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读到一部近人编的《宋词选》，其中选了舒直一首《蝶恋花》：

芙蓉落尽天涵水，

日暮沧波起。

背飞双燕贴云寒，

抛向小楼东畔倚栏看。

浮生只合尊前老，

雪满长安道。

故人早晚上高台，

寄我江南春色一枝梅。

这首词，写出一点怀旧的感情，好，说不上；坏，也说不上。如果不是因为舒亶的名字，也许不会有人用正眼瞧的。但这位懒堂先生，却是一个坏蛋，因为他作为“乌台诗案”主控官，与另一坏蛋李定一起，受王安石驱使，一心想把苏轼弄死。由于这样一个背景，后人记住了他，他很一般的作品，也就没有被湮没在历史的故纸堆里。

这倒吻合晋人桓温所言“既不能流芳百世，复遗臭万载邪！”若是不管用什么方法，能把自己的名字附着在历史上的话，整名人出名，倒不失为一种求得“不朽”的诀窍。

舒亶有《舒学士词》一卷，赵万里辑。不过，不传而已。《全宋词》存其词五十首，几乎全为令词。评者认为他“雅语深情，得花间派真传”，显然，他的文风，属趋时一派。凡没有真功夫，而进入文学这一领域者，通常都搞新潮，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文学定律。宋代，从皇帝到官员，文学素养要较别朝为高，几乎每人都写得几首浓词艳赋。因为那时的应酬，官伎侑酒，猜枚行令，歌女展喉，按谱度曲，因此，倚声填词是一种席间的风雅。舒亶任职御史台，上有靠山，下有爪牙，巴结的人很多，畏惧的人则更多，少不了吃请。饭局上，自然有漂亮小姐缠着他，写两首小令唱唱。

后来，“元祐更化”，旧派上台，哲宗罢新政，**人物纷纷落马。御史台把臭名昭著的舒亶，赶了出去。新政的铁杆党羽中，他算是比较早的落寞者。这首词中可以读出他的心态，既有落寞的凄凉，更有重登政治舞台的期盼。

“故人早晚上高台”，这是最堪玩味的一句。故人是谁？不言自明，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安石，他的恩公。

在中国封建王朝中，有两个神宗，一为宋神宗赵顼，一为明神宗朱翊钧，之所以著名，都搞过成功或不成功的改革。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惜哉！”（《宋史·本纪第十七》）这个半截子改革，不但未能奏效一时，而且导致党争分裂，互讦不止，北宋从此益发衰弱，最后只好南渡。明神宗支持张居正新政，倒是一直坚持到这位首辅寿终正寝。但张师傅一死，皇帝翻脸，满门抄斩，鸡犬不留，也还是一个半截子改革。“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明史·本纪第二十一》），张的新政也救不了颓败的大明王朝，从此一蹶不振，直到崇祯吊死煤山。

中国历史上的维新、变法、改良、改革，从王莽、桑弘羊起，到康、梁、谭嗣同止，未获成功的原因，非常复杂，但重要一条就是这些领袖人物，往往缺乏真正的治国才能，和足够的人格魅力。坐而论道者多，浮躁偏激者多，而且这些人中，多多少少具有精神上的缺陷。精于谋划的张居正如此，乱来一气的王安石尤如此，所以，王比张的政治寿命更短；几年之内，把宋朝搞得一团糟以后，回南京赋闲去了。

舒亶当然希望王荆公东山再起，好回到想收拾谁就收拾谁的御史台。一般来讲，在官场厮混久了，得到的，怕失去，失去的，希望再得到。春风得意过的人，就怕秋风萧瑟，那落寞，那冷落，颇忍受不了。如今，长安道上的雪，已经在为别人沸沸扬扬地落下来，赏雪没他的份，寻梅没他的戏，好凄清，好孤冷，好伤心，只好端起酒杯，对着已是别人的世界，凭栏独眺，黯然神伤了！

罢相后的王安石，回到金陵去了，滋味和他的这位部下，大略相似，也写过一首同样意境的词《桂枝春》。当然不是与舒亶唱和，主子和奴才之间，利用归利用，瞧不起归瞧不起，没有多少共同语言的，我估计王甚至不屑搭理舒。

到底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果然出手不凡：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正肃。

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征帆去棹斜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

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

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

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遗曲。

王安石对金陵太熟悉，当初就是在这座城市里大造声势而发迹的。那时，中国还未有“作秀”一词，他已深懂“作秀”之道。一心想改变积弱国势的宋神宗，求才若渴，好像有了王安石，大宋王朝就有救了，一天连发几道急令，沿途驿卒将坐骑鞭策出累累血痕，从开封赶往南京，请他去上任。那时的王安石，如日中天，红得发紫，气势如虹，众望所归。现在，完了，过气政客，下台官员，失意明星，落魄文人，都是“挑水的回头，过井（景）之人”。一句“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越琢磨，越体味出王安石满肚子的不是滋味。

这是他不想道出，可又不能不道出的真心情，难怪苏轼读了这首词后，不由发出“此老乃野狐精也”的感叹。苏是大家，王也是大家，大家之间，总有惺惺相惜之处。尽管这两个人，同是文友，更是政敌；偶有过从，很少来往。但王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是文学家，倒霉也倒不太大；苏相反，第一是文学家，第二才是政治家，一跟头栽下就起不来。所以，常失败的苏对王能看得透，坦然而自信，虽空间有限，时间无穷，政治败而文学不输；占优势的王对苏则甚计较，拘谨而戚戚，虽将其扳倒而并无赢的感觉，不免空虚。到了写这首《金陵怀古》词时，王对苏似心结尚在，苏对王则豁然开朗。这大概就是两位文人高低上下的差异所在了。

