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代，什么传统；什么作家，什么作品
凡才子，皆风流潇洒，而且在男女之事上，持浪漫态度。倘一个才子，居然不浪漫，那他就白当了。
当代也有才子，也浪漫，而且浪漫起来，不让古人。不知为什么，也许才子，还得有才。没有多少的才，还要做出有才的样子，在那儿浪漫，就让人倒牙，就招人起腻了。古代才子，惟其有才，货真价实，这才风流出文坛佳话，这才浪漫出千古韵事。
清人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引《朝野异闻录》，说到唐寅，那才是一个够水平的浪漫文人，他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这封号，无论在文学史，还是普通老百姓的口碑，都是认可的：“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今按诸书所载，寅慕华虹山学士家婢，诡身为仆，得娶之。后事露，学士反具资奁，缔为姻好。”
这就是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唐伯虎三笑点秋香》的故事，也是所有才子艳羡不已，希望自己能这样风流浪漫一回的故事。
野史所记，不足徵信，至于他做过这种事，或者，没做过这种事，无关紧要。但他一定浪漫，而且相当浪漫，是可以肯定的。明代中后期，才子型的文人，强调个性自由，轻易不肯随人俯仰。纵情诗酒，放浪形骸，恃才狂傲，率性而为，成为当时非主流文坛的时尚。风气所至，唐寅会为他心爱的华学士府上那位漂亮的小妮子，“诡身为仆”，这浪漫，够意思。
明代文人的这种变数，也带来明代文学的变数。于是，中国文学的第一奇书，《***》就选择在这个时代出现了。试想一下，唐伯虎为达目的，可以隐名埋姓，“诡身为仆”，那么别的其他什么才子，化名写一部淫秽笔墨的话本，又有何不可呢？至今查不出兰陵笑笑生，为何许人？但能够写出这部奇书，绝非菜鸟，一定是位高水平的才子。
《***》问世，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应该说，出这部书，一是要具备出这部书的气候，二是要具备写这部书的才子。有的朝代，才子也许不难找，但气候却未必总如人愿；有的朝代，天气倒是蛮不错的，风和日丽，但才子们或忙于巴结做官，或忙于大谈恋爱，或忙于炒股发财，无心伏案写作。总算到了嘉靖、万历，条件成熟，《***》登场。
总的说来，气候这个硬件，比才子这个软件，更关紧要，假设嘉靖或万历发了话，谁敢写**，朕就毙了谁，估计没有一个才子会以身试法的。据现在能找到的最早刻本，为万历四十五年（1617）东吴弄珠客序的《新刻***词话》。那么，14世纪末，15世纪初，处于萌芽状态的，但已拥有
相当规模，具备了资本主义商品性质的经济，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初步成了一点气候。是这种适宜的外部条件，催生了天下第一奇书，大概是不会错的。
什么时代，什么传统；什么作家，什么作品；大致会有一种必然的内在联系。现在有些狗屎批评家，老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看不起三十年代的“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更看不起四十年代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文学作品，和国统区的进步文学作品，至于五十年代，至于新时期文学，那就更不在话下，一谈起来，就撇嘴，撇得嘴歪，已经纠正不过来了。
东西方文学，各有各的文学传统，各有各的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正如宗教，正如伦理，甚至，正如饮食，正如衣着，孰为好，孰为孬，是不能比的。这些歪嘴先生，或嘴歪女士，有的还出洋镀金，六国贩过骆驼，根本没弄明白，文学乃时代的产儿，乃这块土地的产儿。盛唐气象，是出李白“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时代，而曹雪芹的《红楼梦》，必然是要在“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已衰未败的时代，才能写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说到底，文学的旺盛或衰微，母体决定一切，这块土地的时代背景，这个民族的人文传统，像基因中的染色体，决定着文学的命运。
从晚明才子凌闬初（1580—1**4）的《拍案惊奇》一书来看，其中四分之一的篇幅，是以城市生活，特别以商人生活为描写主体，颇足以说明嘉靖、万历以来的社会变化。由于城市的发展，由于人口的集中，由于商业活动的活跃，由于声色犬马的消费，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繁荣景象。
农耕社会的主角，是农民，而城市生活的主角，则为市民。市民的文化需求，要大于农民。因此，一，市民要求在文学画廊里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二，市民要求作家们写出适销对路的文学作品。于是，文化，也就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市场。市场催生《***》，市场也对文人产生强大的吸引力。这也是我们读到的当代小说中，为什么有那么多活塞动作式的性描写，很大程度上属于商业操作，而非文学行为，一句话，是钱在作怪。
因此，市场对于文学的影响力，对于文人的左右程度，不亚于政治，甚至强于政治。
读《***》，我们看到，有了市井，便有勾栏，有了市场经济，也就有了西门庆、应伯爵、潘**、李瓶儿这样的新兴阶层。可以想象，灯红酒绿，茶楼饭馆，靓男美女，歌场舞榭，声色犬马，勾栏瓦舍，丝竹管弦，歌舞升平，所带动的侈靡淫佚的消费风气，是怎样打破那一成不变的竹篱茅舍，鸡鸣犬吠，躬耕畦垅，自给自足的小
农经济思想，是怎样冲击着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
正是这种深刻的社会变化，本来持异端观念的文人墨客，那疏离正统，游移主流，轻视科名，追逐自由的趋向，也必然愈来愈甚。唐寅在《言志》诗中自况，“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便是不再买账于官方，不再受制于名教的宣言。
拜拜再见您啦，俺要到华学士府勾引那小妮子去也！这位唐才子弃绝科举，告别官场，索性才子到底，在苏州阊门外桃花庵，盖了个小别墅，当自在神仙。这是那些持正统意识的人士，对这种礼崩乐坏的现象，颇不以为然的。譬如清人赵翼，虽然他自己也并不是不浪漫，但他回顾前朝这段历史，对才子们的傲诞之习，是不甚满意的。
“桑悦为训导，学使者召之，吏屡促，悦怒曰：‘天下乃有无耳者’，期以三日，始见，仅长揖而已。”
“王廷陈知裕州，有分巡过其地，稍凌挫之。廷陈怒即散遣吏卒，禁不得祗应。分巡者窘而去，于是监司相戒，勿入裕州。”
“康德涵六十生日，召名妓百人为百年会，各书小令付之，使送诸王府，皆厚获。”
“谢榛为赵穆王所礼，王命贾姬独奏琵琶，歌其所作竹枝词。歌罢，即饰姬送于榛。大河南北，无不称谢榛先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