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祯（1634—1711） 清朝诗人、文学家，新城（今山东桓台）人。他早年诗作清丽澄淡，中年以后转为苍劲。擅长各体，尤工七绝，论诗创“神韵说”。亦精于金石书画。
清朝顺康年间，为江湖公认的文坛大腕王士祯，堪称完人。
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条铁律：一个被帝王宠信有加的文人，必然会被老百姓鄙弃摒绝；反过来，一个被广大民众接受容纳的文人，必然会被当局视作异类，或者是将要铲除的异己分子。王士祯所以能成为完人，就在于他既能吃住统治者，还能吃住被统治者，甚至包括被统治者中的反统治者也照吃不误，这等正反通吃的全天候功夫，可谓绝活。康熙是何等精明人物，都被他玩得滴溜溜转，最后，哪怕惹恼了陛下，也能全身而退。一直到康熙的孙子乾隆在位，已经死去多年的他，继续得到恩典，正名赐谥，优渥垂青。这等超级吃功，你能不钦佩，你能不羡慕吗？说不定还会生出一丝嫉妒，因为无论你如何努力巴结上下左右，如何尽心周旋四面八方，下辈子，下下辈子，也达不到王世祯这一份堪称炉火纯青的圆熟。
自明末清初的钱谦益过世以后，他就坐在钱谦益曾经坐过的文坛领袖的位置上，这大概是在公元16**年（康熙三年）的事情。王士祯年方而立，四首《秋柳》诗，拿了大奖，立马当上大清王朝的文联主席，或作协主席，那还得了，顿时牛得一塌糊涂。中国人喜欢一窝蜂，赶热闹，洑上水，随大流，而中国人之中的中国文人，更容易受植物神经支配，屁颠屁颠，人云亦云，起哄架秧子本领一等，遂有人提出“国朝之有士祯，亦如宋有苏轼、元有虞集、明有高启”，肉麻地吹捧他为大清文学的代表、鼎革时代的象征。这当然属于过誉之词了。他是了不起，不假，但也不曾了不起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有什么办法呢？中国自有文学评论这个行当以来，从古至今，执吹鼓手为业的这班英雄好汉，一直以抬轿子为己任。虽说这是胎里带来的毛病，但却是人家的噉饭之道。而中国文学的虚假繁荣，还真是得依赖他们的大嘴支撑市面。所以，他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尽管时下宽带收费，但评论家的废话，从来是不收费的，所以既不必当真，更不必介意。
王士祯的文学成就，在清朝算是高的，拿到他朝去，遑论与宋之苏轼比，存有天渊之别，就连与明之高启比，也不能望其项背。开个玩笑，若王士祯放到宋朝，未必能与苏东坡齐肩媲美；同样，高启要放到清朝，并让他多活几十年的话，恐怕就轮不到王士祯大出风头了。但那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文学评论家，非要抬举某位作家，非要鼓吹某部作品，嗜痂之癖，你也只有其奈他何了。说到底，每个时代的文学水平，很难用一把尺子度出长短，作家和作品也不可能有一个刚性标准，量出高低。某个时代，大师层出不穷，联袂而来，杰作石破天惊，如潮涌现；某个时代，文人零星寥落，意兴阑珊，作品浮光掠影，平庸一般。譬如，在文化繁荣方面，清朝不如明朝，差异肯定是存在着的。
因此，近人钱钟书的《谈艺录》，对王士祯的八字评价“一鳞半爪，不是真龙”，直指其弊，一针见血，还真是击中要害。不过，要是钱先生早说四百多年的话，可能会招来极大不愉快。因为王士祯周围，始终有一个无形的、然而相当活跃的人气集团，在烘云托月般地拥趸着他，最重要的是上有当朝皇帝罩着，遂形成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不仅仅是在舆论方面，足以施加影响；恐怕在行政方面，也有不可小觑的左右能力。所以，在他盛时，不但没有反对派，连偶尔反对的声音也听不到。他的姻亲赵执信著《谈龙录》，认为“诗之中，须有人在”，对他漂白文学持异议，也是到了王士祯的衰暮之年才敢面世。当大家向他立正敬礼，众口一声，就是好，就是好时，赵执信唯有闭嘴，不敢口置一词。
现在来看，王士祯的走红，是清朝初期那元气大伤、总体趋弱的文学环境下的产物，这有点像晋人阮籍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那样。斯其时也，名声较响的大人物，都是明末遗民，经过鼎革的战乱，经过“***”的熬炼，虽然一部分人被镇压了，一部分人缄默了，一部分人钻进考据和小学的故纸堆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些出生于明朝，成名于清朝的新生代，面对钱谦益、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孙奇逢、李颙、谈迁、张岱、万斯同、阎若
