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贪官严嵩、严世蕃到籍没时，《明史》称，抄出来“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他珍宝服玩所直又数百万”。在一本《天水冰山录》的书中，更刊有查获出来的赃物详细清单，其中：“纯金器皿共三千一百八十五件，重一万一千余两，玉器共八百五十七件，耳坠耳环共二百六十七双，布缎绫罗纱共一万四千三百余段，扇柄二万七千三百余把，南昌和分宜的第宅房店两共三千三百间。”据沈德符《野获编》，说抄严家时，光碧玉白玉的围棋就有几百副，金银象棋也是数百副。这位老学究感叹：对弈本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拿着一颗颗足赤纯金浇出来的棋子，沉甸甸的，岂不累煞人也。

明代的衡制，一两相当于公制的36点9克，乘以11000

的话，应该是405900克，按近日黄金市场价，每克为120元计，光这些金器就值人民币五千万。若以《明史》的三万余两计算，仅黄金一项，值两亿人民币，遑论其它。据《明通鉴》：“所籍嵩等家财银两，诏悉送太仓，以一半济边饷，一半充内库取用。”这后一半，也就是进了朱厚熜的腰包。

抄家，是皇帝发财的一道，据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王振籍没时，“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李广殁后，孝宗得其赂籍，文武大臣馈黄白米各千百石。帝曰：‘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左右曰：‘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也。’”刘瑾败后，抄家得“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七百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十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钱宁籍没时，“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玉带二千五百束”。另一说为“金七十扛，共十五万五千两，银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万两”。江彬籍没时，“入公帑者，黄金七十柜，柜一千五百两，银二千二百柜，柜二千两。”……看来，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的贪污大朝，当不会错。

赵翼认为，以上这些贪污犯，都比不上严嵩在任时间长，所以，他搜括得也应比他们多。“籍没时，金银珠宝，书画器物田产，共估银二百三十五万九千二百四十七两余。又直隶巡按御史孙丕扬所抄嵩京中家产，亦不止此数。而所估价，又不过十之一。即如裘衣，共一万七千四十一件，仅估银六千二百五两零，帐幔被褥，二万二千四百二十七件，仅估银二千二百四十八两零，则其他可知也。计其值，不下数十倍。”因此，严嵩的贪污记录，是可以上吉尼斯的，“则史传所载，尚非实数”，这就是赵翼的结论。

一般来讲，小贪如鼠，昼伏夜行，鸡鸣狗盗，提心吊胆，贪也贪不出多大油水。而大贪如虎，无所顾忌，光天化日，明火执仗，才能贪出金山银山。“稗史所载，严世蕃与其妻窖金于地，每百万为一窖，凡十数窖。曰：‘不可不使老人见之。’及嵩至，亦大骇，以多藏厚亡为虑。”严氏父子之所以敢如此放开手脚的疯狂贪污，聚敛如许钱财，还不是当皇帝的包庇和纵容的结果！这两父子斑斑劣迹，早就民怨沸腾，“南北给事、御史交章论贪污大臣，皆首嵩”。但是，“嵩每被论，亟归诚于帝，事辄已”。而且，“帝或以事谘嵩，所条对平无奇，帝必故称赏，欲以讽止言者”。正因为有倚仗，严嵩才能有恃无恐，正因为他支持，严世蕃才敢胡作非为。

赵翼说：“是可知贿随权变，权在宦官，则贿亦在宦官，权在大臣，则贿亦在大臣，此权门贿赂之往鉴也。”从近年来所揭发、所暴露、所法办的贪污案件，主犯要犯，哪一个不是带“长”字的手中握权之辈呢？作家手中，不过有杆笔，谁会在乎你呢？是做一个才华出众的文人，死守清高呢？还是做权力更大的官僚，因而也能捞到更多的油水呢？严嵩自然会选择后者了。

尤其，嘉靖十八年葬章圣太后以后，这位皇帝就不上班

了，也就是不视朝了，连皇帝这项最起码的本职工作，也不干了，这就给了严氏父子更大的贪污空间。“自二十年宫婢之变，即移居西苑万寿宫，不入大内，大臣希得谒见，惟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以故嵩得逞志。”这样，等于纵虎归山，更是不可一世，严嵩在里面将嘉靖哄得团团转，严世蕃在外边大肆搜括，敛财聚钱。

这一对贪污父子，同声共气，合作默契。“短项肥体，眇一目”的严世蕃，比其“长身戍削，疎眉目，大音声”的老子，更能作恶。由于严嵩“旦夕值西内，诸司白事，辄曰以质东楼，东楼，世蕃别号也。朝事一委世蕃，九卿以下浃日不得见，或停至暮而遣之。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筐箧相望于道。世蕃熟谙中外官饶瘠险易，责贿多寡，毫发不能匿”。凡贪污，必腐败，凡大贪污，必大腐败，于是，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敲诈勒索，横行都门。严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

严嵩最初以文邀宠于上，平步青云，飞黄腾达。最后的失败，也是老暮以后，文思日退，诗情大减，做不出令皇帝高兴的文字来，才失去圣眷的。说实在的，一个诗人，总有江郎才尽的一天，也许七老八十，还能写出分行的文字，但银行账目，商店流水，同样也是一行一行，难道那能叫做诗吗？除非打算将缪斯气死。再说，在帝国宫廷最高层面上的厮杀，并不亚于西班牙斗牛场的角力，你不将刀插在牛身上，牛就会将你顶死，因此，作为诗人的严嵩，究竟还能有多少诗情画意，涌上心头，是大可怀疑的。更何况，他必须干净利落地排除政敌，必须不露声色地告密陷害，必须殚精竭虑地获得好处，必须恬不知耻地曲意媚上，当一天到晚尽琢磨这些外务的时候，他还会爆发创作的灵感吗？

结果，朱厚熜所下手诏，老迈的严嵩，竟“语多不可晓”，好像有些老诗人看不懂年轻诗人写的东西一样，只有一个劲地摇头。幸好，独眼龙严世蕃能“一览了然，答案无不中”。但“严妻欧阳氏死，世蕃当护丧归”，于是，“嵩受诏多不能答，遣使持问世蕃，值其方耽女乐，不以时答。中使相继促嵩，嵩不得已自为之，往往失言。所进青词，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以此积失帝欢”。这样，就走到了末路尽头。

嘉靖四十四年，严世蕃终因外投日本，内怀怨望罪被劾，“斩于市，籍其家”。但世宗还是给严嵩留了条命，削籍为民。“又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这个大奸臣，大贪官，就这样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真遗憾，他没有周作人那样幸运，至今还在翻来覆去地出知堂先生的书，而同是“堂”的《钤山堂集》几乎不为人知。早在前清编《四库全书》时，就因“迹其所为，究非他文士有才无行可以节取者比，故吟咏虽工，仅存其目”给否定了。

以两“堂”的遭遇而言，看来，古人较呆，不灵活，认死理，还是今人聪明，脑袋瓜子转得快。要是周作人生在明朝或清朝，会被视作贰臣的，怕就得不到今日的风光了。

从这个角度比，真有点为严嵩的诗文叫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