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沃尧，字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是一位广东籍的才子，他先在上海做事，后在上海为文，1910年客死在上海，年仅四十四岁。

对这样一位才思敏捷、倚马可待的清末作家来说，英年就告别人世，未免太早了一些。即使按那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看，也只能算是夭逝。而且，死的那天一切都好好的，刚搬了新房子，朋友来庆贺他的乔迁之喜，酒阑人散，夜里就发急病，一口气没过来，便咽气了。应该说，他的生命突然结束，有一点非正常死亡的嫌疑。

由他留下来的有价值和无价值的笔墨达数百万字之多的写作量来看，他办报办得太卖命，写作写得太拼命，而且，大概玩起来也玩得太没命。这样的潇洒文人，由于太过挥霍生命，很快走到尽头。

他算得上是中国办小报的开创之辈，那时的上海，不像现在有书号、刊号的限制，有出版部门的管理，只有有钱，想出就出，一旦无钱，想不停也得停。所以，经他手办起来的刊和报，虽名目繁多，但大半短命，如今看起来，其中不少是属于文化垃圾之类，已无什么意义。

因为他以卖文为生，不得不制造这些供有闲阶级茶馀饭后、消食化痰的作品。为稻粱谋，情有可原，后人是不必深责的。所以，他的笔下，既揭露官场黑暗、士绅恶行，也指斥洋场劣态、媚外丑形，更嘲弄无知愚昧、科举封建，当然也少不了无聊文字，捧场文章。此人短短的一生，以打笔墨官司，捧长三堂子，骂官府要人，损有钱老板，颇小有声名，闻于沪渎。

尽管他树立的仇人不少，不过，结交的朋友更多。当他躺在棺材里大出丧时，在洋鼓洋号导引的送殡队伍里，他著文捧过的四马路倚门卖笑的莺莺燕燕、花花草草，也掏出小手绢，假装为之一掬同情之泪，那些他作品修理过的租界寓公、纨袴子弟、没落官僚、师爷衙役，那些他在文章里刻薄过的吃洋教办洋差做洋事说洋话的买办、西崽、拿摩温、包打听之类，或酒肉之交，或牌桌赌友，或妓院常客，或报界同人，不管对他怎么不满意，不开心，面子上的江湖义气，总是要的，都赶来为这位海上闻人送行。

这时，有一位先生对他的死，发表了一通议论。“吴趼人先生，小说巨子，其在横滨，则著《痛史》，在歇浦，则作《上海游骖录》与《怪现状》，识者敬之。不意其晚年作一《还我魂灵记》，又何说也！因作挽联曰：百战文坛真福将，十年前死是完人。评说确切，盖棺论定，趼人有知，当亦俯首矣！”

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清末之谴责小说中，谈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家吴趼人在上海办报时：“又尝应商人之托，以三百金为撰《还我魂灵记》颂其药，一时颇被訾议，而文亦不传。”

虽然鲁迅只不过记述其事，但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存焉！我们知道鲁迅是光明正大、嫉恶如仇的精神象征，但他的求全责备，只是他的做人准则。其实，放在当代作家眼里，可以说屁事一桩，不会在意的，说不定嫌他开价太低，便宜了商人，让人家抓了大头呢？

如今堂而皇之地见诸报刊的“广告文学”或“收费文学”，哪一篇不得大把大把地进账？早先，编辑和作家，还有“逼良为娼”的感慨，后来，钱不扎手，便乐不得地干，大有越干越欢之势，凡报刊上登出来的吹捧名不见经传的厂长经理们的文章，十之九是付费的，其中包括介绍人的回扣。这类在文坛上司空见惯的行为，早已见怪不怪了。吴趼人算什么，小儿科一桩；鲁迅太古典主义，一点也不通脱。时下大手笔的老板，掏钱雇两个作家写他，和找两位小姐陪他，那是差不多的意思。

所以，近年来，为某企业写一篇报告文学，报酬为一辆轿车；为某老板写一部长篇小说，赏金是一幢房子；为某名流写一本文学传记，采五五拆账分红；为海外巨子写什么白手起家记，那所得几乎是一笔不小

的横财。诸如此类的写作，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初级阶段题内之意；吴趼人的三百大洋，只有甘拜下风。说到底，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有什么关系呢？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得外财不富，只要有钱可赚就行了。但这些人不如吴趼人坦真，明明拿钱，还要撇清，本是图利，更想求名，鱼和熊掌都想要，而且都得到，就比受到訾议的吴趼人高明得多。这就不能不佩服后来居上，青出于蓝，还是现代人厉害和狡猾。

