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死后41年，鸦片战争就爆发了，这绝对是那些“盛世”论者最为忌讳的一个提示。
因为大家知道乾隆之死，也知道鸦片战争，但大家并不在意这两者之间，只相隔了仅仅41年。按“盛世”论者的误导，好像乾隆以后，又过了好久好久“盛世”，大清王朝才衰败的。其实不然，半个世纪都不到，英**舰就开到了大沽口。这就是说，乾隆朝既是浮夸起来的盛世结局，也是终于败落的衰世开端。
这正好说明乾隆——爱新觉罗·弘历，绝对是“盛世”论者，无限拔高的“英主”。
这个乾隆生于1711年，死于1799年，1735至1795年在位，他登基的时候，刚刚25岁，还是有所作为的。执政前期，尚称谨慎，是一个“励精图治，开拓疆土”的皇帝。他的父亲雍正，给他留下三百万两白银，经他多年积攒，国库存银一度达到七千万两白银，那时的他，很有一点英主的气象。执政后期，此人骄傲了，懈怠了，会大消费了，会大享受了，于是，成为一个“倦勤骄荒，蔽于权幸”的庸主。尤其晚年，“柄用和珅，贪婪倍克”，大清王朝，步入中衰，这时的他，基本上就是一个昏君了。最可笑者，因为康熙在位六十年，乾隆说他执政年份，不能超过乃祖，可他又不肯彻底地退位，公元1796年内禅嘉庆，他又当了三年太上皇。一般当太上皇，都是甩手掌柜，他却真抓实干，弄得嘉庆很尴尬，老爷子的话，不敢违拗，老爷子宠臣和砷的话，不能不听，这就是****的弊端了。
纵观乾隆一生，在中国全部帝王中，他算得上是最为快活、最为轻松的皇帝之一，不过，他也是最为消耗、最为铺张的皇帝之一。因十全战功、因大兴土木、因六下江南、因赏赐豁免，就使得他从英主、到庸主、到昏君的三个阶梯跌落下来，不但将那七千万两白银用光，连他老子攒下的老本三百万两白银，也挥霍一空。有人统计，乾隆统治六十三年，前后消耗掉了一亿五千万两白银，大清王朝的元气，就这样透支殆尽。
赵翼《檐曝杂记·军需各数》中载：“上用兵凡四十五次，乾隆十二三年，用兵金川，至十四年三月止，**需银七百七十五万。十九年用兵西陲，至二十五年止，**需银二千三百十一万。三十一年，用兵缅甸，至三十四年，**需银九百十一万。三十六年，用兵安南，至四十二年，**需银六千三百七十万。以上乃章湖庄在户部时，所见军需局结算之数。五十二年，台湾用兵，本省先用九十三万，邻省增拨五百四十万，又续拨二百万。又拨各省米一百一十万石，本省米三十万石，加以运脚，共银米一千万。”战争，是一个国家永远止不住流血的创口，凡穷兵黩武者，如西方的古罗马帝国，如东方的秦帝国，乃至于当下大洋彼岸的那个超级大国，当国力耗竭的那一刻，必然也是丧钟敲响之时。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而虚荣矜夸、欲立万世之名的乾隆，希借康、雍之根基，图建汉、唐之国威，动辄用兵，消竭国帑，十全武功以后，大清王朝基本成了油将耗尽的灯，他还没有死，这盏灯已经奄奄一息了。
乾隆的继任者为嘉庆，智商不高，能力有限，但不聋不瞎，国库空空如也，他心里是有数的。《曾国藩奏稿·议汰兵疏》：“高宗不惜散财，以增兵力，阿桂即上疏陈言，以为国家经费，骤加不觉其多，岁支殊难为继，至嘉庆十九年，仁宗睹帑藏之日拙，遂思阿桂之远见。”老子败了家，儿子又能奈何？何况一个不争气的儿子。所以乾隆死的当天，下令和砷守灵，将其内外隔绝。然后，不出半个月，勒令自尽，全部财产没收。说实在的，这个嘉庆，一辈子就做了这一件漂亮事。
可有什么办法呢？民间有一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其实，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嘉庆为了吃饱，才非让这位宠臣跌倒的。因为他知道，这个中国有史以来的最大贪污犯，被他爹养得太肥了。据《檮杌近志·和珅之家财》一文：“其家财先后抄出凡百有九号，就中估价者二十六号，已值二百二十三兆两有奇。未估者尚八十三号，论者谓以比例算之，又当八百兆两有奇。甲午、庚子两次偿金总额，仅和珅一人之家产，足以当之。政府岁入七千万，而和砷以二十年之宰相，其所蓄当一国二十年岁入之半额而强。虽以法国路易第十四，其私产亦不过二千余万，四十倍之，犹不足当一大清国之宰相云。”
