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干这种卖人勾当的败类，下手时是一点也不抖的。
老实讲，当时的清政府，君临天下，统治着偌大的还未完全控制的国家，不能不对被统治者中的知识分子，保持着高度警惕；尤其对那些具有反清复明意识的精英人士，正愁找不到机会来个一网打尽呢！好，正中下怀，于是，皇帝拍板，第一，“之荣卒以此起用，并以所籍朱佑明之产给之，后官之右佥都”。这也是所有“作俑者”为之奋斗的原动力。第二，很简单，一个字：“杀！”大批人头落地。
这种食肉类知识分子，因为吃惯了人血馒头的缘故，上头一有动静，他们马上挽胳膊掳袖子，寻找吞噬对象，上头没有动静，他们也会挑事，让上头有动静，然后趁机好咬谁一口，所以，尽量躲得他们远些，也算是一种消极的保全方法。
私刻《明史》一案中，死得最冤最无辜的，莫过于那些列入编纂委员会的一班名流，有的知道自己挂名，有的甚至不知道自己挂名；有的收到信封里装着的审读费，有的光听说有好处费还没拿到，结果，吃了大官司。庄廷，也像现在的书商一样，讲生意经，以为挂上这些大牌、大腕、大老、大人物的名字，一可显出学术品味，二可在图书市场上拥有卖点。谁知道，大清皇帝正想杀鸡给猴看，要汉族知识分子规规矩矩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于是，这些名流，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一个个手镣脚铐，押赴刑场，皆做了刀下之鬼。
清人龚自珍诗云：“避席畏闻***，箸书都为稻粱谋。”“***”一词，典出自何人何书，无从查考。但是，创造这个词汇的古人，大概没想到后来的知识分子，要为这三个字，付出多少头颅和热血！不过，剧作家洪昇的国丧期间演出一案，闹得沸沸扬扬，最终却没有掉一颗脑袋，只是将犯事者开革了事，落了个“可
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的结果，康熙可能觉得，“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作史与作文比，史比文重，而吹拉弹唱，倡优俳隶之属，上不得台盘，就不那么认真计较了。
据《郎潜纪闻》载：“钱唐洪太学昉思昇，著《长生殿传奇》初成，授内聚班演之。圣祖览之称善，赐优人白金二十两。于是诸亲王及阁部大臣，凡有宴会，必演此剧，而缠头之赏殆不赀。内聚班优人请开宴为洪君寿，而即演是剧以侑觞，名流之在都下者，悉为罗致，而不给某给谏。给谏奏谓，皇太后忌辰设宴乐，为大不敬，请按律治罪。上览其奏，命下刑部狱，凡士大夫及诸生除名者几五十人。益都赵赞善伸符，海宁查太学夏重，其最著者。后查改名慎行登第，赵竟废置终其身。”
陈康祺在文中称为“某给谏”而不指名道姓，倘非笔下留情，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小人的厌嫌之心。
假如，那位没被邀去参加庆寿聚会、会后观剧的“某给谏”——也就是给事中黄六鸿，不是那么小人的话，不被邀请，也就不去应酬，关起门来睡大觉，自然天下太平；洪昇继续耍他的笔杆，当他的作家，文坛上风光依旧，诗界领袖王渔洋也会为他的得意门生写了这么一出传奇而欣欣然。然而，坏就坏在他们碰上了黄六鸿，因为小人这东西，是社会的癌症、人类的瘟神、善良的克星、邪恶的代名词，你不招他，他也会打你的主意，何况你得罪了他？其实，请帖多发出十张八张，招待会就会挤得水泄不通吗？既然那么多头面人物都到了，你不让他来，不是存心激怒他吗？错就错在这份疏漏上了，自助餐摆放在台面上，还怕多他一张嘴吗？
想不开呀，若是把他嘴堵上，不就没得他好挑事找碴的馀地了吗？
当然，也未必如此。小人之难缠，就在于他吃了你，喝了你，跟你称兄道弟，亲切拥抱，贴左边的脸后，还要贴右边的脸，即使这样，也断不了要算计你。即或那天晚上，黄六鸿应邀出席，洪昇和他握手，交流创作心得，那时没有洋酒，花雕总是准备着的，难免要碰上几杯，再有两位男旦凑趣，必是喝得昏天黑地。如果他不是小人，带着浓重的醉意回府，肯定一觉睡到天亮。但小人则不然，他想睡也睡不着，躺下来也要披衣坐起，写参奏，告他们一个“国恤张乐大不敬罪”。
有的史家说，洪昇的倒霉，是朝廷中南派和北派党争，或满族官僚与汉族官僚一次政治较量的牺牲品，但是，要没有黄六鸿扮演这个始作俑者的角色，官不追，民不究，也就偃旗息鼓了事。别说党争不兴，皇帝老子想找事端，也是挑不起来的。于是，不禁想起“**”前夕，***关于“裴多菲俱乐部”的两条很严厉的批示，若非有“积极分子”上书在前，我想，以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文艺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至于在那场浩劫中，噍类无多。
