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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读到一部近人编的《宋词选》,其中选了舒直一首《蝶恋花》:

芙蓉落尽天涵水,

日暮沧波起。

背飞双燕贴云寒,

抛向小楼东畔倚栏看。

浮生只合尊前老,

雪满长安道。

故人早晚上高台,

寄我江南春色一枝梅。

这首词,写出一点怀旧的感情,好,说不上;坏,也说不上。如果不是因为舒亶的名字,也许不会有人用正眼瞧的。但这位懒堂先生,却是一个坏蛋,因为他作为“乌台诗案”主控官,与另一坏蛋李定一起,受王安石驱使,一心想把苏轼弄死。由于这样一个背景,后人记住了他,他很一般的作品,也就没有被湮没在历史的故纸堆里。

这倒吻合晋人桓温所言“既不能流芳百世,复遗臭万载邪!”若是不管用什么方法,能把自己的名字附着在历史上的话,整名人出名,倒不失为一种求得“不朽”的诀窍。

舒亶有《舒学士词》一卷,赵万里辑。不过,不传而已。《全宋词》存其词五十首,几乎全为令词。评者认为他“雅语深情,得花间派真传”,显然,他的文风,属趋时一派。凡没有真功夫,而进入文学这一领域者,通常都搞新潮,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文学定律。宋代,从皇帝到官员,文学素养要较别朝为高,几乎每人都写得几首浓词艳赋。因为那时的应酬,官伎侑酒,猜枚行令,歌女展喉,按谱度曲,因此,倚声填词是一种席间的风雅。舒亶任职御史台,上有靠山,下有爪牙,巴结的人很多,畏惧的人则更多,少不了吃请。饭局上,自然有漂亮小姐缠着他,写两首小令唱唱。

后来,“元祐更化”,旧派上台,哲宗罢新政,**人物纷纷落马。御史台把臭名昭著的舒亶,赶了出去。新政的铁杆党羽中,他算是比较早的落寞者。这首词中可以读出他的心态,既有落寞的凄凉,更有重登政治舞台的期盼。

“故人早晚上高台”,这是最堪玩味的一句。故人是谁?不言自明,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安石,他的恩公。

在中国封建王朝中,有两个神宗,一为宋神宗赵顼,一为明神宗朱翊钧,之所以著名,都搞过成功或不成功的改革。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惜哉!”(《宋史·本纪第十七》)这个半截子改革,不但未能奏效一时,而且导致党争分裂,互讦不止,北宋从此益发衰弱,最后只好南渡。明神宗支持张居正新政,倒是一直坚持到这位首辅寿终正寝。但张师傅一死,皇帝翻脸,满门抄斩,鸡犬不留,也还是一个半截子改革。“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明史·本纪第二十一》),张的新政也救不了颓败的大明王朝,从此一蹶不振,直到崇祯吊死煤山。

中国历史上的维新、变法、改良、改革,从王莽、桑弘羊起,到康、梁、谭嗣同止,未获成功的原因,非常复杂,但重要一条就是这些领袖人物,往往缺乏真正的治国才能,和足够的人格魅力。坐而论道者多,浮躁偏激者多,而且这些人中,多多少少具有精神上的缺陷。精于谋划的张居正如此,乱来一气的王安石尤如此,所以,王比张的政治寿命更短;几年之内,把宋朝搞得一团糟以后,回南京赋闲去了。

舒亶当然希望王荆公东山再起,好回到想收拾谁就收拾谁的御史台。一般来讲,在官场厮混久了,得到的,怕失去,失去的,希望再得到。春风得意过的人,就怕秋风萧瑟,那落寞,那冷落,颇忍受不了。如今,长安道上的雪,已经在为别人沸沸扬扬地落下来,赏雪没他的份,寻梅没他的戏,好凄清,好孤冷,好伤心,只好端起酒杯,对着已是别人的世界,凭栏独眺,黯然神伤了!

罢相后的王安石,回到金陵去了,滋味和他的这位部下,大略相似,也写过一首同样意境的词《桂枝春》。当然不是与舒亶唱和,主子和奴才之间,利用归利用,瞧不起归瞧不起,没有多少共同语言的,我估计王甚至不屑搭理舒。

到底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果然出手不凡: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正肃。

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征帆去棹斜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

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

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

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遗曲。

王安石对金陵太熟悉,当初就是在这座城市里大造声势而发迹的。那时,中国还未有“作秀”一词,他已深懂“作秀”之道。一心想改变积弱国势的宋神宗,求才若渴,好像有了王安石,大宋王朝就有救了,一天连发几道急令,沿途驿卒将坐骑鞭策出累累血痕,从开封赶往南京,请他去上任。那时的王安石,如日中天,红得发紫,气势如虹,众望所归。现在,完了,过气政客,下台官员,失意明星,落魄文人,都是“挑水的回头,过井(景)之人”。一句“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越琢磨,越体味出王安石满肚子的不是滋味。

这是他不想道出,可又不能不道出的真心情,难怪苏轼读了这首词后,不由发出“此老乃野狐精也”的感叹。苏是大家,王也是大家,大家之间,总有惺惺相惜之处。尽管这两个人,同是文友,更是政敌;偶有过从,很少来往。但王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是文学家,倒霉也倒不太大;苏相反,第一是文学家,第二才是政治家,一跟头栽下就起不来。所以,常失败的苏对王能看得透,坦然而自信,虽空间有限,时间无穷,政治败而文学不输;占优势的王对苏则甚计较,拘谨而戚戚,虽将其扳倒而并无赢的感觉,不免空虚。到了写这首《金陵怀古》词时,王对苏似心结尚在,苏对王则豁然开朗。这大概就是两位文人高低上下的差异所在了。

