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鲁迅先生的诗句。

诗题为《别诸弟三首（庚子三月）》，此句出最后一首。

从此一别又一年，万里长风送客船。

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

鲁迅写这首诗的这年，也就是俗称“庚子之乱”的前清光绪二十六年，20世纪开头的1900年。那时的北京城，是最不走运的时刻，城内是义和神拳，乌烟瘴气，城外是八国联军，烧杀抢掠。幸好江浙一带尚可偏安一隅，20岁的鲁迅还能在南京路矿学堂读书求学。这是那年寒假后返校时所作的诗，某种意义上说，也可算作他进入20世纪的一份文学宣言。虽然，他那时还不是作家，也未必想当作家，但这句话，奠定了他一生的做人做文的准则。

现在，这本厚厚的世纪历书，终于一页一页地掀到21世纪了。没想到，一百年光阴之后，重读鲁迅的这句“文章得失不由天”，琢磨一番，仍旧不失为一句很有现实意义的箴言。

一个作家写下的什么，百年以后，还可读可品，或许，也就可称之为不朽了。

所以，若要文章不朽，我想最起码的条件，恐怕就是要经得起一定年头的折腾。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短时期的成功，是不作数的。本世纪最后二十年，虽然一些作家，曾经像焰火那样闪亮，一些作品，曾经像二踢脚那样，忽然间闹出过很大动静。但不知为什么，很不幸的，最后都应了老百姓的歇后语，一个个“秋后蚂蚱，没几天蹦头”，“兔子尾巴，长不了”，好景不长，风光不再。以想像不到的消失速度，偃旗息鼓、吹灯拔蜡地拉倒了。

这种走马灯的局面，很令人感到沮丧和泄气。人们喜欢形容过去的事物，曰“明日黄花”，那好歹还有一朵枯萎干蔫的枯花在，可许多人的作品（我也在其中的），就像站在河边打水漂一样，石子撇出去，也许溅出、也许并未溅出什么水花，就永远地沉没了。你能一口气地数出五名以上，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获奖作家和他们获奖作品的篇名吗？你能不费力地数出五个以上，从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叶的名家作品中主人公的尊姓大名吗？

显然，这种或长官意志，或众人抬轿，或自我作秀，或厚颜无耻而炒作起来的声名，以及围绕这份虚假而出现的轰动和热闹，很大程度上像小孩吹的肥皂泡一样，在太阳底下，无论怎样地五光十色、虹彩亮丽，总是会灰飞烟灭、化为乌有的。才二十年啊！因此，不能不承认，时光是最无情的终审法官，任何人、任何事，都得受到它的最后判决。文学更逃脱不了时间老人手中那面筛子，凡经不起折腾的作家和作品，早早晚晚都会从筛眼里跌落下去。

那些在新时期文学二十年间，起落沉浮，曾经令人刮目相看过的麻雷子或二踢脚式的人物，也许不赞同这样的评断。因

为他们的书还在书架上摆着，名片上还印着一级作家的头衔，时不时地要在媒体上出场亮相、说三道四、指点众生，但这一切又能说明什么呢？具称雄之心，乏接续之力，最终，能够难逃或悄悄沉寂、或向隅而泣、或困兽犹斗、或苦苦挣扎、或成为过眼烟云之命运者，又有几人？

当然，由于印刷术的发达，音像科技的进展，估计以上衮衮诸公（诸裙钗）的那一**洋洋大观的文集，留存到下个世纪，是绝对可以办到的，这也是我国乃至世界图书馆总得不停扩建的悲剧所在。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不是货真价实的不朽，即使留存下来，藏之名山，束之高阁，传之万世又如何？还不是图书馆的累赘和负担？

德国人叔本华，爱说一些令别人扫兴的话，这位哲学家就说过：“如同地层依次保存古代的生物一样，图书馆的书架上也保存着历代的各种古书。后者和前者一样，在当时也许洛阳纸贵，传诵一时，而现已犹如化石，了无生气，只有那些‘文学的’考古学家在鉴赏而已。”

