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清代人来疯的故事，挺有意思

一

颠倒，是常会发生的事情，不足为奇。

昨天的真理，今天的谬误，往日的毒草，如今的香花，这种经过一段时间沉淀以后，所作出的重新判断，我们称之为还历史本来的面目。

但这也不容易，事后说起来总是轻巧的，可过程本身，却决不轻松。有时候，明明白白知道那是错的，可由于这样和那样的原因，你得认为那是“对”的，这当然很糟糕，但我们大家差不多都领教过。当其时也，也许你的良知，使你不甘随大流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但你决不会，也不敢逆错误潮流而动，铮铮而言，掷地有声，说那是鹿，而不是马。拍案而起的勇敢者不是没有，但为数一定很少。于是，沉默的大多数惟有等待一途，人们会抱着这样一个信念，哪怕要等好多好多年，哪怕已经盖棺论定，板上钉钉，总会有这么一天，该颠倒的，终究要颠倒过来的。

这大概就是人类的长处了，也是与动物的区别所在。否则，人类失去了这份自我完善的能力，这世界也许早就沉沦，也无进化可言了。

但也不是所有的颠倒，都应该颠倒过来，那些不该颠倒的颠倒，譬如，就人而言，人鬼颠倒，人妖颠倒，就事而言，是非颠倒，黑白颠倒，如果也颠倒过来的话，就要弄得老百姓莫知所从了。近年来，鲁迅先生忽然被狗血喷头，周作人忽然被香火供奉，就是文坛上的一份最大的颠倒。最初，实行者还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迩来，则明火执仗，为周作人鸣冤叫屈，至于粪土鲁迅，则成一股甚嚣尘上的风气。

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对周氏兄弟，一个大大缩水，一文不名，一个金身重塑，供奉庙堂的现象，都会感到匪夷所思的。一个贬值掉价，一个行情飙升，斗士被辱骂，汉奸最光荣，这世界究竟怎么啦？也真是令人嗟叹世情之诡薄，人心之险恶。对于最起码的公正或公道的认知，度量衡竟能失准到这样差劲的程度，也不知道这个社会吃错了什么药？

最近，我读了一篇《且看骂鲁迅的狂人》的文章，给我一点启发。此文刊于1999年1月29日的《羊城晚报》的《书趣》版，作者署名为闵良臣。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1998年11月20日南京某报登出头条新闻，其中就有几位所谓‘天才’的狂人，对鲁迅口出狂言，大放厥词。这个说：‘鲁迅是块老石头……他的反动**不证自明。对于今天的写作而言鲁迅也确无教育意义。’那个说：‘我们根本不看老一辈的作品，他们到我们这里已经死亡。’”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用郁达夫《怀鲁迅》的一句话，来回敬那些发表高见的勇士，实在是意味深长的：“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如果将郁达夫的这番话，反其意而用之，那就是：一个出汉奸，出许多汉奸的民族，说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大约是不会错的。而出了汉奸，还要加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假如是这样的话），以此类推，说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也不算为过。

闵先生的文章中还写道：“有人说：‘鲁迅小说绝对比不上郁达夫，他的杂文谁都可以写……’更有人说：‘鲁迅在文学上的成就与他的地位不相称。他的大多数作品一般作家都能达到。以鲁迅来衡量文学，标准太低，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鲁迅早已是个过去的话题。’”

看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十年“**”期间，***先生一时兴起，写的一部享“誉”华夏、风行神州的《李白与杜甫》了。当时，他之所以要把诗仙与诗圣拉到一块来比，不遗余力地推崇李白，百般誉扬，想尽办法地埋汰杜甫，奚落备至，说白了，那是专为一位特定读者而写，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但如今把郁达夫的小说评为A+，而将鲁迅的小说评为B-的勇士，该不至于抱有郭老的宏图大志，有投桃报李之盼吧？

所以，我想，这样的比法，恐怕更接近于上海弄堂里的顽童，并排站着，比赛谁尿得更高更远的游戏心理作怪，和小孩子人来疯的表演欲吧？那么，这些“骂鲁迅的狂人”

，愤世嫉俗的同时，某种程度上还保存一份童真未泯的率直和可爱呢！

把郁达夫和鲁迅拉在一起比小说的长短，就如同要将福克纳和普鲁斯特，定出上下，把茨威格和川端康成，分出高低一样，是徒劳无功的事。大师与大师之间，是没有可比度的，因为每一位大师，都是历史上的惟一，也就是黑格尔说的“这一个”。如果硬是要比，那就是明初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里所说的：“庸人孺子，见画必看，妄加雌黄品藻，本不识物，乱订真伪，令人气短”了。

我的写作间，约三个平方大小，很奢侈地拥有一扇朝西的窗子，可以感受下午三四点钟的阳光，这对我垂暮的年龄来说，倒也十分吻合。窗对面为另栋楼**的山墙，其间为一不通行的夹道，每当学校放学以后，就会有一些小朋友，来这里玩耍。玩累了就坐下来叽叽喳喳，时常听他们夸耀自己的家长，“我妈是处长！”“我爸是局长！”“我哥是团长！”“我姐是空中小姐！”到底谁高谁低，小孩子们经常争得不可开交。偶尔，我也推开窗，参加他们的讨论。说实在的，局长和处长，或许能比，而解放军的一位团级干部，与一位飞洛杉矶的空姐，我也说不上来谁大谁小。

