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凡心黑者，无不手毒；凡手毒者，无不往死里整。赵老二懂得，在最高权力的争夺战中，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既然走出第一步，就没法止住脚。这世上哪有心甘情愿拱手让位的皇帝，要不将他“弑”掉，江山只怕坐不牢靠。万一他懊悔了呢？想到这里，一不做，二不休，将毒药下在他的酒杯里，只有让他彻底蒸发，方为上上之策。
那夜，开封城，下着好大的雪，被弑者很快鼾声如雷地睡死过去，弑兄者悄没声地离开了禁宫，脚印马上被厚雪覆盖住，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王府，这就是史书上的“烛影斧声”的千古疑案。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拥立新主的“苦迭打”，导演是赵匡义，不过字幕上没有打出来罢了。“受禅之事，本起仓卒，其实乃太宗与赵普主谋”（王鸣盛《蛾术编》），“是故太祖之有天下，太宗之力为多”（恽敬《续辨微论》）。大戏开场时，赵匡胤一下子进不了角色，颇有点被动。赵匡义，加上赵普那个村学究，加上石守信、王审琦等几个行伍弟兄，擐甲执兵，敲开他
的门：“诸将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逼着他当这个皇帝。
宿酲未消的他，吓得跳下行军床，显然很狼狈，众人哪管这些，“即被以黄袍，罗拜，呼万岁，掖乘马南行”。懵里懵懂的他，被人劫持着，一路呼啸，从前线回到开封。周世宗柴荣的孀妻弱子，哪见过这种刀枪林立的兵变阵仗，早乱了方寸。即使到了此时，赵匡胤还没有找到当皇帝的感觉，认为自己依旧是周世宗的殿前都检点，一位应该秉承太后懿旨的**。所以，一见到当朝宰相范质，腿软心慌，“呜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续资治通鉴》）
元人罗贯中有出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就写陈桥兵变中赵匡胤初当皇帝时的情景。到底不愧为《三国演义》的大手笔，简直小菜一碟，把赵匡胤捧着烫手山芋，不知如何当皇帝的尴尬，写得活灵活现。
这时候，柴荣的孤儿寡妻，已经拱手禅让，只求留条命在，可赵匡胤还是一口一声地“太后”、“幼主”，这场面，有点别扭，更有点滑稽，不过，情有可原，干什么行业都要有见习期，当皇帝也得有个熟练过程。罗贯中为他设计了一大段唱词，类似西方歌剧的咏叹调：“不争这老鸦占了凤凰巢，却不道君子不夺人之好？把柴家今日都属赵，惹万代史官笑。笑俺欺侮他寡妇孤儿老共小，强要了他周朝。”将这位天上掉馅儿饼，正巧砸在头上的幸运儿，心里面那一份不安和忐忑，侥幸和恐慌，快活和紧张，不知未来和手足无措的懵懂，都和盘托出来。
因此，赵匡义理直气壮地朝他讨这个皇帝当。公元959年，赵匡胤黄袍加身，某种程度上坐享其成，是他老弟给他披上的。因此，我想，这哥儿俩，早期可能有一个轮流坐庄的君子协定。等到坐上龙椅，享受到权力的盛宴以后，老兄欲罢不能，不想履行诺言。“太祖既与太宗同得天下，则太祖传子，自无以服太宗之心”（恽敬《续辨微论》）。于是，老弟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召他进宫时，那鸩药就揣在怀里了。
权力诱惑，常使人目迷五色，失态失常，罔顾一切体面尊严人格道德。在我熟悉的这个无足称道的文人圈子里，那狗屁大的一点权力，也让一班无聊之士，钻营竞逐，排挤角斗，厮杀争夺，咬啃得不可开交的。幸亏赵匡义的鸩药失传，不然，多少次的追悼会大概都开过了。
看来，赵老二在开封府肯定有一间秘密的鸩毒制造工厂，产品不止一种，他下在赵匡胤酒杯里的鸩药，更属尖端。不但死得没有痛苦，而且死出焕然一新之感，真是太神奇了。据《续湘山野录》：“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逮晓，登明堂，宣遗诏罢，声恸，引近臣环玉衣以瞻圣体，玉色温莹如出汤沐。”
如此看来，这是一个酝酿已久的阴谋，一切显然都按照早就拟定的脚本进行。
“癸丑，帝（赵匡胤）崩于万岁殿。时夜四鼓，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赵匡胤之子）。继恩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赵匡义），见左押衙程德元坐于府门与俱入见王，王大惊犹豫不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久不出。继恩促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矣。’时大雪，遂与王雪中步至宫。继恩止王于直庐，曰：‘王姑待此，继恩当先入言之。’德元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乃与王俱进至寝殿。（皇）后闻继恩至，问曰：‘德芳来邪？’继恩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勿忧也！’”