不过，我总是不把处于朝廷这场****漩涡中的“某给谏”黄六鸿，想象得太卑劣，他一定打小报告把那次饭局的参与者，统统置于死地，似乎也没有多大道理。因为，他既然自认为应该有被邀请出席的资格，那么，显而易见，他和剧作家洪昇，和内聚班的班主及演员，和其他到会祝寿的文人雅士，有过从甚密的关系才对。至少，他们同属一个经常在一起活动的文化人圈子，是毫无疑问的。可以想象，他应该是和这些人时不时地在彩排首演的场合，碰头见面，互致问候的。到了幕间休息的那一会儿，说不定在剧场贵宾室里，一块喝喝咖啡，抽抽纸烟，上上洗手间，聊聊对演员、对剧本的初步观感，很融洽的才是。
按理，文人相轻，互相拆台，有可能；当面恭维，背后撇嘴，更可能；打小报告，给他们上一点眼药，也不是不可能。但不至于下毒手，或者，不至于想让他们一个个都完蛋。能够解释的理由，只是面子上下不来，一时之忿，题奏上去，谁知他请得了神，而送不了神，他知道康熙也看过这出戏，评价还不错，估计会给点颜色看看，但不致伤筋动骨，哪晓得后果却是严重得出乎
他的想象。这一本，不但许多与会者遭殃，革掉顶子，永不录用；而处于创作高峰期，正春风得意的洪昇，也从此完蛋，被削籍除名，遣返回乡，再也写不出作品了。
这位才子太可怜了，肯定会求德高望重的王渔洋，在康熙那里为他缓颊，那是他的恩师啊！可皇帝发火，谁有勇气敢碰逆鳞？王渔洋也救不了这位高足，只能眼看他打铺盖卷离开京城。我想，当后来，黄六鸿先生得悉回到杭州老家的洪昇，心情抑郁，百无聊赖，无法振作，放浪西湖，会不会感到一丝歉疚呢？会不会后悔自己奏的那一本呢？会不会责备自己，使这位写《长生殿》的才子，成了再也不能歌唱的百灵鸟，那实在是太作孽呢？
但对一个蛇蝎心肠的小人来说，恐怕就不会产生这种良知了。所以，当他在北京城里获知南方传来的洪昇溺死的消息，他会松一口气说：其实，他早就该死了。
洪昉思这一次生日派对，过得十分地不开心。尽管脑袋未掉，他这一辈子也就交待了。功名泡汤，其实，想开了，那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学而优则仕”，得着了，当然不错，得不着，也不至于要了性命。他倒霉的是，经此一劫，元气大伤，长时间的翻不了身。一个有才华的作家，写不了作品，在那里虚掷时光，忍受社会的歧视和排斥，这就不是一般的痛苦了。
好容易半生潦倒以后，终于在地平线上看到一丝曙光，南京方面发出邀请，让他出席他的五十出《长生殿》的全部公演。我想，这位才子接到这封请柬，准会血压升高。他知道这大红请帖，意味着什么，那时的中国，还没有落实政策这个现代词汇，因而也没有**甄别、补发工资、重新归队、重操旧业这一说。皇帝是不会错的，金口玉言，错了也是正确的错。够了，洪昉思莞然一笑，圣祖的光芒又投射到他身上，能不雀跃乎，欢呼乎，能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乎？
洪昇虽然沉寂多年，但他在清初文坛，也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曾先后受业于词曲家毛先舒，诗人王渔洋、施闰章等人，这些前辈，都很赏识他的才华。二十岁已作有许多诗文词曲，二十二岁《啸月楼集》出版，受到李天馥、冯溥、王渔洋等名流赞誉而声名大振，这班大老自然也会在可能的情况下，向处于困境中的他伸出援手。于是，政府方面的一位很有重要背景的文化人出面了，也就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江宁织造曹寅，重排《长生殿》，举行一次盛大的演出活动。
按现代话语，洪昇是康熙二十九年受的开除公职、遣返原籍的处分。康熙四十三年，与康熙有密切关系的曹寅，在南京，而不是在北京，为这位失落到极点的剧作家，某种程度上的恢复名誉。因为曹寅实际是康熙派驻南京，监察江浙一带知识分子动静的。因此，他的一举一动，无不以康熙的意旨行事，显然，这也是统治者对付知识分子的两手，打，是一个方面，拉，也是一个方面。于是，剧作家作为上宾，邀请出席，从杭州到了南京。但是，***对于文人的伤害，是从身体到心灵，无所不及的摧残，洪昇看完戏后，不知是太高兴了，还是更忧郁了，在归途中于乌镇酒醉，登舟坠水，不幸身亡。
一个社会里，利益愈少，则竞争愈剧；途径愈难，则争夺愈甚；而明里暗里的冲突愈激烈，小人则愈加繁殖。于是，想通过非正常的手段，获得正常途径得不到的一切的小人，为达到更丰厚的回报率，手段的使用上，随着恶的程度增高，无所不用其极的可能性，就更加大，受害者的痛苦，也就更加深了。
黄六鸿虽然把洪防思参了，但他自己，也好像并未捞到什么，或许，他属于极少数不成功的小人。而一心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痛苦之上的吴之荣，一次不成，再告二次，弄得浙江省的官吏，和北京负责审判此案的刑部侍郎，也怕这条恶狗将他们咬住不放。因为他一路咬将过来，一路血迹斑斑，谁都相当地忌畏他，躲之不迭。所以，这类小人总是永操胜券的。
但是，没有皇帝要制造***的话，会有吴之荣、黄六鸿这样的小人跳将出来吗？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