此公还以一种感伤的心情向我们描述：“据希罗多德（Herodotus希腊史家）说，薛西斯（Xerxes波斯国王）眼看着自己的百万雄师，想到百年之后竟没有一个人能幸免黄土一抔的死的命运，感慨之余，不禁泫然欲泣。我们再联想起出版社那么厚的图书目录中，如果也预想到十年以后，这许多书籍将没有一本还为人所阅读时，岂不也要令人兴起泫然欲泣的感觉？”

叔本华这一席话，认为作品在十年以后便无人问津，听来有点杀风景，也太戳作家的肺管子。细细思量，当今这些名流、亚名流、半名流、自以为的名流，也包括我这等没出息的末流，恐怕到不了十年，印出来的书就得送去造纸厂化浆了。说来不怕丢脸，每年秋天，北京城里的劳动人民文化宫，都要办一次特价书市。所谓特价，即是打折。看到自己的书堆放在那里，打到三折、两折，几乎等于白送还卖不出去的窘状，除了把鸭舌帽拉得更低，如鲁迅诗所描写的“破帽遮颜过闹市”那样，假装看不见地快步离开，还有他法么？

由此想开去，这几年里，常常挂在文学界一些大师、准大师嘴边的，走向世界呀，与世界接轨呀，如何向诺贝尔文学奖进军呀等等时髦话题，恐怕也难免这种名实两违的悲哀。谈得起劲的先生女士们，也许是看不到或者假装看不到，他们那些译成外文的书，在外国书店的冷僻角落里，同样存在着打折也无人问津的尴尬。可听他们的口风，在中国，至少应该有两位数的同行，好像是有希望的此项大奖的角逐者，不但把领奖时穿的西服和演说词准备停当，并且，如何消费掉那近百万美元的巨额奖金，也不知为之伤过多少脑筋。

呜呼！这样一来，我不禁杞人忧天起来，那

位总是口惠而实不至的马悦然教授，还好意思老来叨扰中国吗？其实，这也怪不得惟一懂汉语的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国作家若有一点自省精神的话，这就用得着鲁迅的诗了，“文章得失不由天”，货跟不上，马教授再抬举，也是白搭。

希望不朽、努力不朽，是中国文人一种根深蒂固的永恒情结。曹丕早说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从他那时开始，这番极具蛊惑力的话，一直被数千年来中国作家正式地、非正式地、公开地、非公开地奉为圭臬。

但能否不朽，常常不以自己的意志而定。当然，认为已经不朽或将要不朽，私底下骗骗自己，取得一点心灵慰藉，自我陶醉，当无不可；小圈子朋友之间，互相吹捧，彼此封王，也无可厚非；但拜托千万别过分当真，别假戏真做，那样，就有点痴人说梦了。所以，回到正题上来，不能不由衷地敬服鲁迅这位真正大师的预见，一百年前写的这句诗，一百年后琢磨起来，还挺有味道，挺有针对性。就是它道出一条真理：文学的不朽，在于其文学内在的生命力，“文章得失不由天”，文学以外的因素，可能起一时的作用，却决不会起永远的作用。

而生命力，大概就体现这位作家、这部作品，是不是经得起折腾上，无论是正面的、负面的，只要有人在折腾，说明这位作家、这部作品，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生命力。时间相隔愈久，仍被折腾不止的话，就说明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譬如最近，有几位勇敢的年轻人，声言非要将鲁迅这块老石头踢开，正说明鲁迅先生不但作品活着，好像他这个人还未死去，仍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景云里的那幢楼房里，是他害得这些可爱的小伙子们难以出人头地，所以才恶声恶气要他挪挪地方。

因此，无妨如此说，鲁迅不死；当然，不死的是他的作品。能不能长久地经得起后人折腾，是文章不朽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