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1047—1126）　宋朝权臣，福建仙游人。先后四次任相，大肆搜刮民财，时人称他为“云贼之首”。其艺术天赋较高，在书法、诗词等方面有成就。后被贬岭南，死于途中。

在故宫博物院的珍藏品中，有一幅《听琴图》，是赵佶的自画像，他坐在树下弹琴，有点诸葛亮唱《空城计》的架势。听众有两位，一位灰衣人，带个小童；一个红衣人，正襟危坐。据说，这个“红衣人”就是蔡京，在那儿装孙子，表示被音乐陶醉，魂梦不知所依的样子。画的上方，还有“臣蔡京谨题”的一首诗，其中两句“仰窥低审含情客，似听无弦一弄中”，雅得那么俗，可又俗得那么雅，真是无耻之极。帝将相入画，相为帝题诗，这文人丞相，这文人皇帝，真是珠联璧合，臭味相投。

宋朝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之六载：

有士大夫于京师买一妾，自言是蔡太师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辞以不能。诘之曰：“既是包子厨中人，何为不能作包子？”对曰：“妾乃包子厨中缕葱丝者也。”

这个蔡太师就是北宋大臣蔡京。他画好，诗好，字好，文章好。当然，误国殃民，贪赃枉法，窃弄权柄，恣为奸利，也是“好”得不得了，最后亡国了事。

我们在《水浒传》、在《***》、在《大宋宣和遗事》这三部古典白话小说里，读到了他。一般来讲，历史人物都在史籍中存在，而他却进入口述文学的话本范畴，被说话人予以演义，说明这个人是值得或者应该予以口诛而笔伐之者。这一点，与明朝的严嵩成为舞台丑类的境遇颇为相似。明万历年间，好几出戏曲，如《丹心照》《鸣凤记》《一捧雪》，都以严氏父子为戏剧主角出现。因而蔡京、严嵩，与其他中国历史上权奸兼巨贪的，如汉朝的梁冀、唐朝的元载、清朝的和珅，有不尽相同的地方。

梁冀，纨绔恶少；元载，稍解文墨；和珅，略知诗文。这班人，权，唯恐揽得不大；钱，唯恐捞得不多；恶，唯恐做得不甚；罪，唯恐犯得不重。虽然在祸国殃民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脉相通的，但是应该承认，这两位一有文学才华，一具艺术禀赋。严嵩的诗，一部《钤山堂集》，写得相当出色；而蔡京的诗、书、画，则尤为精绝。

在中国历史上，作为文人，能够像蔡京、像严嵩那样，把皇帝玩得团团转，不是皇帝把他们耍了，而是他们把皇帝耍了，当数着这两位“大师”了。一般来讲，当文人遭遇帝王，不幸者多，而幸者少。而这二位，则是幸中之幸，绝无仅有的幸运儿，这是不得不刮目相看的。所以，名列“顶级害虫排行榜”、成为绑在耻辱柱上的罪人的这两位，千古以来受到谴责和批判的同时，都少不了拉出其主子陪绑。

蔡京的故事尤其多一点，这个曾经拥有天大的权力、曾经贪下天大的财产、曾经陪着那个混账帝王宋徽宗，将北宋王朝玩到亡国的、坏得不能再坏的败类，最后的下场却是谁也无法想象得到的，他竟活活地被饿死了。这样的一个离奇情节，着实匪夷所思。与罗大经这则随笔所述及的，其侈靡豪富、其穷奢极欲、其享尽荣华富贵的一生，反差之强烈，对比之悬殊，令人咋舌。

这真让人不得不信世间确有“因果报应”这一说了。

如果厨娘所言为实，可想而知，太师府的厨房里，有缕葱丝者，那也必有剥蒜头者、摘韭菜者、切生姜者的各色人等，是毫无疑问的了。连料理佐料这般粗活，都如此专业化分工，以此类推，红案白案、酒水小吃、锅碗瓢勺、油盐酱醋，更不知该有多少厨师、

帮手、采买、杂工，在围着他的这张嘴转。即使当下一个五星级大饭店的餐饮部门，也未必细到连缕葱丝都专人负责。由此可见，这位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权奸，也是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巨贪，在其当朝柄政、权倾天下、为非作恶、丧心病狂之际，那腐败堕落、淫奢糜烂的程度，到了何等猖狂的地步。

