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接下来，看到尹嘉铨请祀的另一本奏折，打的旗号是请批准本朝的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等从祀孔庙，这当然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然而，发现奏章中这位老先生“名”令智昏，竟敢奏请“至于臣父尹会一，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非臣所敢请也”等不逊词句，弘历不是昏君，对如此下作、如此无耻的挟带私货的邀名行径，乾隆能不勃然大怒？“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

尹嘉铨还在家里静候佳音呢，谁知死期已经不远。

李白的“天子呼来

不上船”，冯延巳的“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这两位诗人敢于跟皇帝逗逗闷子，都是有先决条件的，是吃准了皇帝在那一刻心情不坏，胃口很好，血压正常，精神不错。问题在于尹嘉铨退居乡间，已是闲云野鹤，肯定信息阻绝，孤陋寡闻。再加上人老以后，脑细胞固化，容易囿于己见，自我封闭。被人总捧着，总抬着，也容易自以为是，自成一尊。

所以，他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会当回事，乾隆在第五次南巡前，已经处理了江苏东台举人徐述夔的诗狱，这是一件很大的案子，涉及了许多人，还有很重要的高层人士。他在北京还有公馆，能看到邸报，也会有人通风报信，但他忙于讨小老婆，竟疏忽了。

凡***，都是先有小人举报，然后才有皇帝震怒，下令严办，然后才有杀一儆百，人头落地，这次也不例外。在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中，发现了“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犯禁诗句，有人举报出来，因为这种影射讥刺，太过显露，触动了清廷种族忌讳的敏感神经，定为十恶不赦。于是，将已死多年的徐述夔及其子徐述祖，从棺材里拖出来戮尸，其孙徐食田论斩砍头；失察的江苏布政使陶易，列名校对之徐首发等俱押往斩监候，用现代的话说，也就是死缓罪吧？

最关键的一笔，也是尹嘉铨无论如何不能掉以轻心的，是对江南大才子沈德潜的处理。算起来，这位已故的礼部尚书，是声望不让其父尹会一的朝廷同僚。尹会一是道学家，沈德潜是诗人兼诗评家，而且还是乾隆做诗的枪手。所以，尹会一虽任过吏部员外郎、工部侍郎，能面见乾隆、得睹天颜的机会很少，沈德潜则不同，是乾隆十分赏识、亲自擢拔的首席御用文人，经常蒙召到内廷，赐平身，可以坐下来与陛下，谈论诸如唐诗和宋词、李白与杜甫之类话题，很神气一时的。

此人也是太老了的缘故，八十多岁致仕，告老还乡，作为皇帝的第一笔杆，光焰万丈，何其了得？肯定招摇过市，大出风头，苏州本不大，简直装不下他。在中国，文人皆喜欢被捧，老文人尤其需要大家捧。捧昏了头的沈大学士，没细看徐书中的“反动”内容，倚老卖老，为这部诗集的作者写了篇传记，结

果，作者满门抄斩不说，老先生虽死，因这篇序，也受到“扑其碑，戮其尸”的处置。

尹嘉铨如果不是名欲缠心，求名心切，应该从三年前发生的这次***吸取教训。乾隆对于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妄自尊大、自成一统，是相当反感的。鲁迅先生分析道：“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以为‘太平盛世’之累。”

所谓学说，所谓门徒，所谓门户，或所谓流派，或所谓渊源，或所谓圈子，或所谓山头、江湖……说到底，无论过去，无论现在，那些权威、大师、泰斗、名流，老了以后，一定要当老爷子、老宗师、老太爷、老祖宗，就是要大家高山仰止，礼拜赞美，哪怕心脏上了支架，哪怕三天两头住院，哪怕上气不接下气，哪怕明天去见上帝，生命不息，求名不止。名，对他们而言，如同氧气和水，已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了。

要让尹老夫子明白，人到了这把岁数，“血气既衰”，应该懂得“戒之在得”的道理。名，上了瘾，也是无药可治的。

大学士三宝奉命主审这件案子，此人手法，与几百年后的***批斗***采取的策略，大致相同，先从生活问题、男女关系入手。所谓批倒批臭，只要在臭字上大做文章，将其批臭之后，不倒也歪了。

对这位道学先生最具杀伤力的攻击手段，就是纠劾他强娶烈女为妾的道德败坏一事。跪在堂下的尹嘉铨，一边掌自己的嘴，一边骂自己寡廉鲜耻、欺世盗名、假道学、伪君子。

三堂审讯以后，定为“相应请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

康、雍、乾三朝，迭兴***，血也流得够多的了，杀鸡给猴子看，阻吓作用也已起到了，大多数文人也都把尾巴夹得很紧。乾隆便不让他受凌迟之罪，改为绞立决，恩准他一次痛快地死亡。

这位著作等身的大文人，就为他老了老了还不知缩手，还想“得”到更大名声的行径，为这个“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虽然尹嘉铨案是个特殊的个例，但《论语》里这句“戒之在得”的古训，对已经到了夕阳西下、桑榆晚景的老人来说，还是很具惕厉意味，值得深思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