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1525—1582） 明朝政治家、改革家，江陵（今湖北荆州）人。官至内阁首辅，在任10年中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去世后被抄家。
一提起张居正，马上就会想到他在明朝后期所推行的改革。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作为明神宗朱翊钧的首辅，达十年之久，是个有作为、具谋略、通权术的大政治家。张居正的改革，了不起，我打心眼里佩服他；但对他这种太厉害的人，绝无好感。凡强人，都具有一点使人讨厌的“侵略性”，他总要求你如何如何，而你不能希望他如何如何。大树底下不长草，最好敬而远之。
明朝不设宰相，是朱元璋定下的规矩。这位**者要求高度集权，只挑几个大学士为其辅佐。在这些人中间，指定一个小组长，就是“首辅”。说到底，首辅其实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丞相，或首相。而张居正则是明朝历朝中最具强势的首辅，在任期间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力；因为朱翊钧十岁登基，相当一个高小五年级生，对于这位严肃的老师，敬畏之余，言听计从，是可想而知的。
记不得在哪儿看过这位改革家的肖像，是个不苟言笑、脸色阴鸷、目光严厉、神情冷峻的正人君子，大概没人敢对他说一声“不”，除非你不要命。但他在自家的府邸里，与他极钟爱、极标致的小娘子们，风流缠绵的时候，是不是也板着面孔，让美人儿也望而生畏呢？史无记载，就不敢悬拟了。
一般来讲，在中国，改革者取得成功，至少要具备下列三要素：
第一，支持他进行改革的力量，必须足够强大，不至于轻易被扼杀。
第二，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会有阻难，不至于难到进行不下去，半路上夭折。
第三，改革者的道德品质即使有非议之处，也不至于成为反对派使其落马的借口。
时下国产的电视连续剧，差不多都是以此为金科玉律，来写改革的。其实，真实生活远非如此，不是惊涛骇浪、艰难险阻，就是功亏一篑、全军覆没。哪像作家和编导所设想的，高峰护驾、破关斩将，美人青睐、春风得意，鱼与熊掌兼得呢？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者，十有九个都很命苦，得好果子吃者不多。也许张居正是唯一的幸运者，至少在他活着时，他让别人吃苦头，自己从没吃过任何苦头。倒霉，是他进了棺材以后的事。
我所以说他了不起，就因为张江陵是中国唯一没有什么阻难、顺风顺水的改革家。
他之所以没吃苦头，是由于皇帝支持；而皇帝支持，又是皇太后和大内总管联手的结果。有这样三位一体的后台，他有什么怕的，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当然，不可能没有政敌，更不可能没有政治上的小人，但张居正是纵横捭阖的九段高手，在政坛上所向披靡，谁也不堪一击。小人，他更不在乎，因为他也是相当程度上的小人。
只有一次，他一生也就碰到这么一次，坐了点蜡，有点尴尬。因为其父死后，他若奔丧回去，丁忧三年，不但改革大业要泡汤，连他自己的相位能否保住都成问题。他便讽示皇帝下令“夺情”，遂引发出来一场面折廷争的轩然**，使心虚理亏的他，多少有些招架不住。最后他急了，又借皇帝的手，把这些捣乱分子推出午朝门外，按在地上打屁股，用“廷杖”强行镇压了下去。
第一个屁股被打得皮开肉绽，第二个屁股就会瑟缩颤抖，第三个屁股必然脚底板抹油开溜。他懂得，制造恐惧，从来是统治者最有效的威慑手段。操切专擅的张居正，把反对派整得老老实实、服服帖帖。他是个精通***的政治家，也是个冷面无情的政治家，为了目的他敢于不择手段。
《明史》作者不得不认可他凶，认可他行，认可他有办法：“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虽万里之遥，朝下而夕举，自是政体为肃。”他所以要镇压反对派，是为了营造出推动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大环境，加之“通识时变，长于任事，不可谓非干济之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所以，在其手握极权的十年间，说张居正在统治着大明王朝，不算夸饰之词。他曾经私下里自诩，我不是“
辅”，而是“摄”，休看这一字之差，表明他深知自己所拥有的政治能量。
张居正稳居权力巅峰时，连万历也得视其脸色行事，这位年轻皇帝，只有加入与太后、首席大珰冯保组成的“铁三角”，悉力支持张居正。如此一来，宫廷内外，朝野上下，首辅还用得着在乎任何人呢？
众望所归的海瑞，大家期待委以重任，以挽救日见颓靡的世道人心，张居正置若罔闻，将其雪藏起来。文坛泰斗王世贞，与他同科出身，一起考中进士，很巴结这位首辅，急想进入中枢，他婉拒了，“吴干越钩，轻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劝他还是写他的锦绣文字去了。与李贽齐名的何心隐，只是跟他龃龉了两句，后来他发达了，他的党羽到底找了个借口，将何心隐收拾掉以讨他欢心，他也不觉不妥却心安理得。
