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赞赏这警句，因为具有一种超越时空的豁达精神。

对文人而言，说豁达，容易，做到豁达，就不容易，而具有超越时空的豁达精神，则更不容易。中国文人，都自封清高，其实在名和位上，并不都是那么想得开的。尤其在封建社会科举取仕的年代，那个“学而优则仕”的“仕”字，可把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弄得颠三倒四而找不着北。

按照毛主席的说法，工人以工为主，学生以学为主，那么，文人也应该以文为主才是。但旧时文人常常不在为主的方面下力气，却把功夫全用在名位上的得失考量上，那一份斤斤计较，那一份奔走营逐，其贪婪，其恋栈，其巴结，其钻营，真是很不怕斯文扫地的。于是，展眼望去，你多我少，抓心挠肝，你上我下，咬牙切齿，你高我低，寝食不安，你红我灰，如丧考妣，便是文坛的风景线。

包括我自己在内，要是能够悟到“升沉不过是一秋风”，有这一份豁达，大概也就觉得没有必要搞得自己好不开心了。

于是，我想起明代复古派“后七子”中的谢榛（1495—1575），与其诗友们升沉秋风的故事。虽然那是发生在明代后叶的事情，相距遥远，但昨日之儒林，与今天的文坛，其基本状态，应该说大体上是差不多的。

说到“后七子”，查文学史，通常系指明嘉靖、隆庆年间的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和徐中行等一个团契性质的诗人组合。据陈登原《国史旧闻》：“明人诗社，所以较前世更为发达，一，有巨子为之室主；二，富贵家例多好事；三，能文者矜文好奇，于是此踵彼效，辈起更多。”看来，当时这种文学社团很盛行的，甚至还搞大奖赛什么的。据《明史》：“诗胜者辄有厚赠，临川饶介为元淮南行省参政，豪于诗，自号醉樵。尝大集诸名士，赋《醉樵歌》，简诗第一，赠黄金一饼，高启次之，得白金三斤，杨基又次之，犹赠一镒。”

金饼有多重，不得而知，但三斤白银，价值不菲，手笔也够大的。那些得不着的诗人，眼睛真要黑一大块了。

上述“后七子”的诗社，最早发起者，却是不在其列的李伯承。“伯承未第时，诗名籍甚齐鲁间，先于李于鳞（即李攀龙），通籍后，结诗社于长安，元美（王世贞）实扳附之，又为介元美于于鳞。嘉靖七子之社，伯承实为若敖蚡冒。其后王、李名成，而伯承左官薄落，五子七子之目，遂皆不及。伯承晚岁，少年若以片言挑之，往往怒目啮齿，不欢而罢。”（《列朝诗选》）

这位诗社首创元老，也是最早被踢出局的，升和沉，也来得太快了点。由此可知，古人多君子之风，但古文人，倒也未必，小人成性者谅不比今人要少。

第一，李和王也太不够意思，你二位得以人五人六地进入文坛，靠谁？一掉屁股，将这位引荐者一脚蹬了，未免过于薄情。就如同当代有些作家，未成名时见编辑，点头哈腰，只敢在椅子上坐半只屁股；成名以后再见这位编辑，颐指气使，眼睛立刻就长到脑门子上去了一样，倒是古今同趣的德行。

第二，这位被人家无情抛弃的李诗人，

也太想不开。老到一把年纪，还耿耿于怀，也太小肚鸡肠，心胸狭隘了。至于嘛，不带你玩，你就不玩，也不影响吃饭拉屎；再说，他们玩他们的，你也可以玩你的，未必不能自得其乐。至于一提往事，金刚怒目，血压上升吗？所以，无论李攀龙、王世贞，无论李伯承，都有不够豁达之嫌，世界有多大，文坛就有多大，不一定非扎堆，非聚义，非歃血为盟，拉这个打那个的。

“升沉不过一秋风”，这是至理名言。

好了，李伯承出局，这诗社又一次面临改组，接着，就该谢榛被那哥儿俩从诗社里“开”了。谁红谁紫，谁灰谁黑，谁上谁下，谁来谁去，正是这种无聊而又无趣的文人自戕，构成文坛的热闹话题。

说到谢榛，我认为，他是一个既快活又不甚快活，既豁达又不甚豁达的诗人。一般讲，豁达，就能快活，不豁达，也就不能快活。因为，他有两个常常使他不能快活和不能豁达的遗憾，一是他生理上的弱点，“眇一目”（《明史》）；二是他心理上的弱点，“以布衣结牛耳”（《列朝诗选》）。这样，形象上的差一点和学历上的差一点，他也就无法彻底的豁达和完全的快活起来。