王安石变法,在神宗支持下出台,舆论大哗,遭到保守派的抵制,可想而知,他要反击,也属自然。当时,朝廷内外,反对者甚众,有一位叫范缜的大臣,上书反对他,“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颤”,但他犯了一个策略性的错误,判断苏

轼为保守派的首领,先要把他干掉。决策错了。其实,苏轼并非全部否定变法,只是新法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过于峻急伤民,与民争利,而持有异议而已。

据宋人王栐《燕翼诒谋录》,可见实施新法中的“青苗法”其弊何在,“上散青苗钱于设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顾也,则命娼女坐肆作乐而蛊惑之”。本来,春季借给农户的小额低息贷款,秋后还款付息,农民国家均得利的“青苗法”,本是无可非议的事情。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变成诓骗农民的一个局。

王安石此人绝对听不得任何反对意见,这样,把一个可能争取的同盟者,推向对立面,我想,“拗相公”的“拗”,显然是从他精神上的缺陷,思维易走极端而来。我始终相信,想将苏东坡送上断头台的最致命的原因,不完全是因为他的《上神宗皇帝书》,不完全因为他是保守派的核心人物,而是文人相轻,到文人相嫉,到文人要把文人干掉的恶心理。王安石也逃不脱。

因为苏东坡的诗词歌赋,甚至为皇帝拟的诏书文告、道德文章,都要胜王安石一筹。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说:“王荆公诗无一句自在,故其为人拗强乖张。”就冲王之矫揉造作,苏之坦荡率真,两种性格上的差异,也能理解人品的高下之分,文品上的高低之别,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王安石忍受不了他实际上属二流作家的事实,尤其不能忍受苏东坡根本不把他当回事的调侃。

倘非王安石作了暗示,就是他安插在御史台的那几个狗腿子,承其意志,视其脸色,拍其马屁,大打出手,于是,深文周纳,捕风扑影,苏轼成了王安石实施新政后的第一个倒霉的大文人。

擒贼先擒王嘛!王安石会“嘿嘿”一笑的。

虽然,王安石的变法,为史家肯定,虽然,他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为后来的离经叛道者,视作精神指南。但是,他相当小人,而且,很伪君子。

到了南宋,就出现一篇丑化他的平话《拗相公》,存于《京本通俗小说》,后被冯梦龙收进《警世通言》。出于政敌反宣传的精彩段子,自是不可全信。但是,读他未发迹时,《上欧阳永叔书》之二中“某以不肖,愿趋走于先生长者之门久矣,初以疵贱,不能自通”这几句话,颇有“**”中写效忠信的那股卑微口气,就不以为然了。接着读《宋史》,知道曾巩曾经将王安石介绍给欧阳修,欧“为之延誉”,王才渐渐得志的。可他很快把最早的牵线人抛到一边。再后,青云直上的他,连曾经鼓吹他的欧阳修,也要排挤出政坛,断情绝义,令人不齿。这期间有人建议应该留下这位有经验的政治家,“安石曰:‘欧阳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欧阳老被逐出开封,回安徽滁州去筑醉翁亭了。

这些见诸正史翻脸不认人的事例,实在让我对王产生新认识。姑且认为王安石出于“革命”大义,并非小人行径。但冲他起劲反对的那些政敌,如司马光,如欧阳修,如苏轼,都是在文学上有建树的大手笔,我又不禁怀疑大义之外的小人心胸。因为文人,通常不能宽容比他稍好一些的同行,王安石是毫无疑义的大家,但同是大家,也还是存在某些质素上的差别,因此,借助于非文学的手段,将同行置之死地,便是可以理解为下作了。

这种下作,从来也不会绝迹的。而王安石豢养的狗腿子,则是等而下之的小文人,就更是赤裸裸的嗜血之徒了。宋人仓皇南渡,是在金兵压境,迫近开封的情况下,一次毫无准备的大撤退,所以,政府的文书档案,散落开封街头,无人过问。到了南宋,朋九万从民间搜集到当年监押苏轼时的审讯记录,将其出版,书名《乌台诗案》。乌台是宋代开封御史衙门所在地,由于那里有几棵大树,乌鸦营巢于上而得名。这本书收集了元丰二年(1097)审讯苏轼的全部材料。

于是,我们看到了舒亶的“生花妙笔”,他参奏道:“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谤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论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它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这种***的惯技,玩的人,和被玩的人,都太了如指掌了。

李定更不是东西了,一般来讲,小人是东西者也少,他尤甚。封建社会,提倡孝道,父母丧必报丁忧,三年内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应考。李定迷恋官位,竟然瞒丧,为世人所不齿。他跳出来配合舒亶,参苏轼四大该废的理由,就更恶毒了。“轼先腾沮毁之论,陛下稍置之不问,容其改过,轼怙终不悔,其恶已著,此一可废也。陛下所以俟轼者可谓尽,而傲悖之语,日闻中外,此二可废也。鼓动流俗,言伪而辨,当官侮慢,行伪而坚,此三可废也。陛下修明政事,轼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此四可废也。”

他所说的“废”,就是舒亶说的“重典”,“按轼怀怨天之心,造讪上之语,情理深害,事至暴白,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伏望陛下用治世的重典,付轼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要是小人咬住你,你就只有等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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