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谷，这是我和我的许多文学同辈人的命运。

其实，每个人都有走进命运低谷的时候，从八字来说，运交华盖是常事，流年不利是难免的。在诗人眼里，叫作“月有阴晴圆缺”。老百姓的话，叫作“人有旦夕祸福”。但浮沉跌宕的幅度，达到碧落黄泉的地步，而谷底是无止境地延伸下去，永远走不到头，好像也只有我和我的同辈人，才能享受到这种时代的“宠遇”了。有的人，永远走不出低谷，固然是悲剧；最后走出低谷的人，难道就是喜剧么？我看也未必。

因为，无论怎样豁达，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是陪不起从事这种残酷的游戏的。想到这些一生中最好的岁月，就这样虚度过去，不大容易笑得起来。

我的名字，是我的外祖父起的。这个名字中的一个“文”字，后来，应验了我的一辈子，我越来越觉得其不可取了，中国人讲究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也就只好将就了。

那是一位捧着水烟袋，在农村里教私塾的老先生煞费苦心拟就的。我的外祖父为我起的其他名字，绝不表明他预见到我将来会以写小说谋生糊口，但是，在他心目中，这个“文”字，是个挺好的字眼。

其实，大谬而特谬矣！在中国，自从仓颉造字以来，文和文人，走运者并不多的。

那是一九三〇年，上海。

我出生的日期为农历的八月二十四。

那一年是民国十九年，我的原籍江苏盐城，****，水深数丈，累月不下，淹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鬼子进入上海租界，我因逃难回到老家，乡亲父老回忆起我出生那年的这场水灾，仍谈“洪”色变。

那是块穷地

方，至今犹是。即使不发生灾荒的话，也未见得丰衣足食，更何况天灾人祸，便跑到上海滩来混饭吃。“江北人”被上海原住民看不起，就因为穷。而由于穷，唯有靠打工、卖苦力，从事低贱职业谋生。据说旧时上海拉黄包车的，以我家乡人为多。

我祖先拉没拉过，已湮没无考。但到我父辈这一代，也还不过是小市民一类。尽管努力以为不是，穿长衫，而不穿短打，想办法使人认为是家境不错，但骨子里，或者别人眼里，仍是小市民，是无疑的。

不过，他们都是些善良老实的小市民。善良老实，几与懦弱同义，我之缺乏一种抗争的意识，大概就是胎里带的毛病了。

我一直在研究我自己和别人身上的小市民心态。

这些特殊层面的人群，很难用经济的、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认识。大城市里的小市民，既是一股涌动的力量，也是一种可怕的惰性。每一个细胞都有逃逸出这个整体的企图，无法实现以后，也能迅速找到乐在其中的理由。会对比他强的人嫉妒得心痒难禁，也会对不如他的人，奚落耻笑而获得慰藉。这等人，永不满足又永远满足，有吞吃一头大象的欲望，而无捉拿一只耗子的决心。拜金主义和对权势的慑服，使得某一部分神经特别发达，但对庸俗、卑劣、堕落和无耻，又往往显得麻木和习以为常。一个个活得既开心，也不开心，似乎痛苦，又并不十分痛苦。

这就是我认识的那些弄堂里的芸芸众生的上海。不过，这种小市民习气，如今，并不局限于那些弄堂里。

我在那里读到了高中二年级，便考到南京去读戏剧编剧专业了。

记不起是哪位哲人说过的话了，“文学是我的理想国

”，在那样一个小市民的氛围里，我并不清高，但多少希望有一些清高，于是，书籍是唯一的可以逃避现实的去处。

我感谢那时有许许多多的书，也感谢那时没有许许多多的“敬惜字纸”的劝善者，谆谆教导你应看什么书和不应看什么书。

随后，便是一九四九年。

那时，在这座国立的戏剧专科学校里，已是风雨飘摇，人心思变，根本念不下莎士比亚和易卜生了。这或许是我至今想写戏而写不了的原因，也大概是我小说中某些戏剧化弊端的根由。

文学性格和人的秉性一样，也难改。另外，一个作家应该明白你的读者的口味。

当然，这有点护短，但文无定法，何必一定要合乎什么规范呢？我觉得这样写得舒服，别人说长道短，干吗要往心里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