想起窗外孩子气的争论，倒也觉得“骂鲁迅的狂人”，顶多是意气用事罢了。年轻人的叛逆行为，或许应该加以理解；而那些变着法儿想为汉奸正名者，才真正令人齿冷。在光天化日之下，作不该颠倒的颠倒，恕我说句不敬的话，就怕有为鬼作伥之嫌了。

但愿，也是属于一种人来疯的表演行为。

二

人来疯，是病，又不是病，你说它是病，就是病，你说它不是病，也就不是病，因为人来疯死不了人。但人来疯现在愈来愈成人化，一些老爷儿们，老娘儿们，还是有头有脸的，也人来疯。而且有瘾。

其实，那是儿童成长期间才有的心理失控现象。

一位医生朋友对我讲，人来疯，属于医学上定名为“儿童多动综合症（MBD）”的一种症状。多动症，通常发生在三岁到六七岁的儿童身上，主要表现为病儿活动过多，不能休止，甚至不择时间、场合，跳蹦闹乱，总处于躁动不宁、心神激奋的状态之中。100％的病儿，注意力很难集中15分钟以上，情绪起伏不定，行为鲜能自律。因此，所作所为，事前既不加思考，更不顾后果，具有很大的冲动性。由于不能自控，加之精神亢奋，所以，在群体中往往不能依秩序活动。

“需要治疗吗？”我请教医生。

“如果仅仅是人来疯的话，倒也用不着，长大以后，不药而愈，这种现象就自行消失了。”

我们称之为人来疯的孩子，就是当家里来了客人以后，环境有所改变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情不自禁的，超过一般活泼、活跃程度，近乎张狂的兴奋状态。譬如，跑来作个鬼脸啊，在门外发出怪声啊，乱跳乱蹦故意撞倒什么啊，跟头把式做出各式可笑动作啊，这种神经质的表演，其实，目的只有一个，是要引起来客对他的注意，使屋子里的人意识到他的存在。

而成年人的人来疯现象，则是社会公共关系日趋表面化、竞争化、商品化的结果，尤其对一些表现欲强的人士，即或上了年纪，七老八十，到了人多的场合，有时，也很人来疯的，捏捏小姑娘的脸蛋啦，说些语惊四座的疯话啦，在饭桌上点着牌子要酒啦，告别时死死扳住小姐的手不放啦……也是很想引起在场人士对他注意的。

这也是古已有之的。最近，读《且介亭杂文》（对不起，恐怕要让先进们讪笑了，还在看这些“早已是个过去的话题”的鲁迅作品），其中有一篇记他买了一部禁书《小学大全》的文章，讲了一个清代人来疯的故事，挺有意思。

故事的主人公叫尹嘉铨，是位道学先生，讲《朱子集注》，极负盛名，官做得也不小，大理寺卿，相当于最高法院，或司法部的长官，熬到这个位置上，也就可以了。人就是这样：没有钱的时候，物质欲望特别强烈；有了钱以后，权力欲望就会上升；而在官瘾、钱瘾都满足以后，求名的欲望就会浓厚得可怕。

没名者求名若渴，有名者求名更热，名小者求得大名，名大者与人比名，名不怕多，就怕不名，名上加名，最好是举世闻名。按说，一个人当

上了皇帝，譬如杨广，应该是得到了名欲的最大满足吧？不，他对大臣杨素说，我的骈体文，四六句，也是满朝第一，当仁不让的。由此看来，名是一个无底洞，永远也填不满的。

小孩子人来疯，希望大人注意他，恐怕是初级阶段的求名。所以，成年人的人来疯，或颠三倒四，装疯卖傻；或出出洋相，唱唱反调；或怪叫两声，仰天大吼；或故作谬论，语出惊人；都是为了求名，自己炒作自己，而企图引起别人的注意。这是一点也不必大惊小怪的，至少在文坛，大家早就司空见惯的了。

尹嘉铨已经离休回到老家河北博野，作一名体面的乡绅了。论理，享他老太爷的清福吧！不，他不大甘于寂寞，因为“名”这个东西，如同***，染上了就没救，一生一世也摆脱不了，乃至死了以后，墓志铭怎么写，都是要斟酌再三的。所以，尹老先生想出来向乾隆为他父亲请谥，就是名欲才弄得不安分起来的。时下，我们看到，作品是放在头条，还是放在二条，是得正式奖，还是提名奖；评级为一级二级，还是一级半，或二点五级；在悼词里，是“坚强的”，还是“坚定的”，是“久经考验的”，还是“忠诚的”；一个个都会寸土必争、寸步不让地讨价还价，争得面红耳赤的。看来，这是“名”之酷爱者的古今同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