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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底气

芒鞋不踏利名场,一叶轻舟寄渺茫。

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

这一首当是同时作品的《雨夜,宿净行院》,也可佐证大师回到大陆南端后那种迷茫、凄冷和孤独之情。任何历史阶段,从来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很难截然分开的局面。过分乐观的朋友们,有一程子,春光未必妩媚,春风也不荡漾,就做出“春天已经到来”而兴高采烈的评估。谁知话音未落,接是便是“雨疏风狂三月暮”、“落花流水春去也”的节气,这都是记忆犹新的事。所以,智慧如苏东坡者,会不明白,即或如王安石、章子厚,退出了历史舞台的力量,也不等于马上“烟飞虏灭”,总有一脉相承的残余势力要他面对的。然而,在合浦那夕阳余晖中的他,已不是开封资政院里风华正茂的他了。无论如何,对这位“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的文学大师来说,已快走到人生尽头,反顾既往,能不为被延宕的时间感到森然和凄凉吗?

我们失去得最多的,而且永远也找不回来的,就是时光。

从他在这里作的一首诗看,其中提到了欧阳修和梅圣俞:“我忆汝州六一叟,眉宇秀发如春峦。”“作诗颇似六一语,往往亦带梅翁酸。”说明他经历了“九死南荒吾不恨”的坎坷命运之后,仍怀着对故人的不忘之情。那他会不想到另外一位造成他终生淹蹇的王安石嘛?

谈起苏东坡,不可能不谈王安石,同为“唐宋八大家”,文章与诗词写得绝棒。同样,提到了这位“拗相公”,自然也就不会忘怀因与新政相背,坐过大狱,漂泊半生的诗人。他们俩在政治上不同营垒,在文学上也相互匹敌。如果,苏东坡的文学成就,不是令那么王安石不安;如果,苏东坡的刚直性格,些许敛抑一些,不去忤弄这位权倾一朝、其实也蛮“小人”的同行,也许他在政治上的命运,说不定会要稍稍地好一点。

凡是较量,只有绝对高出一头的人,才能表现出优裕雍容的“费厄泼赖”的绅士雅量。王安石虽才华出众,但在苏轼面前,并不略占上风,而且在他对王安石著《字说》诸如“波乃水之皮,岂滑为水之骨乎”的嘲笑,虽属雅谑,也难免使王先生有些尴尬。什么人都可得罪,但千万不能得罪小人,这就注定他的日子不会好过。好在宋朝不划**,否则,早就给王安石这顶帽子戴了。一次王安石对苏轼说过这样的话:“欧阳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乎?”看来,这种打一个拉一个的“皮里阳秋”的说法,固然表达了他对欧阳修的不以为然,同时也说明他对于苏轼的十分在意。所以,欧阳修在那场变法之争中,不过被得意的王安石遣送回乡了事,而苏东坡却被折腾得死去活来,不能不说这其中夹有的文人妒意。当然,也不能不谈到诸如舒亶、李定等二三流文人,为了整死这位大师,深文周纳、罗织罪名、牵强附会、望文生义,用隐射不敬之罪来陷害苏轼。舒禀的诗词,写得差强人意,至今犹有流传;李定的唱和,则不上台盘,早已湮没无闻。但没有一个文人,承认自己不过尔尔的。而他们很懂得从苏东坡大量的诗词中,鸡蛋里挑骨头,寻找反皇帝、反新政的蛛丝马迹,好将其置之死地。

宋朝由开封迁都余杭,宫廷文档大量流失,总算有一本由同时代的陆游、朋十万收集整理的《乌台诗案》留了下来。那些整人的手段,在几百年后的今天,读起来犹令人不寒而栗。这本书里记述了王安石所提拔的那些政治棍子们,出于嫉恨,是怎样向皇帝告苏东坡的黑状。

令人不禁奇怪的是,所有过

去和后来的整文人的文人,都靠诬告对手用“隐射法”恶毒攻击最高统治者,来制造“***”,这好像成了这类杀手的不二法门。幸好宋朝的皇帝,比之他朝,要多一点文化素养,不那么相信这些低能儿编制的谰言,这才使苏轼仅被流放了事,而不是被砍下脑袋。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事!

