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谱是角色的写照，绝不等于演员的全部真实

1934年的十月底，鲁迅先生写了一篇谈脸谱的文章。

当时，***的文宣机构，控制舆论，甚为严紧，出版单位都得将文稿事先送审，而后付印。先生此作，递上去以后，即被检查官员禁用，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枪毙”了，更文雅一点的说法，便是“无疾而终”。但隔了一年之后，先生编《且介亭杂文》集，又将此文收入集中，并未引起官非，而且，先生还在书后的《附录》中，讲到了被禁的始末。

《脸谱臆测》是写给《生生月刊》的，奉官谕，不准发表。我当初很觉得奇怪，待到领回原稿，看见用红铅笔打着杠子的处所，才明白原来是因为得罪了“第三种人”老爷们了。现仍加上黑杠子，以代红杠子，且以警戒新作家。

编书允许，但刊物上不准面世，禁刊而不禁书，这种执法的不一致性和不一贯性，让人感到蹊跷。也许审刊的官员，那天消化不良，或者痔疮犯了，而觉得什么都别扭，因之影响他的判断？另一位审书的官员，可能在百乐门跳舞跳得开心，或者在杏花楼喝酒喝得痛快，网开一面，先生不但可以编进集子，并可以将当时标榜不左不右的“第三种人”拉出示众。

现在将红铅笔划杠的“犯忌”文字，抄录如下：

在实际上，忠勇的人思想较为简单，不会神经衰弱，面皮也容易发红，倘使他要永远中立，自称“第三种人”，精神上就不免时时痛苦，脸上一块青，一块白，终于显出白鼻子来了。黑表威猛，更是极平常的事，整年在战场上驰驱，脸孔怎会不黑，擦着雪花膏的公子，是一定不肯自己出面去战斗的。

先生这段话，充其量，不过是顺笔而至的小小幽默罢了。若是连这点玩笑都在箝制之列，作家大概只有上吊一途了。至于这位检查官如此大惊小怪，细细分析，也无非：一，中国人普遍缺乏幽默感；二，而缺乏幽默感的中国人中，又以道学家为最；三，而假道学一旦当上文字警察，往往特别的假正经。于是，就出现了《脸谱杂臆》这样一桩低能儿制造的文坛公案。

凡低能儿，都不会承认自己智商不高，为证明其这一点，所有这类低能儿，都喜欢挑错，都热爱挑错，以显示自己的高明。每挑出别人的一错，立刻眼睛中发出一点呆亮，这时候，你会觉得他傻得可爱。

因此，我不禁联想，这位检查官说不定是一个混迹文坛的不得意的小文人，说不定是混在先生崇拜者当中，不出色也不冒尖的一个，说不定是作谦逊状，作恭谨状，在聚精会神地听先生演讲的假装出来的热血青年，说不定是先生旧日的同事，早先的朋友，或者什么来路不明的“革命党人”，说不定是可以跟先生拍拍肩膀，喝喝老酒的书店老板。脸谱，或者面具，遮住那张真实的脸，先生不是上帝，不可能看透，在《后记》中，认定这位检查官为“第三种人”。

我看未必。

三十年代的文坛，已是历史，五十年代以后的文坛，我是亲身经历过来，文人之对于文人，其实是最不相容的。尽管面容很亲热

，握手很给劲，但到算计你的时候，下刀子是一点也不手软的。直到今天，我七十有余，对侪辈还是不能奢言了解二字。

脸谱这东西，永远是角色的写照，但绝不等于是那个演员的全部真实。

“第三种人”，苏汶即杜衡之流，作为***门下的一名清客，这可能性是有的。但要让他当检查官，天天伏案，日日审读，字里行间，发现异端，我估计这班老爷们不一定肯俯就。无论在前清，还是民国，为***吏，也非一个草包干得了的。这是有大本事，有大才华者不屑为，有小本事，有小才华者也不易为的特殊行业。只有那种上不去，也下不来的人才肯干。

在旧日中国，这类假道学兼伪君子，最适合，也最乐意去干这份差使。

鲁迅的小说《肥皂》，那位四铭先生，就是典型形象。因为他实际上拥有两张面孔。一张是要给大街上那个为母乞讨的，长得有点姿色的孝女写旌表诗的极其光明正大的脸；另一张是用肥皂咯吱咯吱地将她浑身上下洗一遍，然后拖她上床行周公之礼的极其卑鄙龌龊的脸。他有权利看不惯他认为礼崩乐坏的一切，他有资格申斥所有未能兴灭继绝的人物。看他正面的脸，是《四进士》中标准的儒雅须生宋世杰，可背面的脸，可能让你吓一跳，是《挑滑车》里的穷凶极恶的金兀术。这是奇怪的组合，然而在这块土地上，却能合二为一，天衣无缝。

他要来管你，你就完了，你看他的儿子，活得多可怜，怎么也不是。

中国的道学，与西方社会里的神父、牧师、修女、救世军不同，人家有宗教信仰。无论做好事，做坏事，都做得虔诚。而像四铭先生这类货色，狗屁信仰也没有，善是绝对的伪善，恶却是百分百的真恶，总是找别人的麻烦，在惹人不痛快中得到精神的满足，他们的所作所为，更接近于红灯区里的风化警察，揩**的油，要**的钱，然后又将**关进班房。

无论是活着的道学家，还是死去的道学家，除极少数为真道学外，大部分皆为假道学。包括道学家的老祖宗朱熹，也有形迹可疑之处。宋人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称：“庆元三年，沈继祖劾朱熹欲报汝愚援引之恩，则为其子执柯，娶刘洪之女，而奄有其身后之财。又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与官所，则与偕行，谓为能修身也，得乎。”若是果真如此，这张既贪财，又好色的脸，和那张配享孔庙，谥封文正的脸，也很难吻合在一起，然而千百载来，莘莘学子，谁不捧读他的《四书集注》那块“学而优则仕”的敲门砖呀！

只要蒙上了假道学这张面具或脸谱，最高调，也最投机；最装圣洁，也最卑污；最冠冕堂皇，也最男盗女娼；最无耻，也最能假正经；最龌龊，也最能作光明磊落状。封建社会是一个最容易出道学家、出伪君子的地方，他们之所以适宜生存，而且如鱼得水般的快活，就因为数千年压在中国人头上的吃人礼教，给了他们这种戴着道德面具，来审判你的自由。这个不行，那个不准，这样犯规，那样禁止，“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循规蹈矩，安分守己，条

条框框，如蚕之于茧，绳箍索拘，如囚之于囿。中国文化的厄运，或者，中国知识分子的厄运，基本上因为有了这些人，才没完没了。

不过，这位低能的检查官，用红笔杠先生的文字时，固然有其维护反动统治的秩序纲常，所谓**利益的着眼之处。但我更相信，如此这般的小文人，如果能找到大师的麻烦，那一份精神得到大满足的内心窃喜之状，就像老鼠掉进米坛子似的得其所哉。我明里奈何不得你，暗里我却是可以将你摆平的。先生，恕我对你无礼了！

16世纪，莎士比亚为他有股份的玫瑰剧场写剧本的时候，伊丽莎白女王陛下的审查官，竟是御膳房的主管。我们的剧作家，不知多少次在他那里蹭饭讨酒，然而并不了然剧团将他的大作呈审，那些令他不止一次吓出冷汗的批语，居然出自这位胖得可爱的大厨子的笔下：“你还要你的脑袋不要？”“是不是你的屁股痒了想挨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