衡量一个统治者的政绩，最简单的指标，就是看他交出政权时，这个国家，是强了，还是弱了，是富了，还是穷了。现在看来，除了乾隆的宠臣和珅的金山银山外，大清王朝已经一弱二穷，内忧外患，所以，41年后，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国学大师钱穆对“盛世”一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所谓“盛世”，其实不盛。在其《国史大纲》一书中，对“盛世”的三位主角，最不看好的正是这位乾隆。他没有说他诗作之烂，也没有说他好下江南，而是将他与其父、与其祖比较，认为：“乾隆好大喜功，不如雍正之励精图治。雍正刻薄，不如康熙宽仁。”这三代“帝王精神，一代不如一代”。所以，“到乾隆中叶以后，清室即入衰运”。钱穆认为：“然言世运物力，则实在清不如明，康熙五十年所谓盛世人丁者，尚不及明万历时之半数。”到了乾隆手里，斯时，江山牢固，国泰民安，因此，这个幸运儿无须乎像他祖父康熙那般好学敏求，也无须乎像他父亲雍正那样事必躬亲。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是好事，也是坏事，父祖差不多用了一个世纪，打造出来的江山基业，如同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足够他树下纳凉，这种用不着辛苦、坐享其成的局面，让这位皇帝得以从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前期的乾隆，尚有一些谨慎，中期的乾隆，便多了一些放肆，晚期的乾隆，就不可避免地昏庸起来，最后，就是老糊涂。很简单，他觉得自己有资本，敢于放手花钱，遂有六下江南、庆寿盛典的巨大靡费；觉得自己很神武，敢于大胆用兵，遂有频繁开战、东征西讨的消耗国力；觉得自己天纵聪明，无所不能，不但为所欲为，而且刚愎自用，遂有宠信近臣、任用非人的政治腐败。
好大喜功，是乾隆一生全部弊端的根本。《清史稿》在《高宗本纪》末，论曰：“运际郅隆，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于斯为盛。……惟耄期倦勤，蔽于权幸，上累日月之明，为之叹息焉。”清朝之败，始于乾隆，其实，中国之沦为***与半***，又何尝不是这位写了四万首诗的皇帝，所作的孽呢？他为什么要写这么多的诗，难道因为有那么多马屁精捧场，他就会相信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果真就是绝妙好诗么？难道他不知道不会有人敢当面对他说，陛下，您的诗写得不怎么样。但他还是笔耕不辍，我想，固然有其好大喜功的一面，其实，还在于他根深蒂固的民族自卑感。
乾隆精通汉文化，不亚其父，稍逊其祖，但他始终觉得是一个来自关外的异族主子，始终觉得是一个少数人统治着大多数人的外来政权，而且，始终觉得汉族知识分子看不起他们的来历，看不起他们的发源地，看不起他们落后的文化、野蛮的风俗、粗鄙的生活方式和低下的文明程度。所以他的屡兴大狱，进行镇压，钳制思想，屠杀文人，是出自于他灵魂中的一种自卑的心病，或者，一种屈辱的情结。他上台后，整起知识分子，比其父，比其祖，尤为残酷。其实，从顺治（在
