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1254—1322）　宋末元初书画家，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官居一品，名满天下。他能诗善文，懂经济，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特别是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

公元1283年，文天祥在北京菜市口就义，问鼎中原的蒙古政权，坐稳江山。公元12**年，谢枋得在北京法源寺绝食毙命，元朝已经完全控制了整个中国。次年，也就是公元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八月，癸巳，地大震，武平尤甚”。元朝建都在北京后，还在其发源地旧大名城，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赤峰市的宁城县，保留着中都（称北京）的建制。对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首领而言，他们当真相信这场发生在其祖宗所在地的地震，也百分百地认为是“天谴”，他们不住地摸脑袋，不住地叩问上苍，为什么？为什么？

赵孟在不究底细的人眼中，是大画家、大书法家，其作品进入拍卖行，其开价多在六位数以上。若稍了解一点宋、元之际的历史，便对此人的名节不尽摇头了。图为元朝赵孟（款）《萧翼赚兰亭图卷》，描绘唐太宗遣萧翼赚兰亭序的史事。

《元史》描写这次震灾的惨状：“地陷，黑沙水涌出，人死伤数十万。帝深忧之。”余震一直持续到九月。元世祖忽必烈有点坐不住了，尽管一世英武的他，也年过七旬，终究龙钟老迈，看到死亡枕藉、人畜尸积、草地龟裂、山川溢流的报告，对于天神不断示儆的恐怖，表现出十二万分的敬畏，连忙“召集贤、翰林两院官，询致灾之由”。

这时，一个南人，一个降人，而且还是元的敌国南宋王朝的一个皇室，赵匡胤的第十一世孙，仕元为翰林侍读学士的赵孟，跳将了出来。

正如公元2008年的3月15日，发生在四川汶川的大地震一样，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马上跳出来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从而让人们更加看清了那张不三不四的脸。元中都武平的地震，也给了赵孟一次表演的机会。本来，中国人中，多有浅薄者，一有风吹草动，就耐不住寂寞。而作为一个汉奸文人（包括具有吃里爬外倾向、具有“准汉奸意识”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情不自禁的，必然“跳将出来”的冲动。

赵孟，在当下不究细底的人眼中，是位大画家、大书法家，他的书画作品进入嘉德拍卖，通常开价都在六位数以上。其实，稍稍了解一点宋、元之际的历史，便对此人的名节不禁摇头了。怎么说，他贵为赵宋王朝的皇

族嫡裔，既不抵抗也不合作，假设还说得过去。可他竟然叛祖背宗，变节出仕，应诏加入元政权，得高官，拥厚爵，遂为后人所诟病，所不齿。当时，不但宋朝人看不起他，因为他叛宋；元朝人也看不起，因为他降元。南宋的士流百姓痛恨他，**统治集团也大有人藐视他。所谓“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即此谓也。

这就是当汉奸得到一时好处的同时，必须付出的“遗臭万年”的代价。“万年”，倒不至于；但付出一世的骂名不行，还得付出两世、三世，甚至好多世的骂名，那是可能的。

赵孟写过一首题曰《罪出》的忏悔诗：“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平生独往愿，**寄怀抱。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骨肉生别离，丘垄缺拜扫。愁深无一语，目断南云沓。恸哭悲风来，如何诉苍昊。”说明他被迫也好，被诱也好，或者，自投罗网也好，难忍寂寞也好，来到元大都为元朝官，终于不胜懊悔，后悔出山，成为自己一个难以原谅的罪过。这首诗中，有着沉痛的忏悔，有着深切的自责。但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既然后悔，何必当初。

在这个世界上，人生道路的转轨，事业场景的切换，乃常数也。独是汉奸这一条路，为了30个戈贝克而将灵魂出卖给撒旦，那是绝对走不得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名节上亏了，也就什么都跟着玩完了。

幸好，赵孟是一位全天候的才子，无论当时的南宋遗民、**官宦，还是后来的明清雅士、民国文人，无不欣赏他那绰约妩媚的行草真隶、他那华采风流的诗词歌赋、他那出神入化的水墨丹青。但是，历史的批判，仍然使我们无法闭上眼睛，不介意他的一生名节；无法不谈往事，淡忘他背宋投元的行径。

赵孟不仅仅书、画、诗、赋一流，文章、经济也卓有建树。据《元史》评论：“前史官杨载称，孟之才颇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人以为知言云。”另外，他与夫人管道升的情感生活，也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管夫人有一首诗，精彩生动，至今犹在传诵：“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

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与你生得一个衾，死同一个椁！”这是一首奇思妙想的爱情诗，还是一首朗朗上口的白话诗，虽然，这是一首距今已经七八百年的古老作品，但字里行间，我们还能仿佛看到一个妙曼可人的女性形象。

虽然赵孟和管道升在大都的日子，应该说活得不错，但绝不轻松也是事实。物质上的穷困是一个方面，精神上的折磨则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假如他真是一个厚颜无耻的人，既无自责，更不惧人责，死猪不怕开水烫，也许就无所谓了。他终究是一个真正的文人、一个真正的贵族，一个在精神素养上、学识修养上、道德涵养上，有着高蹈境界的大师级人物，生活在异族统治下的环境中，相信他写那首《罪出》的诗，正是他的心声。

当汉奸，不但生前不自在，死后也不自在，这大概就是报应了。中国人对于汉奸的反感，是根深蒂固的，而且是一贯如此，永远不变的。在中国历朝历代中间，吃过汉奸苦头最多最大者，莫过于宋。所以，两宋之人对于汉奸，也最为深恶痛绝。宋朝王明清《玉照新志》称：“（秦）桧既陷此，无以自存，乃日侍于汉奸戚悟室之门。”而清朝无名氏《汉奸辨》则分析：“中国汉初，始防边患，北鄙诸胡，日渐交逼。或与之和亲，或与之构兵。由是汉人之名，汉奸之号创焉……所谓真汉奸者，助异种害同种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