修正史者，多为名列庙堂的官员，对于人和事，褒和贬，一字着笔，往往思量再三，持极审慎的态度。他们对于家国的盛衰兴亡，人物的悲欢离合，也不是心如枯井，无动于衷的，但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的主流意识，总是要约束个人感情的弛张。野史作者，多为藏身山林的文人，情绪用事，过犹不及，容易沸腾，容易爆炸，容易在笔墨中透露出爱憎分明的态度，所以，这种不受官方箝制的民间话语，或许比正史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即使从毕沅《续资治通鉴》以上这段文字，也有许多耐人寻味之处。王继恩，怎么说也应该是赵匡胤的嫡系心腹，不然不会让他当大内总管，现在却左袒赵匡义，显然
早被收买，成了他埋伏在老哥身边的特工；程德元，似乎是赵匡义的私人医生，半夜三更，大雪纷飞，坐在王府门口等候，更是匪夷所思的行动。皇后不得不走当年柴荣孀妻的老路，只求饶命。近人陈登原在《国史旧闻》中案：“太祖病在壬子，次日癸丑即死，且不及医人一脉，又时当十月，亦无急性疫疠可能。李焘《长编》记太祖后，泣告太宗，母子之命，尽托官家。毕氏《续通鉴》，则记太祖后泣，见晋王至，愕然。何为而泣？何为愕然？事固不难言也。”
谁知是不是王继恩私开宫门？谁知程德元是不是制鸩专家？还有那个“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在这次政变中扮演什么角色，都是大有疑问的。
宫廷里的权力斗争，从来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赵匡义的政变，无论怎样掩人耳目，仍是疑窦丛生。尽管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在《涑水记闻》这部记载宋代早期史料的著作中，对这个“兄终弟及”的过程，采取了讳莫如深的态度，但《湘山野录》、《建隆遗事》、《东都事略》等野史，不持官方立场，就没有这种导向上的顾忌了，给后人留下了线索。即使以元代大臣脱脱主修的《宋史》说法：“太祖崩，帝遂即皇帝位”，《辽史》说法：“宋主匡胤殂，其弟炅自立”，一个“遂”，一个“自立”，字里行间，看得出正史也认为赵匡义取得帝位，并不是正常的继承。明代张燧说过：“艺祖舍子立弟，亘古未有，烛影斧声之疑，恐难置喙于后世也。”
赵翼《廿二史札记》认为：“角力而灭其国，角材而臣其人，未有不猜防疑忌而至于杀戮者，独宋实不然。”他认为，这是“宋太祖、太宗，并包天下之大度。”其实，这笔账算不至赵炅头上。
他在“斧声烛影”以后，登上帝位，南唐，吴越，南汉等周边割据政权的降服者，相继暴卒，死得十分蹊跷。据姚叔祥《见只编》：“李后主以七月七日生，七月七日毙，钱俶以八月二十四日生，八月二十四日毙。各以其生辰死者，盖猜忌未消，皆借生辰赐酒，而毒毙之也。”那个生怕喝鸩酒的刘，何其警惧，结果还是进宫吃了御赐的宴席后，得急症而亡。西蜀的孟昶，据《国史旧闻》：“昶为惨死，但观其母不哭可知，与姚叔祥所记李煜、钱俶之死，当为相同。”孟昶五月乙酉抵开封，六月庚戌卒，死得也飞快了一点，那时，赵匡胤尚在，估计负责慰劳这位降主的赵匡义，又请他喝了鸩酒。
赵炅对待已经降服的死老虎，尚不肯放过，必除之而后快；那么，对于活老虎，其弟廷美，其兄子德昭、德芳，这些有条件，有本钱，跟他也能玩一玩“苦迭打”游戏的血亲，从他弑掉老哥那一刻起，就不打算放过的。这一点，太祖后很清楚，她说母子之命，系于官家，赵炅还假惺惺地说共享富贵，其实，流出几滴鳄鱼泪的同时，也在生死簿上，给这三位画了勾。
这个消灭政敌的过程，真可怕。公元979年（太平兴国四年），德昭被迫自杀；公元981年（太平兴国六年），年仅二十三岁的德芳，突然夭亡；公元984年（雍熙元年），廷美在忧悸成疾中死去；还有一个廷俊，太宗根本不承认是兄弟，说是来历不明的带犊子，自然也就不知所终。由于他把所有可能危及他统治权力的亲属，分别用各种残忍手段，一一加以屠灭，赵氏皇族中间的白色恐怖，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以致他自己的亲生儿子元佐，也受不了频繁出现的惊吓，害了一场大病，最后成了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最后，这位权力狂人，箭创复发，五内俱焚，死于非命，似乎也有一点罪有应得的意思。
强烈的权欲，驱使人堕落，驱使人无恶不作，这对赵炅来说，是绝对应验了的。
康德曾经说过：“掌握权力就不可避免地会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这是针对一般握权者的泛泛而言。而那些怀着私念、私心、私欲、私利的握权者，就更麻烦了。因为，即使是芝麻绿豆大小的权力，到了这些人的手中，也可能注入一份邪恶，而权力愈大，邪恶愈多，谁知道会制造出一个什么样的对人对己的灾难后果呢？
我想，历史所以成为一面镜子，就是能够给我们一点清醒。
若是权力加上清醒，足够大的权力，有足够多的清醒，赵氏兄弟的悲剧，大概是不会发生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