位18年）起，到康熙（在位61年），到雍正（在位13年），已经对汉族士人修理、整肃、洗脑、奴化了快一个世纪，即使明朝灭亡那年诞生的汉人，至此也已经是近百岁之人，还会有一丝反清复明的力气吗？乾隆仍旧觉得自己是一个孤家寡人，尤其看到八旗子弟，一天天地汉化，不识满文，不习满语，连他们进关打天下、坐江山的骑射本领，也日益生疏。因此，他深为这大势所趋感到紧张，使得他对其实已是他忠实臣民的汉族知识分子，时刻保持着戒惧、警惕、敌视的情绪。
《东华录》乾隆二十年五月上谕：“近日满洲薰染汉习，每思以文墨见长，并有与汉人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殊属恶习。此等习气不可不深加惩改，嗣后八旗满洲，须以清语骑射为重。着通行晓谕八旗部院知之。”但这位口含天宪的皇帝，却是一个不仅“薰染汉习”，而且极端汉化、极喜舞文弄墨之满人。清代昭梿《啸亭杂录》称他诗写得极多。“高宗万几之暇，惟事丹铅，御制诗文至于十万余首。自古骚人词客，未有如此之多者。每一诗出，尝令儒臣注解，不得原委，许其归家涉猎，然多有撷破万卷而不能得其解者”。御用文人纪昀，在《四库总目提要》里吹捧他诗写得不光多，还快：“勤政莅民之余，紫殿凝神，别无嗜好，惟以观书乙夜，悦性恬情。是以圣学通微，睿思契妙，天机所到，造化生心。……顷刻间便数十首，侍臣受简，吮墨沉思，前韵未赓，新题又作，丹毫宣示，日以为常。”看来，这台“乾隆牌”造诗机器，是一个创作组合体，有若干文臣润饰，有若干枪手执笔，有若干马屁精献句，有若干跟屁虫缮改，更有若干恬不知耻的文人越俎代劳，于是，这位皇帝成为中国诗歌的高产冠军。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对这位皇帝的第一印象，就是他不断地下江南。康熙六次，乾隆也六次，一切步其祖父后尘。而更多中国人不知道的一点，他还是中国的诗歌高产冠军，一说39340首，一说43000首。写了这么多首诗，却没有一首被中国人记住，也算是一个奇迹，更是一个笑话。诗写得不怎么样，偏要写，还写了许多，说明这个人在精神上是有毛病的。
在他统治六十年间，***案件发生数达到**，共一百三十余起。其中四十七起均被处以极刑，生者凌迟，死者戮尸，其家族连坐，男者坐立斩，女者被发配为奴。那时候，为文人者，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帝名该讳而没有避讳，圣上另行抬头而未照办，写错一个字，用错一个词，都是杀头之罪。据故宫出版的《清代***档》：从乾隆六年（1741）至五十三年（1788）的47年中，有***53起，案件遍及全国各地。你不能不佩服这位文人的克星，在六下江南、十全武功之日理万机之中，竟然没忘记每年收拾知识分子一次。碰上这样一位“爱”你的皇帝，哪怕一年只“吻”你一次，也是很要命的。
乾隆十三年十月二十日，翰林院撰孝贤皇后的冬至祭文，这本是一篇例行的应景文章。但文中出现了“泉台”这样的字眼，乾隆一看，挑起刺来。他说，“泉台”二字，用之常人尚可，岂可加之皇后之尊？皇后归天，只能去西天极乐世界，哪有进十八层地狱之理？所以，皇帝好文学，对文人而言，绝非好事。第一，他明白文学是怎么回事，第二，他也明白文人是怎么回事，你要不小心侍候，碰上这样一个鸡蛋里挑骨头的主子，不定哪段文字、哪句话，被他抓住，吃不了兜着走。做皇帝手下的御用文人，物质待遇也许丰饶，精神世界始终是紧张着的，谁知道“龙威”何时发作，所以那日子相当不好过的。
结果，大学士张廷玉，以及阿克敦、德通、文保、程景伊等几位翰林院承旨学
士，自请处分。乾隆格外开恩，着罚本俸一年。这一年，从理论上讲，他们就只有喝西北风了。不过，饿饭大概是不至于的。但从乾隆的这种苛刻处分看，反映出他的内心世界的肮脏，第一，是提防，第二，是镇压，第三，是轻蔑。即使对他身边的文人学士，一个个都是大师级的扛鼎人物，也像对一条狗似地呼来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