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案，是历史上常有的事，暴君秦始皇不是翻了么？奸臣曹操不是翻了么？但汉奸、贰臣的奸佞、叛逆，是不容改写也无法改写的。只是可以把这一页搁置起来，但做手脚想把这一页扯掉，大概很难。记得清王朝鼎革之际，不得不对前朝降过来的武将洪承畴、文臣钱谦益之辈，优礼有加，尊让三分，待以上宾，共商国是。那时，入关后立足未稳的多尔衮，把洪视为股肱，委以心腹；孤军深入江南的多尔衮之弟多铎，对钱所以客客气气，温文尔雅，都出于一种政策需要。抬举这些有影响的人物，笼络人心，对巩固新王朝的统治，是有好处的。
一般人不会这样考虑，当时，确实有人哪壶不开提哪壶地跑去问洪承畴：“将军啊，崇祯已经当你为殉国英雄，举朝公祭过了，你怎么还活着为新朝效力呀？”当他被清政府封为亲王，回家光宗耀祖之际，想不到他老娘一顿拐杖劈头劈脑打来，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太太，掷地有声地说：“我们家只有明朝的总兵，没有清朝的将军！”
这种节义观，也许对拥护周作人的信徒来说，一无可取之处。但正是这种人格上始终如一的要求，是中华文化传统维系数千年赖以不坠的精神基础。
百年过后，大清王朝，政权稳固，江山坐定，于是，历史又回复其本来的真实面目。一是弘历整顿风气的政治措施，他认为应该提倡人民对他的忠诚不贰，不能鼓励臣下朝秦暮楚的变节行为；二是中国文化中这种“汉贼不两立”的绝对精神，所表现出来视贰臣、汉奸、**贼为大恶的水火难容的心理。于是，乾隆推翻了他先人赐予这些降臣的谥号、袭封、恤典，并对国史馆编撰们发出指示，洪承畴只配放在《贰臣传》中，而钱谦益，在弘历眼中要更不值钱些，说此人在《贰臣传》中还得次一级，只能放在乙编。
这或许就是对于中国文人特别苛求的不幸命运。
其实，清政权建立之初，不知用了多少明代的降官降将，但当时的人和后世的人，却总是盯住这期间的几个文人不放，这确实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洁癖在起作用。一方面，“江左三大家”的钱谦益、吴梅村、龚鼎孳，称得上是风流倜傥的文学“明星”，聚光焦点；不愧为显赫一时的文坛领袖，众望所归。于是，人们的期望值，就水涨船高，有理由要求他们做出高风亮节的举止。一方面，白头少年钱侍郎，陪骑白马，作戎装的美人柳如是，招摇过世；生性狂纵的龚少卿，掷金一千五百两，娶得名妓顾顺波，金屋藏娇；风流蕴藉的吴太史，一曲陈圆圆，传遍了大江南北，洛阳纸贵……风头出足，风光无限，人们艳羡之余，难免产生“木秀于林”的危机。
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既成“明星”，就免不了有“明星崇拜”，这是古今同样的道理。有“明星崇拜”，就有“追星族”。可以想像，这些被崇拜的明星，忽而成为被唾弃的贰臣贼子，如此严重的失落，能不令追星族生出特别的憎恨吗？这恐怕是三位江东名士，成为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的众矢之的的根本原因。为周作人鼓吹不遗余力者，要懂得这点群众心理，也许就不会枉费心机去涂脂抹粉了。
钱谦益受到指责最多，乾隆就带头看不起他，专门写过一首诗，把他奚落一个够。“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普通人对钱谦益的失节，在他生前就当面加以讥讪。“牧翁游**，衣一小领大袖之服，士前揖问此何式？牧翁对曰：‘小领者，遵时王之制；大袖乃不忘先朝耳。’士谬为改容曰：‘公真可为两朝领袖矣。’”（清·佚
名《绛云楼俊遇》）
吴梅村略好一点，他还有一点清醒的自省意识，但最后终于剃去明代的头发，留起清朝的辫子，北上为新政权效力时，也被人嘲讽过的。“顺治间，吴梅村被召，三吴士大夫皆集**会饯。忽有少年投一函，启之，得绝句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举座为之默然。”（清·刘献庭《广阳杂记》）
龚鼎孳的名声本来不佳，是个来回折饼，顷刻之间三易其主的走马灯式的人物，更为人所不齿。“李自成陷都城”，还挺赏识这位大文人，给了一个“北城直指使”的官给他做。跟着，清军围城，他一看大势不好，连忙打开城门，投降多尔衮。“授吏科给事中，迁太常寺少卿”，又做清朝的官。有一次，“大学士冯铨被劾，睿亲王集科道质讥。”龚鼎孳来劲了，为了讨多尔衮的欢心，“斥铨阉党，为忠贤义儿。铨曰：‘何如逆贼御史？’鼎孳以魏征归顺太宗自解。”结果，偷鸡不着蚀把米，“王笑曰：‘惟无瑕者可以戮人，奈何以闯贼拟太宗！’”压根儿看他不起。（《清史稿》）
文人末路，一至于此，也怪不得别人，纯系自找的了。
因为，与钱、吴、龚同时，或先后的像孙奇逢、陈洪绶、张岱、傅山、黄宗羲、朱舜水、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朱耷、李颙、吕留良等人，或坚决不仕，或归隐山林，或削发为僧，或反满抗清，也还是能够保持住人格上的完整的。
正因如此，吴梅村活得并不开心，“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苟活”，“脱屣妻拿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浮生所欠只一死”，从这些诗句中，不难听出他忏悔和自责的心声。他“临殁顾言：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时一境不历艰苦”的说法，也值得同情。他要求死后“敛以僧装”，不穿清朝的衣衫，石碑上要求刻“诗人吴梅村之墓”，不署清朝官衔，也算是在表明自己的心迹吧。（《清史稿》）
钱谦益在北京的国史馆，当了半年编修，托病回到江南，还多方接触当时地下的抗清力量，希望有所作为，也许为了改写自己那一页不光彩的历史吧。龚鼎孳虽然不很振作，但在奖掖后进、提携新秀、发现俊才方面，倒是不遗余力的，这或许是他的一种聊胜于无的自我赎解吧。然而，即使这小而焉之的失节，无论怎样的弥补，也并不能逃脱历史的嘲笑，何况周作人乎？
鲁迅先生有《集外集拾遗补编·〈莲蓬人〉》诗：“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
“风骨”二字，真是值得为文的中国人深思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