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1877—1927）　清末民初学者，浙江海宁人。他早年追求新学，接受改良主义思想。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在众多学科贡献突出，自成一家。

1927年（民国十六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这一天，正好是农历的五月初三，紧接着，就该是包粽子、划龙舟的端午节了。

中国之所以有这个节日，是由古代投江自杀的伟大诗人屈原起。虽然现在人们吃粽子的时候，通常不会想到这是对诗人的纪念，更不会想到这位死于非命的诗人，在中国全部非正常死亡的文人中，大概算得上是自杀排行榜上的第一名。因此，王国维跳进排云殿西、石舫附近的昆明湖里，了解端午缘由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将他与屈原联系起来。因为手段相同、死日相近，自然会引起当时人和后来人的兴趣。

自杀是能活而偏不活、不该死而偏死的极端行为，既是对生存规律的挑战，也是对人生的彻底否决。将生命握在自己手中，愿意怎么死就怎么死，愿意何时死就何时死，于是，这个人也就拥有了一生中最后的恐怕也是最大的自由。我不禁纳闷，已经获得绝对自由的王国维，为什么不选初五，偏选初三？看来这个行事谨慎的人，即使死日的选择，也还透出“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梁启超评语）的学者式的郑重。

首先，王国维认为自己忠于逊帝的死难心态，根本无法与屈原的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相提并论。其次，王国维认为其平生著述，能留存下来，可传之后世者，自审也是无法与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等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相比拟。所以他不选屈原的忌日，而选在忌日前的初三。

但王国维决定在初三那天走自沉之路，很大程度上由于他最后弄到走投无路，无以为计，与屈原徘徊踯躅于汨罗江畔的痛心和绝望，其际遇是差不多的。因此，先贤的蹈水赴死，义无反顾，给了他启示。他选择这种死的方式，是表示对其宗仰的前辈，那份景慕追随之心；不选端午这天，则是学者审慎谨约的自重。

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清末秀才。民国后曾任溥仪小朝廷的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

过于自重，是王国维这个人一生的悲剧所在。自重而适当敛约，是可以的，而自重到抑制、到忧郁、到愚执、到迂腐、到想不开、到只有死之一途别无解赎之道，就真是一个彻底的书呆子了。好像从王国维跳湖以后，中国人中就找不出多少这样的“自重者”了。更有一些人，不但不自重，还自轻自贱。轻，顶多骨头没有几许分量；贱，廉耻都卷在脸皮里当小菜吃了，那就十分的可悲。

换个喜欢标榜的人，怀着一份屈原情结，赴水而死，肯定会选择初五。但极其自重的王国维，跳湖之前，在家里是盘算过的。他决定死，固然有其堂而皇之的一面，怎么说，他是有顶戴的人，他拥有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的五品头衔，为主死忧，“大义”存焉。但他不能不自省，所以弃世而去，所谓“大义”的成分，占百分之几，他心里是有数的。

更多的，使其跳昆明湖的缘由，是那些仨瓜俩枣的银钱往来，是那些油盐酱醋的生计家事，是那些牵涉到个人、家庭、儿女等鸡毛蒜皮的成堆问题。总之，是那些很难磊落光明地端**面上来的使他穷于应付的烦恼，才让他觉得活不下去。正是死得如此油脂麻花，不干不净，搅七念三，

卑微困顿，他只能选择初三这一天。据***《石屋余渖》：“民国三十一年五月廿九日，某报载何天行‘王静安十五年祭文’，意在发明静安本心不在为遗老，其死则困于贫。夫静安是否不愿竭忠清室，其人死矣，无可质矣；至于其死，实以经济关系为罗叔言所迫而然，则余昔已闻诸张孟劬，惜未闻其详。后又闻诸张伯岸，则未能言其详也。”

因此，他的死，很大程度上有点窝囊，与屈原的慷慨歌哭大不相同，这一点他也清楚。但是，从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便知道他为什么会有效慕屈原做法之意了。“屈子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盖屈子之于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国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非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终不能易其志。”所谓的“休戚”、“知遇”，便成了他投水的“大义”方面。可一脑门官司、两肋巴债务，偏挑端阳那天自沉的话，这种骥附，岂不是很亵渎他所推崇的先贤嘛？

