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过戊戌政变一劫，张之洞很是感激梁鼎芬，说报答也好，说酬庸也好，让这位追随自己十多年的部属，得到他应该有的一切，便是唯一能做，必须要做的事情了。
梁鼎芬当年参劾李鸿章，惹恼过慈禧，被罢了官。这个前科，使张之洞未敢造次行事。第一步，光绪二十六年（1900），他先请托其同僚湖北学政王同愈奏荐，试探上峰的态度。当年十二月，学部居然点头，赏还其“翰林院编修”的原衔，这就等于当下的平反改正，不再打入另册。第二步，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再拜求他的同事，时为布政使的满洲大臣端方保举，起复为直隶州知州，虽非实缺，级别待遇因此相应提高，很有一点落实政策的意思。第三步，这年的三月，张之洞亲自出马，上《保荐人才折》，称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赤胆忠心，直言敢谏。大清朝不兴，正是缺少此类人才也”。建议送部引见，优与录用。于是，梁鼎芬官运亨通，数年间，“用知府，发湖北，署武昌，补汉阳。擢安襄郧荆道、按察使，署布政使”。（《清史稿》）
二十七岁罢官，并镌印章存念的梁鼎芬，是张之洞大胆容纳了他；四十二岁复出，获得为布政使相当于省长的职务，又是张之洞鼎力斡旋的结果。对张之洞这一份天高地厚之恩，世间难得之情，能不刻骨铭心而没世不忘吗？所以，光绪三十五年（1909），张之洞病逝北京，作为知己、知遇、知友、知音的梁鼎芬，能不急如星火地由南方奔丧而来吗？据说：一进什刹海旁白米斜街三号张府，二话不说，扑到恩公的寿材前面，号啕大哭，长跪不起。大家以为他哭两声，站起来该劝张家后人节哀顺变的。谁知他一哭，就不可收拾，就大张旗鼓，其间有执事附耳提醒，梁大人，您稍微压一压嗓门，您哭的声音太响，正经八百的孝子哭声，反倒听不见了。通常在这样的奉劝下，也应该就此打住。大胡子不，“我就是我”的他，眼睛一弹，我是哭给死人听的，也没要你听，用你管什么闲事。反而呼天抢地，哭得更加厉害。然后就是安葬，从京城到南皮二庙村张之洞老家，二百多里，一路扶灵，一路恸哭。下葬以后，他还坚持按古礼“居倚庐，寝苫枕块”，非要在墓前守制，露天寄宿。谁也劝不住，谁也拦不住。嗣后，梁节庵往返京鄂、京粤之间，乘坐火车，路过南皮，他一定会从座位上站起，在车厢里向东肃立，以示敬意，直到列车开过南皮以后，他才肯落座。你可以说他演戏，也可以说他作秀，但是，倘无一点真情，很难做到，更难坚持。他做到了，他坚持了，这就得另眼相看。
光绪三十二年（1906），鼎芬升任湖北按察使。这位怀大清情结的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当前列强欺凌，内乱纷起，时政日坏，败象丛生的国难，纯系朝廷中虎狼当道，豺狗主事，结党营私，欺君蒙上所致。他要值此谢恩入觐面奏的机会，将败类面目揭穿。也有人劝他，你不讲话，人家不会将你当哑巴卖掉的，他不听。更有人说他，好容易得归正果，没必要瞎折腾，再弄得血本无归，他还不听。那时，张之洞尚健在，已还京，即将任体仁阁大学士，就宰相之位，他也不去征询一下意见。这个“我就是我”的梁鼎芬，与当年弹劾李鸿章一样，谁脑袋大，弹谁，谁块头大，弹谁，他上朝谢恩，却袖出一纸奏章，“面劾庆亲王奕劻通赇贿，请月给银三万两以养其廉。又劾直隶总督袁世凯‘权谋迈众，城府阻深，能谄人又能用人，自得奕劻之助，其权威遂为我朝二百年来满、汉疆臣所未有，引用私党，布满要津。我皇太后、皇上或未尽知，臣但有一日之官，即尽一日之心。言尽有泪，泪尽有血。奕劻、世凯若仍不悛，臣当随时奏劾，以报天恩。’诏诃责，引疾乞退。”（《清史稿》）
因为他“我就是我”，而不能“我不是我”，他的人生，重又归零，回到起点。
辛亥革命以后，他不出仕民国，做大清遗民。“自原留守陵寝，遂命管理崇陵种树事”，人称“种树大臣”。他就住在崇陵旁边的梁格庄，每天一早起来，拖着一条病腿，扛着一把铁锹，在陵墓周围的山上，刨坑栽树，如是数年如一日地坚持不懈，确也应该得到尊敬。由于经费不足，不得不到处筹款。后来，他想出一个绝招，自掏一千光洋，在琉璃厂烧制瓷瓶二百。让家人装上崇陵的雪水，拉进城来，礼送给那些王公贵族，高官豪门，求其赞助。多给者，他感谢，少给者，他骂街，谁也不愿惹这个梁疯子，纷纷解囊。这样，募得一大笔善款，终于使崇陵绿树成荫，松柏常青。
民国三年（1914）隆裕太后死，合葬于崇陵，梁鼎芬主持这场送葬仪式。最后礼成，当地宫石门将要掩闭时，人们这才发现操办葬礼的种树大臣，还在地宫未出来。赶紧提着灯笼，打着火把，进去寻找，终于发现了他，跪在棺椁前，决心殉葬，拖也拖不走。官员们拿他没有办法，只好下令数名膀大腰圆的工匠，强行将其扭出地宫。这一回，“我就是我”未能坚持得住，操劳过度，严重缺氧，已无一点抗争的力气。在太阳底下，那张出现紫绀的脸，人们也看得出来，这个“我就是我”梁疯子，也将走到生命尽头了。
然而，他的戏码还没有完，民国六年（1917）张勋复辟，这个原教旨主义者，居然死灰复燃，沉渣泛起，跳梁着让他的学生溥仪登大位。可没兴头两天，辫子军作鸟兽散，他遂一病不起，民国十年（1921）逝世。这就是《清史稿》所写的：“丁巳复辟，已卧病，强起周旋。事变忧甚，逾年卒，谥文忠。”
我估计，从此而后，像他这样一根筋的愚忠者，大概是不会有了。不过，作为一介文人的他，能够守着自己所信仰的主义，做着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难道不应该为他的孤直精神，喝一声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