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的周五例会，比以往任何一次例会都短，总共不到两个小时。

填那张硬白纸，还不容易么？在副部长讲为什么这样征求意见、有什么意义、应该挑选什么样的同志进领导班子、最基本的条件是哪些、怎样填写等等事情时，在座的二十五名常委中，有人已经写好了自己的人选。

前后不超过十分钟。从一开始把硬白纸发给大家，到一一收回来，装在文件袋里，封好。然后，秘书在封口处，盖上市委的公章，交给了副部长，一项最重要的议程结束了。

大家活动了一下，抽烟，喝水，看表，和邻座轻声交谈。也有人借此机会向副部长打探省城的情况。其实，临江离省城二百多里，火车三个小时就到，这里有点什么动静，省里马上就能知道；同样，省城有点什么重要新闻，临江很快就能传开。所以，也就只好问问球赛啊，演出啊，随后，大家自然而然把话题转到文艺上来，这似乎是人人可捶的一面破鼓，于是也成了历次会议的常规议题。什么电视剧是如何之糟啦！电影是如何的不行啦！作品又是怎样的成问题啦！议论得是那样热烈而又痛心疾首，直到韩潮看电钟过去半个小时了，才示意秘书进入第二项议程。

秘书咳嗽了一声，然后提出关于刘钊同志要求到一建公司当经理的问题，请大家审议。那个被挠得满脸开花的经理调到外地去以后，一建公司经理的职务一直空着。丁晓几次向常委会提出由副职升任，总是因意见不一致耽搁着。现在，刘钊，一个五十年代后期就是省里副厅局级干部，到一个处级单位，担当领导，岂不绰绰有余？要是他也学电影里的那些厂长，立下军令状，如何如何，那就更漂亮了。可大家沉默着，只见电钟一格一格往前走动。

韩潮知道，这是个很难表态的问题，尤其此时此刻更难表态。一则刘钊和丁晓俩人刚刚吵过架；二则丁晓和一建公司的特殊关系人人知晓；三则刘钊没犯错误，不能降级使用；四则省委一位副部长在座，又是管干部的，言语稍有不妥，恐怕给他留下不良印象。我们的市委第一书记环视围绕会议长桌的所有人，都好像没有首先发言的意思，而会议沉默的时间越长，有勇气打破僵局的发言者就更少。于是，长者、前辈、资历较深者，这时就有用了。韩潮向一位年纪最老的同志问：“您老先说说吧！”

“我看，是不是由干部处和工交办公室先提个意见，然后再议？属于安排工作的事情，宜细不宜粗，宜稳不宜急嘛！”与会人员都点头称是，大家一齐附议。

丁晓说（他是桌前有话筒的座席，所以声音格外响）：“慢着——”他指了指窗户外边，有的人听到过刚才的激烈争论，自然明白是怎么回事；几位来晚的常委，却以为窗外白杨树上，有什么稀罕物件，连忙探头观看，“塔吊已经停工，红军楼停了下来，市委总得有个态度啊！”

因为问题迫在眉睫，等到下次例会再议，必然要停工一周。议来议去，得出的结论：不管谁是谁非——这件事责成市建委，把情况了解清楚再说；不管是否违反财经制度——这件事由市经委写出书面报告；以上两事统由纪律检查委员会归口；但房子停下来不盖是不对的。即使原方案是错的，要不盖完，半半拉拉撂在那儿，岂不是错上加错？

丁晓表示：“如果确实错，我当然承担责任，我的动机是——”

韩潮打断了他的话，心想：还来什么苦肉计呢？便问大家：“还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散会！”

他送走副部长，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对秘书说：“要是选世界上第一号傻瓜的话，刘钊挺够资格，这一架打的，大个子的戏全砸了，混账啊！怎么看不出来人家是刘备摔孩子，邀买人心呢？”

跟他多年的秘书，叹了一口气：“可惜临江这样的傻瓜太少，精明人实在太多，一个赛似一个！”

他看看时间尚早，便对秘书

说：“我出去透透新鲜空气！”直到坐进轿车，他才嘱咐司机：“到临江大厦工地！”

是啊！……他忍不住思索：不存在完全由傻瓜或完全由精明人组成的清一色社会，问题在于比例。他觉得，五十年代的比例大致合适，后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随着政治上的动荡，经济上的摇摆，这种傻瓜与精明人的比例关系也失调了。他不由得感慨：一个精明人太多的社会，是值得忧虑的呀！

为什么有这么多精明人？因为你尽给他们甜头嘛！为什么傻瓜越来越少？因为你尽给他们苦头嘛！假如你颠倒过来，给精明人以苦头，给傻瓜以甜头，或者，退一步，既不给精明人甜头，也不给傻瓜苦头，试试看，也许比例关系会正常起来。