我对明诗所知甚少，但在“后七子”中，王世贞外，就比较欣赏他了。因为他的文学观点比李攀龙等其他人，来得宽泛些；凡在文学观点上，持“套中人”的紧闭自锁政策，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还不许别人照自己的方式活，是最遭人恨的。谢榛的诗，稍有生气，就因为他能够容忍异己，不那么一条道走到黑。固然，他也复古，这是前、后七子一以贯之的主张，但他不像李攀龙那样绝对，“文必西汉，诗必盛唐”，也不像王世贞那样设限，“大历以后书勿读”，谢榛要放得开些，他明白，文学是不能太过拘束的，一定要这样，而不要那样，必这样不可，而那样则不可，对于文学的发展，肯定不是坦途。

但是，此公的两大弱点，使他尴尬。“眇一目”，尚可配一副墨镜遮掩；不过，嘉靖朝，北京城里有验光配镜之店肆吗？我怀疑。因此，他只能倚仗自己的诗名，做出独眼龙常有的自负神气，徜徉于京都长安。但这表面的自信，也难掩其内心的虚怯。在科举年代里，一个读书人，还是个声名大振的诗人，竟然没进过学，没应过试，是一个无缘于黉门的白衣秀士，这日子不好过。假如他一天到晚厮混在短裤党里，蓝领阶层，彼此彼此，也许无所谓了。但他却生活在一个文化精英圈内，确实有点抬不起头来，你可以用“布衣”自傲，人家却要把你当“白丁”看待，你也只好没脾气。

明代文坛，派系林立，经常洗牌，重新组合，所以，升沉变化，频繁匆促，甚至来不及一秋风，就“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了。昨日还兴冲冲的文人，一朝离开那把交椅，就没精打采，像霜打似的蔫了；前一阵不见经传的文人，因缘时会，这一阵红得发紫，竟也能指点文坛，领袖群伦。王世贞就是最好的例子，他虽是世家子弟，可他年轻时，因为反对权奸严嵩，而弄得老父系狱，冤屈难伸那刻，在诗社早期活动中，其实是个小角色。

谢榛比那个气回山东的李伯承要神气些，一，年纪居长，二，成名较早，三，创社元老，四，估计他颇有公关能力，能够拉来一些赞助，能够在前门外某家酒楼，开个新诗朗诵会，找几个歌星到场助兴，能够在厂甸某家书铺，来个签名售书，找八大胡同的名妓站场，这点银两，他口袋是拿得出来的。

所以，李伯承走后，他顺理成章当了社长和法人代表，那时不用选举，几个人一合计也就行了，估计王世贞一开始会依附于他。但好景不长，马上受到李攀龙的排揎，这个其实也是贫寒出身的诗人，由于系正途熬到这份功名，是个有级别的厅局干部，很看不上一没文凭、二没职称、三没职务的谢榛，和他的江湖气。加之，谢榛时不时地对他作品指指点点，倚老卖老，口无遮拦，他很恼火，一气之下，愤而与之绝交。王世贞站在李攀龙一边，也对谢榛加以摈斥，于是，兴味索然的他，西走秦、晋，再游燕、赵，遂不知所终地客死于出游途中的河北大名。

“奈何君子交，中途相弃置”，此公的这个感喟，既是自绝，更是自弃。我在想，他最后的抉择，更多是对于文坛的厌倦，倒具有一点豁达的意思了。

因此，我对“后七子”的第一首领李攀龙，几乎没有好感，此人的文坛领袖欲太强，是个志大才疏，不安于位，老想搞地震的人物。在文学上，复古成癖，“高自矜许，诗自天宝以下，文自西汉以降，誓不污其毫素”，所以，他的诗一乏灵韵，二乏精神，同时代的人也对他多有“抉摘”的。连王世贞也认为：“于鳞拟古乐府，无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与古乐府并者，则似临摹帖耳。”《明史》也称他：“其为诗，务以声调胜，所拟乐府，或更古数字为己作，文则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

一个令人不能卒读的诗人，非要把谢榛压下去，也真是令人气短。

看来，为名作家，却无名作品，有高位置，却无广为人知的文学声望，古已有之。读者只记住了他的官位，却记不住他写了哪些诗篇。凡这类作家和诗人，都自我感觉良好，而且从来不会脸红，真了不起。不过，他有一首写谢榛的诗，题为《初春元美席上赠谢茂秦得关字》，倒还可读，而且可以看到他与谢榛没有全“掰”之前，一些还算融洽的情景。

凤城杨柳又堪攀，谢眺西园未拟还。

客久高吟生白发，春来归梦满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