王安石变法，在神宗支持下出台，舆论大哗，遭到保守派的抵制，可想而知，他要反击，也属自然。当时，朝廷内外，反对者甚众，有一位叫范缜的大臣，上书反对他，“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颤”，但他犯了一个策略性的错误，判断苏

轼为保守派的首领，先要把他干掉。决策错了。其实，苏轼并非全部否定变法，只是新法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过于峻急伤民，与民争利，而持有异议而已。

据宋人王栐《燕翼诒谋录》，可见实施新法中的“青苗法”其弊何在，“上散青苗钱于设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顾也，则命娼女坐肆作乐而蛊惑之”。本来，春季借给农户的小额低息贷款，秋后还款付息，农民国家均得利的“青苗法”，本是无可非议的事情。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变成诓骗农民的一个局。

王安石此人绝对听不得任何反对意见，这样，把一个可能争取的同盟者，推向对立面，我想，“拗相公”的“拗”，显然是从他精神上的缺陷，思维易走极端而来。我始终相信，想将苏东坡送上断头台的最致命的原因，不完全是因为他的《上神宗皇帝书》，不完全因为他是保守派的核心人物，而是文人相轻，到文人相嫉，到文人要把文人干掉的恶心理。王安石也逃不脱。

因为苏东坡的诗词歌赋，甚至为皇帝拟的诏书文告、道德文章，都要胜王安石一筹。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说：“王荆公诗无一句自在，故其为人拗强乖张。”就冲王之矫揉造作，苏之坦荡率真，两种性格上的差异，也能理解人品的高下之分，文品上的高低之别，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王安石忍受不了他实际上属二流作家的事实，尤其不能忍受苏东坡根本不把他当回事的调侃。

倘非王安石作了暗示，就是他安插在御史台的那几个狗腿子，承其意志，视其脸色，拍其马屁，大打出手，于是，深文周纳，捕风扑影，苏轼成了王安石实施新政后的第一个倒霉的大文人。

擒贼先擒王嘛！王安石会“嘿嘿”一笑的。

虽然，王安石的变法，为史家肯定，虽然，他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为后来的离经叛道者，视作精神指南。但是，他相当小人，而且，很伪君子。

到了南宋，就出现一篇丑化他的平话《拗相公》，存于《京本通俗小说》，后被冯梦龙收进《警世通言》。出于政敌反宣传的精彩段子，自是不可全信。但是，读他未发迹时，《上欧阳永叔书》之二中“某以不肖，愿趋走于先生长者之门久矣，初以疵贱，不能自通”这几句话，颇有“**”中写效忠信的那股卑微口气，就不以为然了。接着读《宋史》，知道曾巩曾经将王安石介绍给欧阳修，欧“为之延誉”，王才渐渐得志的。可他很快把最早的牵线人抛到一边。再后，青云直上的他，连曾经鼓吹他的欧阳修，也要排挤出政坛，断情绝义，令人不齿。这期间有人建议应该留下这位有经验的政治家，“安石曰：‘欧阳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欧阳老被逐出开封，回安徽滁州去筑醉翁亭了。

这些见诸正史翻脸不认人的事例，实在让我对王产生新认识。姑且认为王安石出于“革命”大义，并非小人行径。但冲他起劲反对的那些政敌，如司马光，如欧阳修，如苏轼，都是在文学上有建树的大手笔，我又不禁怀疑大义之外的小人心胸。因为文人，通常不能宽容比他稍好一些的同行，王安石是毫无疑义的大家，但同是大家，也还是存在某些质素上的差别，因此，借助于非文学的手段，将同行置之死地，便是可以理解为下作了。

这种下作，从来也不会绝迹的。而王安石豢养的狗腿子，则是等而下之的小文人，就更是赤裸裸的嗜血之徒了。宋人仓皇南渡，是在金兵压境，迫近开封的情况下，一次毫无准备的大撤退，所以，政府的文书档案，散落开封街头，无人过问。到了南宋，朋九万从民间搜集到当年监押苏轼时的审讯记录，将其出版，书名《乌台诗案》。乌台是宋代开封御史衙门所在地，由于那里有几棵大树，乌鸦营巢于上而得名。这本书收集了元丰二年（1097）审讯苏轼的全部材料。

于是，我们看到了舒亶的“生花妙笔”，他参奏道：“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谤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论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它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这种***的惯技，玩的人，和被玩的人，都太了如指掌了。

李定更不是东西了，一般来讲，小人是东西者也少，他尤甚。封建社会，提倡孝道，父母丧必报丁忧，三年内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应考。李定迷恋官位，竟然瞒丧，为世人所不齿。他跳出来配合舒亶，参苏轼四大该废的理由，就更恶毒了。“轼先腾沮毁之论，陛下稍置之不问，容其改过，轼怙终不悔，其恶已著，此一可废也。陛下所以俟轼者可谓尽，而傲悖之语，日闻中外，此二可废也。鼓动流俗，言伪而辨，当官侮慢，行伪而坚，此三可废也。陛下修明政事，轼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此四可废也。”

他所说的“废”，就是舒亶说的“重典”，“按轼怀怨天之心，造讪上之语，情理深害，事至暴白，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伏望陛下用治世的重典，付轼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要是小人咬住你，你就只有等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