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者，都系活剥。但要使受刑者痛苦万分而不死，刽子手还真得有点精于解剖的专业经验不可。否则，皮未剥下，被刑者死在先，行刑者也就完蛋。鲁迅先生不禁感慨，中国古代，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剥皮而不立毙，凌迟而不断气，磔刑而不露痕，宫闭而不送命，其“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这句感慨的背后，不知有多少人惨死刀下，不知有多少次临场经验，才有了这种屠夫合乎现代科学的精到。这一切，只能说明在封建社会里，统治者（包括想成为统治者的流寇）之残忍，之凶恶，之杀人如麻，之把人不当人待罢了。
于是，鲁迅先生结论曰：“明初，永乐皇帝剥了那忠于建文帝的景清的皮，也就是用这（指孙可望）方法的。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其实，明代用此刑，非始于朱棣，据明史专家吴晗考证，要说“剥皮揎草”干得最起劲的，那个怀有无赖顽劣之心的小和尚，才是创朱明一代酷刑之先锋。这小和尚，倘生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必为东纠西纠海淀纠，铁杆红卫兵，文攻武卫，专政队长之类人物，而为害一方。
他的虐杀狂，登极以后，变本加厉，更是大开杀戒。历史上的开国之君，坐稳江山，如何处理与他在枪林弹雨中共同战斗、生死与共、称兄道弟、亲密无间、一齐革命的同志，是个很棘手的难题。宋代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哥儿们从此就养尊处优，闭门谢客，别给我添麻烦，是上策。汉代的刘邦，留其愿留者，如萧何，去其愿去者，如张良，像韩信这样难剃的头，干脆送上断头台，是中策。而朱元璋不分青红皂白，不论亲疏远近，统统一网打尽，寸草不留，恐怕就是下策了。杀功臣之狠之毒之不留情之不念旧交者，莫过于朱元璋。当然，他不是最初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不过，像他这样，连儿女亲家如李善长、蓝玉都不放过，而且还“剥皮揎草”，其恶可知。
李善长跟他一起淮右举事，是他的大总管，定都南京后，叙功封王，他定下来，李的功劳最大，置于诸将之上。他说李是他的萧何，无李就不能有今天的大明王朝。但最后，告李与别人串通起来谋反，于是，满门抄斩。别人无法理解这罪状能够成立，一位御史冒死上疏，说李已经位极人臣，应有尽有，无法再有，即使帮别人推翻了朱，他还能得到更多吗？朱元璋一贯对上书者不客气，稍忤天意，那下场就是人头落地。李善长被杀才一年，就敢提出来平反的要求，人们都替这位御史捏把汗。朱元璋这一次一反常态，没有大发雷霆，但也不给落实政策。看来，凡具“盗贼之性”者，错了也不认错，哪怕百分之九十九都错了，他咬住那百分之一，说他永远正确。
而蓝玉，南征北战，东讨西伐，将元军主力，消灭殆尽，余部都驱逐到大漠以北，是立下汗马功劳的元帅。但元帅又如何，也以图谋不轨定谳，下场比李更惨，给剥了皮，揎上草，传示全国。这很有一点类似“文革”期间，小将们把走资派押在大卡车上游街的做法。如果哪位红卫兵，通过时光隧道，回到洪武年间，把戴高帽、挂木牌、坐喷气式的比剥皮省事的高招，传授给朱皇帝，肯定会龙颜大悦的。据吴晗《明代特务统治》引欧阳直《蜀乱》：“初，献（编案：张献忠）贼入蜀王府，见端礼门上奉一像，公侯品服，金装，人皮质，头与手足俱肉身。据内监云，明初凉国公蓝玉，蜀妃父也，为太祖疑忌，坐以谋反，剥其皮，传示各省，自滇回蜀，王奏留之。”证明朱元璋对剥蓝玉的皮，是一点悔意也不存在的。
朱元璋的胡惟庸案、蓝玉案、李善长案等等，牵连之广，上至朝廷，下至农舍，总计约十万人之多，掉了脑袋，真是杀得天昏地暗，神州变色。惟一例外的，前案，朱元璋怕他女儿当寡妇，赦了他女婿和外孙三人，不在满门抄斩之列；后案，看来嫁给他儿子的蓝玉女儿，也幸而未被连坐，这总算让我们看到这位皇帝未泯的一点可怜人性。