我佛山人很大程度上是拘于面子，答应了中法大药房老板黄某（据曹聚仁先生说，此人是上海有名的大滑头），写了一篇短文《还我魂灵记》，吹嘘其制造的“艾罗补脑汁”。他说服用此药后，如何“文思不涩”，如何“劳久不倦”，证明该药的功效非凡，共七百八十字，黄老板馈送大洋三百块，表示酬谢。写字付润笔，作文给报酬，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一种正常的商品交换行为。

其实，中国的古代文人，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讲起阿堵物来，也是很在乎，而且并不很清高的。《谭宾录》记载唐代的李邕“早擅文名，尤长碑石，前后所制，受纳馈送，亦至巨万。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清代的郑燮，狂放不羁，愤世嫉俗，为“扬州八怪”之一，但也不耻谈钱，他在《板桥润格》里公开侃价：“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即或是三千枚当十铜钱，也不亚吴趼人每个字值不足大洋半块的开价，比之前人，吴先生该算得上是一位谦谦君子。

要较之时贤呢，这价码会令人笑掉大牙的。君不见近日有书商某某，斥资百万，悬赏他所需要的小说，出手比之前两年某刊的大奖十万，阔绰了十倍。但文学能否因注入资金而产生类此倍数的进步，恐怕连鬼都不信。但放心，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注释中所说的利润的驱动力，肯定会有作家脱得光光地，甘愿被这位书商量身订做，制造中国的马克·吐温式百万英镑的故事。

这种“老板出钞票、作家出笔杆”的商业组合式的写作，不知为什么，气味有些不对，总让人回忆十年“**”神州陆沉时，旗手号召的“领导出题目、作家出技巧、群众出生活”的手段，难免有三突出之嫌。但愿这一次不是老戏法新翻版的障眼术，也许一不小心，又弄出一部《红楼梦》也未可知，那中国文学就有福了。

回过头来再说这位吴趼人，他虽在清代文学史上不占特殊的位置，一位泛泛而言的文人而已。但说到底，文学是一个消费市场，那些顶尖儿的大师，不可能满足全社会所有读者的需求，自然而然，就留下一些足够非大师级作家兜售自己的份额。我佛山人就属于这一类作家，不算高明，也不算不高明，他有他的读者，我就是一个。至今还能记得念中学时代，读他《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欣快热辣风味而捧腹大笑的乐趣，所以，对这写作一生、风流一生、嬉笑怒骂一生的吴沃尧，颇有感想。

德国诗人海涅说过：“文学史是一所硕大无朋的停尸场，人人都在那里寻找自己亲爱的死者，或亡故的亲友。”那年，因广东文学院招聘作家事，曾到吴趼人的原籍广东佛山一走。我真是渴望在他的家乡，看到些什么，知道些什么，惜未能如愿，只得怏怏而归。吴趼人甚爱自己的家乡，故笔名索性叫做“我佛山人”，但也未见故土对这位名家有什么特别的纪念，深感文人之寂寞无闻。继而一想，倒也不是什么坏事，这样，对故去的文人，说不定反而消停些，清静些。

然而，爆炒文学，爆炒作家，已成当今时尚。

仔细想去，炒也并非好事，因为在放大阁下那张漂亮脸孔的同时，尊脸上那块难看的疤痕，也同样放大了数十倍，而十分显眼。举例而言，那位炒得增值，声名甚于乃兄的周作人，又如何，不也同时让更多读者为之不耻乎？而唾弃之乎？难道因为到处印他的《苦雨》，能够抹煞

其当汉奸的罪恶吗！同样的道理，那些在“**”期间，为旗手摇旗呐喊者，写样板为虎作伥者，进写作组做刀笔吏者，举棍子迫害文化人者，能由于时下的美化，而会使人淡忘他们身上那四种人的气味吗！

凡自炒或人炒者，都有所图，或附骥尾，或攀门庭，或抬人也跟着水涨船高，或垄断以作发财资本。我佛山人无人来炒，对于《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所提到的被“訾议”的区区三百大洋，也就没有什么好事之徒感兴趣，他在九泉下讨个安生，倒也不错。几年前一位写样板的作家逝世，马上被一窝蜂的人围上去，出现热烈盛大的场面。凡在旧社会看见过大出殡场面的人，都会感受到吃死人，实在是中国人的一种要不得的恶习。特别是吃死的名人，如蝇集蚊聚，更是热闹。于是，你也写悼词，我也写祭文，有得写的写，子午卯酉，还能头头是道，没得写的也写，就难免添枝加叶，胡说八道。写来写去，甚至把应为死者讳的一些，也写出来了。

所以，无论炒死的人，炒活的人，绝不应提倡。因为文坛，实在够闹的了。但有些先生或小姐，并不善罢甘休，该要的，全要，绝不礼让；该拿的，全拿，惟恐拿少。甚至不该要，不该拿的，也不会嫌多的。其实，作家只要一样东西，也就足矣足矣，那就是努力将作品写得差强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