璩等庞然大物，难免相对泄气，自惭形秽。说得雅些，“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说得俗点，抱团取暖，自抬身价，便矬子里拔大个，把同辈之佼佼者王士祯推**面上来罢了。
不过，无论如何，在清朝历史上，王士祯还是很重要的一页，第一，他的诗写得还算精彩；第二，他的诗理论符合当局的意识形态政策。第二点要比第一点更加奠定他在顺、康年间的文学地位。政治第一，意识形态上的洁癖，清朝统治者是一点也不含糊的。王士祯的“神韵说”，某种意义上的“文学漂白论”，对康**说，可谓适得其心，讨得龙颜大悦，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否则他不会这样走运。当然，王士祯此说，并非独创，用来阐发此说的最具招牌性质的两句话，一是唐朝司空图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一是宋朝严羽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说明其来有自。版权虽不属于王士祯，但他能够融会之、升华之、系统之、实践之，于是，“漂白文学”的“神韵说”应时出现，最重要的意义，对于那些不再视自己为明人，而是清人的文人们，提供了一个得以安身立命的精神空间。
这样，以钱谦益为代表的明末遗民一代，随着他们的老化和死去，退出文学舞台，国愁淡化了，家恨稀释了，王士祯在康熙的给力下，成了顺、康年间的广大教化主。
王士祯之“神韵说”，所以能成为卖点，一方面是诗至明末，“因陈积习，肤廓纤仄”（纪昀语），偏弊株守，了无生意，已钻进牛角尖，黯无前景，大家在无路可走的时候，自然期盼一个新局面的出现；一方面是“神韵说”的“漂白”作用，那空透明渺，冲和淡远，风致清新，不落实处的境界，比较投合统治者的胃口。在中国，没有一个皇帝愿意人们给他添乱的，因此，王士祯的“神韵说”，讳言现实，不碰前朝，无关族群，只在空灵，自然获得当局青睐，遂独树一帜，率模天下。自都门而外省，士子无不竞相效尤；由蒙童至皓首，写诗无不追求空灵。侪辈同僚，以与其交往为荣；晚生后学，以得其指点而红。诗界唱和，以得其佳作添彩；风景名胜，以得其题词增光。文章出手，诗歌传诵，常常产生轰动效应；足迹所至，留连忘返，总是倾倒万千苍生。晚清史学家李元度感叹道：“公以诗鸣海内垂五十年，士大夫识不识，皆尊之为泰山北斗。”著《扬州画舫录》的李斗也说：“公以文学诗歌为当代称，总持风雅数十年。”
清朝禹之鼎《王士祯放鹇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描绘的是王士祯因久客京师思念故里而放鹇出笼的故事。
当时到北京来的骚人墨客，得到一谒渔洋先生的机会，才算不虚此行。但经常碰壁，不断撞锁，后来经人指点，捷径就在慈仁寺，只消到了那里，便可一睹尊颜。这就是清朝陈康祺《郎潛纪闻》所写：“相传王文简晚年，名益高，海内访先生者，率不相值，惟于慈仁寺书摊访之，则无不见。”明朝的慈仁寺、清朝的琉璃厂、当下的潘家园，都是北京城里有名的旧书市场。若想面见这位大师，就得在慈仁寺先去等候着。在《古夫于亭杂录》中，同样的故事，王士祯又重复了一遍：“昔在京师，士人有数谒予而不获一见者，以告昆山徐尚书健庵（乾学），徐笑谓之曰：‘此易耳，但每月三、五，于慈仁寺市书摊候之，必相见矣。’如其言，果然。庙市赁僧廊地鬻故书小肆，皆曰摊也。又书贾欲昂其直，必曰此书经新城王先生鉴赏者……士大夫言之，辄为绝倒。”
有些亲历的事情，最好自己说，比较有现场感；但有些亲历的事情，最好别人讲，更能具客观性。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老先生未能把握住这种微妙的分寸感，对自己的造名术，不无得意地信手写来，自诩自矜之情，溢于言表，反而产生负面效果。不过，慈仁寺摊的小故事，也足以说明王世祯享誉长达半个世纪的事实。在中国文人倒霉的全部历史上，获得如此褒赞，确属难得的罕见现象。不妨比较一下近世文学史上的衮衮诸公，便知分晓。鲁迅如何？曾经多牛，可近来连中学教科书也要将他的作品减少。
