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秋后,总有一位不请自来的客人,在我家后院的角落里,茕然存活。那虽没有什么气力,但相当专注的啁鸣,常常坚持到真正冬天的来临。每当我在呼啸的寒风里,贴着玻璃窗,倾听这只蛐蛐的声音时,对于生命力的不绝于缕,总使我有所触动,总使我想到明末清初诗人吴梅村的名句:“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
诗人的这句诗,很酸楚,很凄凉,每吟,心必为之动,尤其对有过“草间偷活”体验的我来说,更甚。可以想知,在江左三大才子之中,吴梅村应该是活得最“苦”的一位。
我说的这个“苦”,并不是他自称的“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的“苦”;而是他在一种无时无刻的忏悔中,一种至死也不能自谅的忏悔中,对于灵魂那永无休止的自审自谴的“苦”。
中国人,通常不怎么忏悔,中国文人,则尤其缺乏忏悔精神。在西方文化史上,远一点的,有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近一点的,有卢梭的《忏悔录》,而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历程中,几乎找不到一本类似的著作。中国文人甚至不如中国皇帝,他们在混不下去的时候,还不得已而为之,下罪己诏。吴梅村的恩主崇祯,就涕泗滂沱地干过这桩事。但是,有些中国文人,错了也不认错,不但不认错,还赖账,还推诿,还狡辩,还倒打一耙。所以,吴梅村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果不是惟一,也是极其少见的,具有忏悔意识的文人,值得我们后人尊敬。
早先,文坛的好事之徒,不如今天这般蛆虫也似的多,少有捧臭脚的排行榜。但在士子们的口碑上,是按钱谦益一、吴伟业二、龚鼎孳三这样的次序排列,逐渐形成公论。不过,若就纯文学的意义而言,吴和钱,至少是不相上下的。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梅村当国亡时已退闲林下,其仕于我朝也,因荐而起,既不同于降表佥名,而自恨濡忍不死,跼天蹐地之意,没身不忘,则心与迹尚皆可谅。”要是从道德角度衡量,那么,鼎革之际的表现,吴胜于钱,更胜于龚,是毫无疑义的。
文学史所以将他们统而论之,因为生逢末世,命运蹭蹬,遭遇不济,坎坷半生的命运,大致相同。但具体到每个人,状况又不尽类似。钱是一个政治化的文人,深陷政治漩涡,龚是一个市侩气的文人,热衷投机转蓬,吴则是一个更纯粹些的文人,生性怯懦,胆小怕事,体弱多病,努力躲开政治,可是政治偏偏不放过他。这倒也不光吴梅村个人的悲剧,而是中国文人几乎躲不掉的共同厄运。皇帝老子要是跟你过不去的话,肯定是一竹竿打翻一船人,你在这条船上,想不成落汤鸡也难。时代要跟你别扭的话,如托尔斯泰所言,在盐水里煮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弄得你人不人,鬼不鬼,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钱谦益自寻是非,龚鼎孳自讨没趣,吴梅村在劫难逃,明白这点差别,也就理解他这什么“沉吟不断,草间偷活”了。
他忏悔是真诚的,但他“沉吟不断”,更多是在诉苦,诉他那个“一生遭际,万事忧危”的苦,这里面就有很多文人的夸饰了。
从古至今,中国文人无不喜欢夸饰,往自己脸上贴金,光荣要贴,成功要贴,到了当代,被运动,要贴,受迫害,要贴,甚至连耻辱也要拿出来往脸上贴。吴梅村也属于卖苦一族,在遗书里,告诉儿子,他是“天下大苦人”一个,说得可怜兮兮。他这一辈子,忧患连连,危机重重,提心吊胆,担惊受怕,过得很不自在,也是事实,但绝不是彻头彻尾的倒霉蛋。
他应该没有这么大的忘性,他刚走出他的家乡太仓,那几年间,可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为世人瞩目。他的连捷高中,他的奉旨完婚,他的翰林高就,他的讲学东宫,也使得满朝文武惊诧,艺
苑杏林艳羡。毋庸讳言,吴伟业曾经很陶醉于那相当风光,相当体面,相当得意,相当快活的满足中的。
我始终认为,上帝虽然吝啬,但对每个人的安排,基本上(当然不是百分之百)还是要保持账面上借方与贷方的大体平衡。一个太快活的幸运儿,不见得永远一帆风顺;同样,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家伙,未必就会被上帝抛弃。君不见福利彩票开奖,立马成为百万富翁者,常常是北京人绝看不上的外地打工仔。所以,吴梅村虽然一生不幸,但他二十三岁起,开始发迹,上帝真开眼,让他着实地火了一把,比进城民工中头彩还来劲呢!