所以，张居正毫无顾忌，放开手脚，对从头烂到脚的大明王朝，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最为人称道的大举措，就是动员了朝野的大批人马，撤掉了不力的办事官员，镇压了反抗的地主豪强，剥夺了抵制的贵族特权，为推广“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一亩地一亩地地进行丈量。在一个效率奇低的封建社会里，在一个因循守旧的官僚体制中，他锲而不舍地调查了数年，立竿见影，收到实效，到底将缴赋纳税的大明王朝家底摸得个清清楚楚，实在是亘古未有的壮举。
《广阳杂记》载：“蔡岷瞻曰：‘治天下必用申韩，守天下必用黄老。明则一帝，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可见世人对其评价之高。这项“大清查运动”，始终是史书肯定的大手笔。我一直想，张居正不死得那么早，再给他十年二十年，将其改革进行到底，而且万历未长到30岁前，他还得辅政，这是太后的懿旨。或许中国将和欧洲老牌帝国如西班牙、如葡萄牙、如英吉利，在14世纪进入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也未可知。
我们从凌濛初的初刻、二刻《拍案惊奇》，就会发现其描写对象，已从传统的农耕社会转移到城市，市井阶层和商人成为主角。这说明世界在变的同时，中国也在变，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已经形成。然而，张居正改革的失败，错过了一次历史的转型期。
想到这里，不禁为张居正一叹，也为中国的命运一叹！
张居正一直清查到1580年（万历八年），才得到了勘实的结果：天下田数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1502年（弘治十五年）增加纳税田亩近三百万顷。这数字实在太惊人了，约计为二亿八千万亩的田地，竟成了地主豪强、王公贵族所强占隐漏，而逃避赋役的黑洞。经过这一次彻底清查，“小民税存而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的现象，得以基本改变，整个国家的收入，陡增几近一点五倍。
改革是一柄双刃剑，成功的同时，张居正开罪的特权阶层，触犯的既得利益集团，统统成了他不共戴天的对立面。所以，他死后垮台，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如同雪崩一样不可收拾，这大概也是所有改革家都得付出的代价。
在中国，流血的激烈革命，要比不流血的温和改良，更容易获得成功，就在于这些因循守旧、冥顽不化、拒新抗变、抵制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联起手来扼杀改良运动，简直小菜一碟。而一旦革命者磨刀霍霍而来，老爷们比猪羊还会驯服得多地伸出脖子挨宰。外国也如此，当巴士底监狱大门轰然打开以后，那些贵族、骑士、名嫒、命妇，不也排着队向广场的断头台走去吗？
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从《明实录》的太仓存银数，可以清楚地看出改革成果：
上列表格雄辩地证明，改革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是统治集团自我完善的必然，推行改革势必要带来的社会进步。但历史上很多志士仁人，还是要为其改革的努力付出代价。往远看，秦国孝公变法，国家强大了，商鞅却遭到被车裂的命运；往近看，清末百日维新，唤起民众觉醒的同时，谭嗣同的脑袋掉在了北京的菜市口。
幸运的张居正，他是死后才受到清算的；他活着，却是谁也扳不倒的超级强人，强到万历也要望其颜色。有一次，他给这
位皇帝上课，万历念错了一个字音，读“勃”如“背”，他大声吼责：“当读‘勃’！”吓得皇帝面如土色，旁边侍候的臣属也大吃一惊，心想，张阁老，即使训斥儿子也不该如此声严色厉呀！所以，他活着一天，威风一天，加之年轻皇帝不得不依赖和不敢不支持的情况之下，满朝文武，都得听他的，谁敢说声“不”。
我在想，树敌太多的张居正，以其智慧，以其识见，以其在嘉靖、隆庆年间供职翰林院，冷眼旁观朝野倾轧的无情现实，以其勾结大珰冯保将其前任高拱赶出内阁的卑劣行径，会对眼前身边的危机了然无知？会不感到实际上被排斥的孤独？后来，我读袁小修的文章，这位张居正的同乡，有一段说法，使我释疑解惑了。“江陵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讥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日记》卷五）
看来，那些被强制纳税的地主豪强，被整肃得战战兢兢的各级官员，被旁置被冷落对他侧目而视的同僚，被他收拾得死去活来的反对派，都以仇恨的眼光在一旁盯着他。这其中，尤其那早先的小学生，现在已是初中生或高中生的朱诩钧，一天天积累起来的逆反心理，这位政治家是感受得到的，对其处境像明镜似的清楚。要不然，他不会提出“致仕”的想法，但太后有话，万历不到30岁，不令其亲政，这位恋权的政治家，实际上也不想真的罢手，于是，视事如旧。
袁中道散文写得漂亮，炼字如金，一个“挺”字，便将其特立独行、四面受敌的处境形容出来。于是，这位骑在虎背上的改革家，显然下来是死，不下来也是死，他只有继续“挺”下去的一条路好走。我想他那时肯定有一种理念在支撑着，他估计不至于马上与死神见面，只要不死他就继续当首辅。只要在这个位置上，一切都可以从长计议。
唉！这也是许多强人，在兴头上不懂得什么叫留有余地，什么叫急流勇退的悲剧。这位活得太忐忑、太吃力、太提心吊胆、太心神不宁的改革家，终于迈不过1582年（万历十年）这个门槛，二月病发，六月去世，享年5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