因此而言，中国文人也真是够可怜的。首先，彼此相掐，堪称厉害；其次，上下相压，尤为可怕。后者的杀伤力，大于前者十倍，怕也不止。过去的一个文人，现在的一个作家，能够持续红上十年、二十年，不灰不黑，不倒不垮，不遍体鳞伤者，真是屈指可数。这位大佬，除了谢幕时稍受一点挫折，严格算起来，起
码有七十多年，安然无恙，其诗、其文、其画、其书法，居然没有成为明日黄花，居然没有被人完全忘却，按照“五四”以来的文人盛衰史，按照新时期以来的作家兴灭史，通常规律，差一点的五年换茬，好一点的十年轮回，再熬下去，继续挣扎者有之，苟延残喘者有之，当然顶风臭四十里者也有之，能够如新城先生这样老而自在、老而滋润、老而优悠、老而风光，不背后被人戳手指头，那就少之又少了。
虽然顺、康之际，离今天并不太远，但历史这东西，只记看得见的行为举止，不记看不见的心路历程，因而其中许多暧昧，遂成一片真空。对于这位执顺、康文坛牛耳的大佬，现在已说不清他的这种“漂白洗净”，追求唯美，眼空一切，背对现实的诗歌理论与文学实践，为统治阶级所看中；还是这位活了77岁的长寿老人的主动逢迎，或有意配合。当然，也不无可能是王士祯在“***”的恐怖气氛下，看到庄氏“《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的血迹斑斑，而着意经营的一条安全系数相当高的文学道路，苟安自得；说不定在康熙对文人实施大规模镇压，然而并不可能，也不打算予以全部屠灭的情况下，不得不放开的一条允许文学生存，但不允许文学造反的活路，于是，“漂白文学”一拍即合。也许，以上的臆测并不存在，弄不好有“厚诬”之嫌。那么，最合适的推断，王士祯的美学观点，比较吻合统治者的“绥靖怀柔”政策：第一，无害；第二，既然无害，必然有益；第三，无害而且有益，用来装门面，何乐不为？第四，更何况，为了显得海晏河清、国泰民安，有比文学更具力度的宣传形式吗？因此之故：一个，半推半就；一个，欲拒还迎。一个，高调要唱；一个，好处要给。这世界上，属于政治层面的角力，所作所为，无用功是不存在的。于是他，官越做越大，名越来越高，位越来越重，文章诗歌“漂白”得越来越好，成为文学史上“双保险”的一个奇迹。
王士祯，或王士禛（1634—1711），号阮亭、贻上，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淄博桓台）人。从王世祯的高祖起，新城王氏乃支脉繁衍，络绎不绝的簪缨世族，自明代嘉靖以来，一直为官宦人家，而且一直为书香门第。据说这位高祖曾制子孙必遵的庭训：“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所友者必皆读书之人，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要求看似简单，做到却颇不易，可见家教之严。而清朝钮琇的《觚剩》，则记载了新城王氏家族的内部制度，更显家风之正：
新城王氏自参议公而后，累世显秩。家法甚严，凡遇吉凶之事，与岁时伏腊祀庙祭墓，各服其应得之服，然后行礼。子弟各入泮宫，其妇始易银笄练裙，否则终身荆布而已。膺爵者缨绂辉华，伏牖者褕偃蹇，贵贱相形，惭惶交至。以是父诚其子，妻勉其夫，人人勤学以自奋于功名。故新城之文藻贻芳，衣冠接武，号为宇内名家。
在这样不负名门望族的期待下，所形成的巨大压力，有时也会成为巨大动力，本来禀赋优异，加之好学上进的王士祯，其表现出类拔萃，超越群伦，是预期中事。顺治七年，16岁的他应童子试，然后历经县、府、道试，屡战屡捷。顺治十二年，应会试（类似全国统考）、中式，但他没有接着参加殿试。殿试乃皇帝的面试，为士子登科最关键、最重要的台阶，从此登堂入室，成天子门生，任何考生都不会放弃的。但他戛然止步，退出竞争，据说主考者排斥新城王氏，故尔暂避锋芒，这自是一种遁辞。实际上是他面临人生道路的大转折，煞费踌躇，一时间做不了决断的结果。这位****，是继续做精神上不忘故国的明朝人，还是服膺新主做实实在在的清朝人？国仇家恨，他未必甘心弃旧迎新，胡服左衽；天下已定，反清复明纯系痴人说梦，永无可能。这道选择题摆在他面前，他有点举棋不定。最后他决定了，在明朝时期只是一个孩提的他，有必要在意这种民族气节吗？就连文学前辈钱谦益，薙发蓄辫，在明史局为大清王朝服务，而“浮生所欠只一死”的吴梅村，也兴冲冲地到北京，在国子监任一名学官。那么，他还有什么顾忌，还有什么犹豫，不去参加顺治十五年的殿试，以求发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