旧时中国的“士”,十年寒窗,囊萤刺股,大都怀有高第入仕,衣绯着紫,文章翘楚,领袖群伦,连做梦也忘不了的双重心结。时至二十一世纪,我所熟悉的作家同行,想谋一身黄马褂,同时又想执文坛牛耳者,也是大有人在的。可鱼和熊掌,两者兼而得之,岂是那么容易的事吗?
在中国,考中状元,未必做得文豪,做得文豪,很难考得状元。吴敬梓、金圣叹、曹雪芹、蒲松龄,恰恰都是科场上的名落孙山者。这其中,二律背反,势难两全,八股文做多了,性情文字难免生涩凝滞,脑袋里装满了论、表、诏、诰、判、策之类应试制艺,诗词歌赋的绝妙灵感,也就找不到立足生根之地。这也是今天那些削尖脑袋热衷做官的作家,再也别指望他写出好作品的原因。以今譬古,能凭真本事,赢得科举,而且又凭真才华,成为大师者,肯定少而又少,只有吴伟业,是这样一个佼佼者。
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晚号梅村,又号鹿樵生,江苏太仓人。
他出身于书香门第,长大于儒雅环境,聪颖早慧,好学不倦,尤其拜在名师张溥门下,文章大进,学业完善,笔墨娴熟,得心应手。所以,1631年(崇祯三年),他到南京应乡试,中举,名列第十二。次年进京,参加会试,得第一。接着殿试,皇帝亲点,为一甲二名进士,即“榜眼”,这一个成功过程,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叫好鼓掌都来不及,所以他老是卖苦,是没有道理的。
接下来,授翰林院编修。随后,崇祯出面,赐假回里,洞房花烛,真是如其宗师所褒誉的,“大登科后小登科”,“天下好事皆归子”了。吴也很得意,得意难免忘形,他评价自己为:“陆机词赋,早年独步江东;苏轼文章,一日喧传天下。”如同时下有些作家同行,将自己列入诺贝尔文学奖种子选手一样,都有不自量之嫌。
所以,我相信而且尊重他后来的忏悔之“苦”,但不大相信甚至鄙薄他所夸饰的遭际之“苦”。满清入关,改朝换代,攻城略地的屠杀,铁骑践踏的血腥,文化钳制的强暴,予取予夺的恐惧,是每个老百姓都难逃脱的痛苦,非独吴梅村一人。他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我认为,在他的潜意识中,有一种努力为自己辩白的欲望,表现出来,便是喋喋不休的诉苦。
后来人常常不理解,人称吴太史的这样一位文学大师,睿智学者,聪明透顶的人,为什么不能像顾炎武、黄宗羲那样埋名隐居,坚拒不就?为什么不能像陈子龙、夏完淳那样宁死不降,舍身成仁?最不济,也可以学王夫之那样,作《惜发赋》,存明代衣冠,逃到湘西大山里潜心读书。
说说是容易的,要做到,可就相当相当的难了。
直到我当了“右派”,我才懂得,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强者太少,而弱者太多。你可以这样高标准地要求吴梅村,但他愿意跪下来求生,而不想站着取死,那你也只好抱憾。
一位研究吴梅村的日本学者安积信,就十分为这位大师惋惜:“第梅村受知于庄烈帝,南宫首策,莲烛赐婚,不十年累迁至宫詹学士,负海内重名久矣。当都
城失守,帝殉社稷时,不能与陈卧子、黄蕴生诸贤致命遂志,又不能与顾亭林、纪伯紫诸子自放山林之间,委蛇伏游,遂事二朝,是则不若尚书(王阮亭)之峻整,随园之清高远矣。向使梅村能取义成仁,或隐身岩穴间,其节概文章,皆足以为后学标准,而天下所推为一代冠冕者,亦将不在阮亭而在梅村矣,岂不尤可惜哉?”(见清人方浚师所著《蕉轩随录》)
安积信先生不了解中国文人向来崇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哲学,与他们日本国动不动切腹自杀的武士道精神,是毫无共同点的。且不论切腹这举动本身的正确与否,但对死亡毫无畏惧的坚强,与但求苟且偷生的软弱,是存在着天壤之别的。
吴梅村性格软弱,可入世之心甚重,吴梅村身体脆弱,可虚荣之念更强。但文学大师的声名,复社宗主的威权,领袖群伦的欲念,一代良知的众望,都是他对自己的目标期许,是舍不得放弃的,正是这些浮华,他既不能“取义成仁”,更不能“隐身岩穴”,怎么办,只有成为“忍死偷生廿载余”的“两截人”的一条路可走。
吴梅村的故事讲到这里,对他一生起到了重要影响的两个人,就该出场了。
一位是他的老师张溥,一位是他的亲家陈之遴,前者使他卷入了明崇祯朝的党争,后者使他接受了清顺治朝的征召。这虽是两起相隔多年,毫不搭界的事件,但就吴梅村个人而言,四十多岁时的仕清三年,正是他二十多岁时介入党争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