商鞅论囚，渭水尽赤，这位残忍的惩罚狂，制造的恐怖场面，令人心惊。秦时的渭水，不像现在这样受到水土流失的威胁，弄得西安食水都困难。渭水流域，一直到唐代，从王维诗“渭城朝雨浥轻尘”，还可证明那时的森林植被好，水源涵养好，一派江水，莽莽苍苍。试想，这位在批林批孔红过一阵的法家，得杀掉多少人，才能将滚滚的江水染红？但一念及朱皇帝动不动诛九族，常常是一村一乡，一姓一族地杀到鸡犬不留的地步，放眼望去，惟见十室九空，人烟断绝，白骨
累累，鬼影幢幢，那场面之骇人，商鞅又瞠乎其后了。
所以，明代诸帝，无赖儿郎，也还懂得为尊者讳的道理，对开国老祖的残忍，往往避而不谈，若无其事似的；即使偶尔涉及到，也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最不知趣者，莫过于海瑞了。尽管他是位清官，尽管他一生操守正直，行节可嘉，尽管他死后了无分文，甚至葬资也赖他人支给；但同时代的文坛巨匠王世贞评价海瑞，说他“不怕死，不爱钱，不结党，是其所长；不虚心，不晓事，不读书，是其所短”，倒也给这位迂执近腐的海刚峰先生，画了个像。
晚年，重新起用，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海刚峰起南总宪，到任后，忽设二大红板凳，云欲笞御史不法者，一时震骇，以为未有怪事。”这位相当于廉政公署的特派员，觉得按在板凳上打屁股，还不足阻吓犯罪行为，于是，竟然不识时务地给万历皇帝上疏，要求“复国初剥皮囊草之制”，也就是把朱洪武那一套酷刑再搬出来。
接张居正任宰辅的申时行，是个极世故的官僚，重新起用不为张居正喜欢的海瑞，不过是俯顺舆情而已。看到他的这份上疏时，肯定哭笑不得：“这个海刚峰啊！”可能劝过他，“老兄台，你已经是年过古稀的老爷子，你就省省吧！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了！”他听不进去，正襟危坐，作大任在肩、刚正不阿状。
凡是性格残忍的人，多自以为是，好刚愎自用，这位惩罚主义者到底送呈大内。果然，时情大哗，御史立刻就劾海瑞“导上法外淫刑”。幸好，朱翊钧那天心情不错，只是怪罪“瑞偶失言”，未予处分，“仍留供职”。并且为他残忍的老祖宗开脱：“按太祖初制，亦偶一行耳。所谓古有之，而不可行于今者，此类是也。”（以上均见《万历野获编》）
不管后代皇帝怎样曲意回护，朱元璋的残忍，是无法抹煞的。从他生命不息、杀人不止的一生，可以判断，他是一个人格上有缺陷，心理上有毛病，智商上有思维障碍，心灵上受到过严重伤害的病人，否则，无以解释他无休止地将老百姓，也将官员，更将知识分子，死去活来地折腾的原因了。总而言之，这种求得病态心理发泄的患者，手中多一份权力，人民便多遭难一分。由于他们热衷于通过施虐、报复，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这也是中国历来刑外之刑泛滥，法外之法猖獗的根源。
一部二十四史，凡手握权力的中国人，把人不当人的残忍，比比皆是，多到连历史学者也索性懒得记载。秦白起坑赵降卒四十万于长平，一句话，四十万人被残忍地活埋，楚项羽坑秦降卒二十万于咸阳，也是一句话，二十万人被残忍地砍掉脑袋。到了朱皇帝，杀人的计量单位仍以万计，但总量在减少。到了清代，鲁迅先生说：“清朝有灭族，有凌迟，却没有剥皮之刑，这是汉人应该惭愧的。”虽然文字狱，死了不少人，杀人的计量单位就以千计了。到了民国，就以《纪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纪念》为例，统治者一次性的屠杀，就下降到百位和十位计了。
这种量的减少趋势，不是表明统治者举起屠刀时手软了，而是人类的普遍觉醒的结果，也说明了历史必然在不断文明进步的总规律，时代愈远，黑暗愈重；时代渐近，光明渐多。不过，朱皇帝的残忍，虽是一页古老的历史，但也能使我们懂得流动在中国人血管中的残忍基因，并不因为进入文明社会，就会消失殆尽，有机会，有可能，估计还会沉渣泛起的。
谓予不信，回头看一看“文革十年”，还不够吗！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