因此，屈原沉于汨罗，走得一清如水。而他沉于昆明湖，很大程度上是规避，是摆脱，是承受不住经济上的压力、精神上的负担，以及无法解开的情感道义上的诸多心结，一死了之的。我想他肯定酌斟过：选初一，离端午稍远；选初四，靠端午太近；于是，初三一早，他雇了一辆洋车，出清华园，往颐和园去。昆明湖，可不是汨罗江，他跳进去，便一头到底。事实上他并不是溺毙，而是被淤泥朽草塞满七窍，以致窒息而死。

一代学人，草草一生，于肮脏的污朽中死去，时年仅51岁。

但他没有想到，由于这样的一种死法，效果倍增，影响弥远，使得他与同时代的无论学问、无论著作都相差无几的侪辈相比，一下子拥有了很大的知名度。虽然众人并不知道他是谁，他是干什么的，他吃几碗千饭，他有什么非凡之处，但由于声名鼎沸，人云亦云，好像含金量也显出不同了。这种不过只是视觉中的非成色的变化，王国维从此成为比所有国学大师都要大师的圣人。

我相信，这倒不一定是跳进昆明湖的这位天性谦逊的学者本愿，问题全出在中国小文人的戏法上。

小文人，是中国文化领域中一种特殊的品类，你可以称他为篾片、为相公、为清客、为帮闲。学问不大，本事不小；聪明有余，心术欠佳；真功夫阙如，生意经特灵；正经事不干，小嘀咕一等。没有他们，文坛不热闹；有了他们，又生出更多的无聊和是非。这之中，有的小文人，犹如赌场中的堂倌，自己没有多少赌资，却很乐意追捧那些出手阔绰、挥金如土的赌客一样，跟着也阔一把。在文学领域中，吹捧如周作人、如张爱玲等，借照亮偶像的光，顺便将自己的嘴脸烘托出来，也是近年来大行其道、大赚银两的名利双收之举。

他们为什么选择已死而不是死得太远的文人呢？因为太远了，便不太容易搅起泡沫。趁还有点新鲜劲儿，添油加醋，掺杂了时代的、政治的、感情的色彩，一盘虽花花绿绿可颜色气味颇令人生疑的冰淇淋，便端了过来。王国维就是如此被膨胀起来的，其实，他不过是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那段文化启蒙时期的许多先行者之一罢了。但经小文人之炒冷饭以后，好像没有王国维、没有罗振玉、没有郑孝胥，我们至今还得在黑暗中摸索似的。

这当然是笑话！

上帝已经死了，这是尼采说的，而

说这话的尼采，也死了多年。但不知为什么，还有这等小文人不停地制造偶像，让大家磕头。制造中国偶像嫌不过瘾，还找来洋菩萨，要大家礼拜。这就是近年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场面，可一想到大家都不过是混口饭吃，久而久之，也就见怪不怪了。

不过，对于王国维的自沉，我是极佩服的。无论怎么说，一个人敢自杀，是有勇气的行为。那些敢于下手杀死自己的勇敢者，我从心底里起敬。因为在我平生数次低潮期间，在备受挫折到了无法宁受的日子里，那些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谅不亚于地狱，使你无以为生时，一念之间，也很想死了死了，一死百了的。

我曾经打算以跳崖的方式结束生命，这是山民寻短见的常用方法。在大山深处，羊肠小道通过陡峭山壁，往往凿出只容侧身而过的垭口。谁不想活，伸出一条腿去，下面便是万丈深渊，连尸首都寻不见的。平时过得那里，都要捏把冷汗，脊背发凉。也许决心寻死的人，就不把死之一途，视为多么可怕的事。我物色了好几处，终于在一处谷底生云的悬崖边站立。但是，当我打算伸出脚跟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我终于还是犹豫了。

因为我有父母，我有妻子，还有才周岁多的儿子。我看到的是他们一双双凝视的眼睛。于是，怅然若失的我，把伸出去的一只脚收回，痴痴地坐在那儿，听远处传来的狼嚎声。人，其实是贪生怕死的。王国维采取了三闾大夫的死法，结束自己的生命，着实让我对这位学人肃然起敬。王国维的死，恐怕就得按陈寅恪的解释来理解了：

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为古今中外仁人志士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