一般来讲，害虫的出现不奇怪，封建社会是一人说了算的官僚政权，是毫无监督的专制统治，从来就是滋生贪官污吏的土壤。而大的害虫出现，还得要有一个纵容、支持、包庇，给他们撑开保护伞的最高统治者。没有皇帝撑腰，无论梁冀、元载、蔡京、严嵩，还是和珅，都不可能一手遮天、嚣张一世的。因此，只要提起蔡京，就得涉及赵佶。而说到昏君宋徽宗，断不了牵扯到奸臣蔡太师。他俩像一根线拴的两只蜢蚱，难拆难分，谁也蹦不了谁。

蔡京（1047—1126），福建仙游人，字元长，为徽宗朝“六贼”之首。“元祐更化”时，他力挺“保守派”司马光废《免役法》获重用，绍圣初又力挺“变法派”章惇变行《免役法》继续获重用。他首鼠两端，投机倒把，是个被人不耻的机会主义分子。徽宗即位，因其名声太臭，被劾削位，居杭州。适宦官童贯搜寻书画珍奇南下，蔡京变着法儿笼络这位内廷供奉，得以重新入相。从此，赵佶像吃了他的迷魂药一样，言出必从，计无不售。从此，无论蔡京如何打击异己，排斥忠良，窃弄权柄，恣为奸利，宋徽宗总是宠信有加，不以为疑。

所以，朝廷中每一次的反蔡风潮掀起，宋徽宗虽然迫于情势，不得不降黜一下，外放一下，以抚平民意，但总是很快地又让他官复原职。从徽宗登基的1102年（崇宁元年），任命蔡京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起，到1126年（靖康元年）罢其官爵止，二十多年里，赵佶四次罢免了他，又四次起用了他。最后，蔡京年已八十，耳背目昏，步履蹒跚，赵佶还倚重这个老年痴呆症患者，直到自己退位。

任何一位***，轻信失察，用人不当的事，难免发生。看错了人，看走了眼，被假象蒙蔽，做错误决策，把处理品当优等货，把三类苗当好庄稼，把伪君子当正派人，这都是可能的。但通常可一可二不可三，宋徽宗甚至于四，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实在是不可救药得很。

一个好皇帝，碰上一个不好的宰相，国家也许不会出问题；一个不好的皇帝，碰上一个好宰相，国家也许同样不会出问题。但一个不好的皇帝，碰上了一个不好的宰相，那这个国家就必出问题不可。北宋之亡，固然亡在不好的皇帝赵佶手里，也是亡在这个不好的宰相手里。

北方的金兵，铺天盖地而来，赵佶逊位了。太上皇让赵佶的儿子赵桓，也就是钦宗，登基接位。弹劾蔡京的奏章，如雪片飞来。其中又以孙觌的上疏，最为深刻全面。他认为，从古书的记载来看，巨奸老恶的，没有比蔡京更为厉害的了，正是他的胡作非为，导致宋朝国力日下，步步走向灭亡。

这份参奏的对象，与其说是蔡京，毋宁说是赵佶。

中国的老百姓不需要一个会画画、会写诗、会弹琴的皇帝，而是需要一个不给老百姓制造灾难的统治者，所以，民间文学对这位亡国之君，口碑从来不佳。

《水浒传》第二回有一段介绍，说赵佶“乃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见掌东驾，排号‘九大王’，是个聪明俊俏人物。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般不爱。琴棋书画，儒释道教，无所不通；踢毬打弹，

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

那时，赵佶还在他的潜邸里做端王，再混账，再败家，再不成器，也只是牵涉他个人而已。何况他是王子，一个有着太多条件，足可以优哉游哉的花花公子，他为什么不享受、不快活？再说，宫廷中最为忌讳的一件事，就是所有可能成为帝位候选人的成员，千万不能表现出来那种不安于位、跃跃欲试的情绪，弄不好会招来杀身之祸。因此，赵佶潜心于文学艺术领域，多方涉猎，兴趣广泛，探索追求，学有所成，是他聪明的抉择。因此，他写诗、作画、学道、性放纵，浪漫得过头，风流得过分，我们没有理由苛责他的荒唐。

然而，赵佶18岁那年，他的兄长宋哲宗驾崩，无子嗣。一顶御轿，将他抬进宫里，让他即帝位。这虽然是天上掉馅饼的美事，但是好还是坏，是走正路还是入邪道，是兢兢业业还是吊儿郎当，是正经八百还是荒淫无耻，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和大宋江山息息相关了。事实证明，他只能当端王，而不是当皇帝，他一坐在金銮殿上，凡中国昏庸之君的毛病他都具备，凡中国英明之主的优点他全没有。而且，昏君中最没救、最完蛋、最可怕，也是最致命的弊端，就是远君子、近小人、宠奸邪、用坏人，他当上皇帝以后，整个开封城，成为比着谁比谁更无耻、更堕落的罪恶渊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