据同代人王巩的《闻见近录》载:

王和甫尝言,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禹玉辄曰:“轼尝有‘此心唯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蛰龙乎?”章子厚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及退,子厚诘之曰:“相公乃欲覆人之家族耶?”禹玉曰:“它舒亶言尔。”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如果换了一位喜欢对号入座的皇帝,那还不跳将起来,把苏轼给朕推出五朝门外斩首不可嘛!宋神宗倒还冷静,而且也明白事理,把那些告苏轼的状子,以及检举信、告密信、匿名信之类,都交给中书省存档,然后,由内府审理这件“苏轼诗案”,终于御笔亲批,贬官外放了事。

不过从这则笔记中,也可看出小人多变的嘴脸,此时的章子厚居然还能说两句正直的话,大概他估计局面未必对苏轼绝对不利。但后来,他上了台,将苏轼贬往海南岛时,那可是一心想将这位大师从肉体到精神全部消灭的。

十个文人,九个相轻。这种文学上的计较,常常会走向文人相整的局面。然而,时光在整与被整中,一天天过去,最后剩下的除创伤外,便是无可回避的老迈。这便是我在那座东坡亭里,所能体会这位大师的深深感慨了。

苏东坡的一生,政治上从不退让,坚持他的主张;文学上更不买账,他对他那支笔的自信更是雄心十足。“某生平无快意事,唯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

但他不知道老百姓的一句俗话,越是半瓶子醋,越晃荡得厉害,这样,也就越不能容人。中国文坛上,这类半瓶子醋又特别的多,文人相轻,也就是一种习见的现象。古往今来,这种谁也瞧不起谁,谁也看不上谁的场面,也不知看过多少。不但文人自己看不胜看,连老百姓也都熟视无睹,遂也不以为奇。若是文人居然不相轻,居然心服口服地钦敬某位同行,那才是怪事一桩呢?有几个文人能像欧阳修那样,一读到苏东坡的文字后,马上给梅圣俞写信说:“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

回顾时下文坛,令人高山仰止者,虽大有人在,但像欧阳修这样提携后进者,也并不多,而患有王婆卖瓜的“自我感觉良好征”者,更为数不少。这类喜欢文人相轻的人,多自负,少自审;好自炫,乏自谦;有自大之狂,无自知之明;总自视甚高,自鸣得意,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却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这也是文人相聚时的风景线了。

于是,轻人者,被人轻;被轻者,也轻人,大家彼此彼此,不分轩轾。说作家谦虚诚笃者少,浮狂傲气者多,不算夸张之语。即或有的作家佯做恭顺和逊,那骨子里的倨慢骄侮,即或是傻子也能够感觉出来的。还有的,也许当着面,嘴上不得不说些好话,什么还不错啦,什么也可以啦,什么比上一部作品大有进步啦……其实,他心里的月旦雌黄,真的全盘托出的话,我敢担保,会使那位想听到佳评的对方,心脏病都要气犯了的。

仅仅是文人相轻,应该是看成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不必太当回事。一位作家,看不上某位同行和他的作品,也可视为正常。品位之差、胃口之别、好恶不同、格调有异,评价自然也就很难一统。你再好,哪怕你马上有拿“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我可以不喜欢;即使你已经拿到手那几十万美元的奖金,从斯德哥尔摩载誉归来,我也可能发表对你的作品不敢恭维的评论。同样的道理,一个作家对自己的作品,也不必要求每个人都叫好,不叫好便视为大不敬,那就是霸道了。何况本来就不是那么好,挑出点毛病,讲出些坏话,或者摇头唾弃,置之若敝屣,被彻底地粪土