车子由新市区开往老城的路上，矗立在江边的临江大厦，像个巨人似的映入眼帘。整个建筑物的框架结构基本上接近完成，电焊的弧光，闪闪烁烁，塔吊的长臂，转来转去，在晴朗的天空里，特别显眼。作为一个临江人，作为在临江奋斗一生的老布尔什维克，看到这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心里感到那样充实，那样豪迈。因为我们的党，确确实实是在为民造福嘛！他想：假如我们每个负点责任的领导干部，多做一些为民造福的事情，不同时也为我们亲爱的党增光嘛？

在临江历史上，盖二十层高楼是破天荒的工程。

他记得解放初期，省市领导干部组织了一个参观团，走遍京、津、沪、穗，学习游玩兼而有之。他们漫步在上海的南京路上，望着那著名的国际饭店时，吕况曾经对他说：“老韩，将来，咱们临江也要盖这样一座大楼！”

“还是先解决临江人民的温饱吧！”

结果，这个幻想着盖大楼的吕况，一座大楼也未给临江留下。相反，却在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大放卫星，大抓阶级斗争的一系列“大”字当头的运动中，耗尽全部力气，最后死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现在，这幢大楼倒要在当时并没有想盖楼的韩潮任期里建成。生活就是这样作弄人的。

想到这里，韩潮问自己：“将来，人们该怎样评论我呢？即使现在不议论，也挡不住盖棺以后的历史评价啊！”

他自己回答着：“该不会是茧中人吧？最后最后，终于把自己束缚起来，成了僵蚕……”

是的，我不该交“白卷”（韩潮踌躇，犹豫好一会儿，硬是落不下笔去）。怎么能不写一个名字就交了呢？韩潮后悔了，干了一辈子革命，越来越畏首畏尾，瞻前顾后，怎么能在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不拿出一个鲜明的态度、明确的立场来！

他所以踌躇，因为有人认为刘钊冒险，丁晓稳健，要是想平安妥当，不出问题的话，丁晓是最佳人选；他所以犹豫，因为有人认为丁晓保守，刘钊进取，要是想有所突破，打开局面，刘钊倒是值得考虑。因此，一个时期以来，他的沉思，他的考虑，他的判断，总是像钟摆似的，时而刘钊，时而丁晓，下不了决心。

现在，他在琢磨：难道进取就是冒险、保守就是稳健么？假如这会儿让他填那张硬白纸的话，怕不会交“白卷”了。一个人的生命不会是无限的，像西天斜坠的夕阳，韩潮顿时生出一种念头：是应该迸发出最后光亮的日子了。正如刘钊所说，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趁谢幕之前，再唱一出好戏，这就是他突然要来工地的动机。

“你停下来，我自己进去！”

“那我送你到施工指挥部！”

“不！”

司机知道他的脾气，停稳车，让他下去。

韩潮抖擞精神，朝繁忙的施工工地走进去。他是个老泥水匠了，别看刘钊在大学读土木建筑，可在施工组织，现场管理，所谓实施学方面，他一点也不佩服刘钊。所以那天参观沿江新村，他一下就能挑出许多毛病。这里，到底是样板企业，讲究文明施工，处处井井有条，给他的第一个印象就

很不错。

没想到，丁晓的轿车停在里面。

他自然不是来教工人们打太极拳的。赫赫有名的一建公司，是丁晓特别关心的单位，这好像是众所周知的。由于这面旗帜的树立，有他不可抹杀的功劳，所以他也像许杰离开临江以后，还关心临江一样，他树起这面旗帜以后，还经常关注这面旗帜。于是，日久天长，这种过度的关注，逾格的扶植，无微不至的额外照顾，以及不容他人染指的戒备之心，就产生了“自留地”的说法。

许杰的关切，更多的还是出于善意，出于爱护。而丁晓，却把一建公司看成是装在他口袋里的私有品，谁也插手不得。小农经济思想和封建意识是互为因果的，这一点，包括死去的吕况对丁晓并不缺乏认识，可是，吕况却容忍了他，唉……

韩潮那时是临江市的公安局长，也曾经恼火丁晓把一建公司划成似乎有领事裁判权的租界，甚至公安局去抓个人，也得丁晓首肯。气得他扎煞着胡子找吕况抗议：一建公司是不是属于共产党领导？为什么共产党的王法不适用于那里？

吕况给他解释：“你别激动，一建公司是我们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红旗单位，在全国都是有影响的。取经的，参观的，络绎不绝。我们总不能树起旗帜，又在旗上抹黑？”

“证据确凿，完全弄清了，临江最大的一个赌博团伙就在一建公司，猖狂得很，不狠狠打击，压不下歪风。”韩潮有股坚持劲，不肯让步，“我要在工地召开现场大会，公开逮捕，杀一儆百！”

“得啦得啦！一建还是省里的标杆单位，警车开去铐出一大串人来，算怎么回事？投鼠忌器嘛！不能这么鲁莽，老韩。”

韩潮问：“照你的意思，听之任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