太深沉的思考。因此，要写出太深沉的作品也难。相反，文人到了失意，到了潦倒，到了跌跟头，到了哭得出来、笑不出来的时候，倒是能够沉下心来写点东西，想点问题了。文人，说起来也是一种奇怪的集群，宜冷不宜热，宜静不宜闹，宜散不宜聚，宜分不宜合。过热、过闹、大聚、大合，其结果，必然是头脑膨胀、血液沸腾、激素澎湃、性欲冲动。这时候，想写深思熟虑、结结实实的大块文章，肯定是屁股长钉子坐不住的。而打算沉下心来做一些事情，想一些问题，还真是需要在头脑冷峻、心境安静、远离尘嚣、保持独立的状态下，才能有所作为。
于是，在江州的白居易，坐定下来，初次编辑了他的诗集。集子编竣以后，有感而发，写了一首《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的七律：“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每被元老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莫怪气粗言语大，新排十五卷诗成。”我想，这与他在编自己诗集的过程中，有工夫重新审视走过的创作之路，有着很大的关系。一篇具有历史意义，为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和大众化的写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与元九书》，也出现了。虽说是朋友之间的通信，但却是白居易一生的文学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