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因为这种原因，仁宗当朝，作为宰辅的杨士奇，和以前侍候成祖大不相同。能够秉公用人，持直主政，能够坦陈己见，谏言无忌。中国知识分子之可爱处，有了一点发言权，还是能够为国为民做点好事的，正史上对他予以相当肯定。譬如仁宗登基后，那些在他为太子时，得罪过他的官吏，他一心惩办，大搞报复，是被杨士奇劝止住了的；譬如那些上书****的臣僚，因为马屁拍得顺当，仁宗很开心，便要加以提拔，是被杨士奇一一反

对掉的；譬如后来成为栋梁之材的于谦、周忱、况钟这些才志杰出之士，又都是他发现引荐而获得重用的。“雅善知人，好推毂寒士，所荐达有初未识面者。”（《明史》）

有一位叫顾佐的御史，也是杨士奇起用的人才。有一次，“奸吏奏佐受隶金，私遣归。帝密示士奇曰：‘尔不尝举佐廉乎？’对曰：‘中朝官俸薄，仆马薪刍资之隶，遣隶半使出资免役，隶得归耕，官得资费，中朝官皆然，臣亦然。’帝叹曰：‘朝臣贫如此！’因怒诉者曰：‘朕方用佐，小人敢诬之，必下法司治。’士奇对曰：‘细事不足干上怒。’”（《明史》）

从这些地方看，杨士奇在尽责为官上，可谓兢兢业业，孜孜不懈。但是，这样一位极明白事理，极通晓大体的政治家，却因为“泥爱”其子，而成为一个被蒙蔽的糊涂父亲。

李贤这样写道：“士奇晚年泥爱其子，莫知其恶最为败德事。若藩臬郡邑或出巡者，见其暴横，以实来告，士奇反疑之，必以子书曰，某人说汝如此，果然，即改之。子稷得书，反毁其人曰，某人在此如此行事，男以乡里故，挠其所行，以此诬之。士奇自后不信言子之恶者。有阿附誉子之善者，即以为实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恶不复闻矣。及被害者连奏其不善之状，朝廷犹不忍加之罪，付其状于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为不善也。而有奏其人命已数十，恶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时士奇老病，不能起，朝廷犹慰安之，恐致忧。后岁余，士奇终，始论其子于法，斩之。乡人预为祭文，数其恶流，天下传诵。”

焦竑对这个败类又有进一步的描写：“杨文贞子稷恶状已盈，王文端为文贞言之，遂请省墓，实欲制其子也。稷知，每驿递中，先置所亲誉稷贤。后扬言曰：‘人忌公功名之盛，故谤稷耳。’稷复迎于数百

里外，毡帽油靴，朴讷循理，家中图书萧然。文贞遂疑文端妒己，还京师，出之吏部。”

鲁迅先生写过一首《答客诮》的旧体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于菟。”为父亲者，爱自己的儿子，是一种很正常的人类天生的感情。但这种爱，超过一切，压倒一切，以致颠倒黑白，枉顾是非，那就害人害己，遗祸社会。

因为这个父亲，不是蹬三轮的，谁也不会关心；也不是卖鸡蛋的，谁也不会注意；且并非碌碌无闻的大人物，而是众所周知的大宰辅。于是，有这样一个被斩首的混账儿子，纵使相信是被蒙蔽，是糊涂虫，不曾同流合污，也不曾****，那不论是杨士奇，还是别的什么士奇，也不论是过去的杨士奇，还是当代的别的什么士奇，都会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大笑柄，为人所不齿，被人所唾弃。

明代的何良俊，在其所著的《四友斋丛语》中，那批判的锋芒就直指杨士奇了。

“杨文贞公之子，居家横暴，乡民甚苦之，人不敢言。王抑庵直是文贞同乡且相厚，遂极言之。后文贞以展墓还家，其子穿硬牛皮靴，青布直身，迎之数百里外。文贞一见，以为其子敦朴善人也。抑庵忌其功名，妄为此语，大不平之。后事败，乡民奏闻朝廷，逮其子至京，处以重典。文贞始知其子之诈，然文贞犹以旧憾，抑庵在吏部十余年终不得入阁者，人以为文贞沮之也。由此事观之，则三杨之中，文贞为最劣矣。”

俗话说，知其父者莫如其子，同样，知其子者也莫如其父，从遗传学的角度考量，父子之间，总是会有共同的基因。按照其子杨稷那一份作伪本领，造假功夫，高超的表演能力，呜呼，我不禁怀疑，这个老爹，果然是被蒙在鼓中么？

“泥爱”之祸，这位明代贤相，确实是一面值得照一照的镜子。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