一番,也不会天塌地陷。要是作家不能承受这种或热或冷的待遇,一闻好评,欣喜若狂;一听批评,如丧考妣,那该像玻璃杯经不起高低温的迅速转变一样,就要炸裂成碎片了。

话说回来,文人相轻,不完全是一件坏事。若不相轻,何来竞争?唯其不让人相轻,就只有发愤写得更好,让人家想轻你也轻不成;唯其要轻别人,自己写得很不上路,英雄气短,也张不开这张嘴去数落别人。因此,意气用事也好,情感作用也好,纯粹就是为了赌气也好,或者什么也不为,就由于看对方不顺眼也好,而相轻某一位同行的话,撇开其消极的一面,设法使自己写得更出色些,具有轻人的本钱,也是有其积极的值得嘉许的一面。这大概就是***说的“两分法了”。所以,不必把文人之间这种争长较短的行为,看得太严重。曹丕在《典论》里说这四个字的时候,口气也是轻描淡写,看得并不严重的。但怕就怕这种文人相轻的情结,发作到成为一种病态,那负面效果便是不好估量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无耻文人在作践大师时,那种无赖嘴脸、卑劣伎俩、小丑心态、下流行为,是很令人发指的。

由于苏东坡在政治上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文学上达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宣传中外,孰不叹惊”,“传于人者甚众”的程度,“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这就是王安石、章子厚和他们的党羽,绝不肯轻轻放过他的原因。第一次流放,因诗祸被抓到开封坐牢,后来谪降黄州,倒是宋神宗多少有点保护他的意思,如果没有这位皇帝,按王安石的爪牙——那些御史们的意见,就该以大不敬罪杀头了。第二次流放,也是王安石的余党所干的事,这回贬得更远,一下子把他发落到岭南惠州。第三次流放,则是又一批更不成气候的小文人的低劣把戏了,他被放逐到海南岛。

初到昌化,连房子都没一间,幸好海南学子崇敬这位大文豪,自动聚集起来,运木培土,给他盖了可以遮风避雨的所在,这或许就是“人间自有真情在”的可贵之处了。在海南三年以后,他才遇赦回到合浦。

他的全部不幸,无不由文人相整而生。然而,有什么办法呢?腐殖的土壤里,必有蛆虫孳生。就像莎士比亚所写的那样:“眼见天才注定做叫化子了,无聊的草包打扮得衣冠楚楚,纯洁的信义不幸而被人背弃,金冠可耻地戴在行尸的头上,**的贞操遭受暴徒的玷辱,严肃的正义被人非法地诟让,壮士被当权的跛子弄成残缺,愚蠢摆起博士架子驾驭才能,艺术被官府统治得结舌钳口,淳朴的真诚被人瞎称为愚笨。”所以,苏东坡穷其一生,也未能摆脱这类专门整治文人的文人之手。最终还是被他们整得心力交瘁,在召回首都的途中,死在了江苏常州。

宋人笔记《萍洲可谈》里记述:“余在南海,逢东坡北归,气貌不衰,笑语滑稽无穷,视面多土色,靥耳不润泽。别去数月,仅及阳羡而卒。东坡固有以处忧患,但瘴雾之毒,非所能堪尔。”看来,那些由整人棍子们组成的战斗队,实际上还是达到了扳倒大师的目的。

在合浦时的苏东坡,也许有一种终结的预感了吧?

孤云出岫岂求伴,锡杖凌空自要飞。

为问庭松尚西指,不知老奘几时归?

这首写在合浦的诗,虽然借寓唐僧西天取经的事,但“岂求伴”和“自要飞”,也是在抒发自己创作上兀立不羁的信心,无论“庭松仍西指”,无论“不知何时归”,也无论怎样的文人相整,他不改初衷地坚持走自己的路。苏东坡尽管不走运,但他却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块丰碑。

如今在合浦县的这所中学里,东坡亭在碧草芳花之间,东坡井在蝉声如雷之中,都已是“俱往矣”地供人凭吊的陈年遗址。但痛苦这东西,一旦化为历史,制造痛苦者和遭受痛苦者,都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听的人和讲的人,都已没有那种切肤之痛的感觉了。

在东坡亭已经模糊的石碑上,我似乎读到了这种不幸之幸,如果小人得意得太早,傥傥君子太经不起挫折,我们还能读到东坡先生的传世名篇吗?

悟到这些不屈不挠,也就不虚此行了。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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