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角度看，当一个时代进入终结期时，便会有沉渣不断泛起。这些从泔水缸里翻上来的秽物，自是臭不可闻，令人作三日呕。然而，彼等却泛得理直气壮，而且振振有词：借此最后关头，俺们倘不抓紧翻腾一下的话，那就永无出头之日啦！
同样，从社会的角度看，在大千世界中曾经沸沸扬扬过，甚至曾经不可一世过的人物，进入古稀、八秩、进九、耄耋之暮年，也有做沉渣之泛起，不甘于从此沉沦的个别闹者。由于他们自我感觉依旧良好，由于他们老骥情结依旧强烈，虽然早就离开演出的舞台，虽然生命的支票余额无多，但还陶醉于昨天的沸沸扬扬之中，沉浸于前天的不可一世之中，于是，闹个没完没了。
这其中，最情不自禁，最按捺不住的，莫过于那些过气的文人学者，过时的大师名流，若不跳将出来，闹出一点动静，只怕到死也闭不上双眼的。这些豁牙露齿，撒气漏风的著名人士，这些老眼昏花，迎风掉泪的顶尖人物，最痛苦的，莫过于表演、表现、表态、表示存在的机会，少了，莫过于出场、出席、出面、大出风头的可能，没了。面对世界将其遗忘的残酷现实，想到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为了尽可能地吸引世人的眼球，泛起、扑腾、挣扎、蹦跶，一个闹字，便是主调。
人之老，固属无奈，但也必然，谁也逃脱不了新陈代谢这个自然规律。《千字文》曰，“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到了人生的冬天，就应该是“藏”，而不是“闹”了。设想一下，归隐于林下，度桑榆之年；负暄于南墙，享天伦之乐；澹泊且自守，布衣无所求；宁静而致远，唯有菜根香，那是何等怡然，何等恬淡，何等安生，何等悠然的境界啊！可这些不服老的老文人、不愿老的老学者、不承认老的老权威，因为有过名声而且响，落下自视甚高的后患；因为出过风头而且足，坐下害怕冷落的病根。于是，一不甘于老死牖下，而五脊六兽；二不甘于无人问津，常心急如焚；三不甘于湮灭无闻，便抓耳挠腮；四不甘于永远沉沦，就上蹿下跳。正如唱完了戏，不肯卸装下台，还要荒腔走板唱两句的蹩脚演员，令人大倒胃口一样；正如踢完了球，不肯退出赛场，还要趔趄歪斜踢两脚的三流球员，让人大煞风景一样。
有一位知名于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大文人樊樊山，这位老先生的晚年，就是那段历史终结期间，经常泛起作秀、经常不安于位、经常闹些名堂、经常洋相百出的闹者。樊樊山，即樊增祥，生于1846年，死于1931年，湖北恩施人。字嘉父，号云门，又称樊山居士。此人享年85岁，可谓高寿，可无论当时，无论后来，对这位老文人，尊敬者少，不敬者多。因为此公留在世间的第一印象，就是他最后数十年间不停地表演。尤其，入民国以后，年近古稀的他，一面标榜遗民的志节，一面捞取新朝的好处，为了谋得一个民国政府的参政差使，既求其高雅之身份，更图其丰厚之俸禄，竟不顾脸面，行事不端，更首鼠两端，上下其手，颇受当时社会訾议，士林咸以此公无耻。
不过话说回来，在旧中国，一个能闹腾得上下皆知，左右不安，来去从容，进退自如的文人，绝非等闲人物。
他自幼苦读诗书，十七岁乡闱中式，光绪三年，时年三十二岁，上京会考，中进士，授庶吉士。随后进入仕途，从渭南知县起家，累官陕西、江宁布政使，还当过几天护理两江总督。在文坛上，他师从李慈铭；在官场上，他崇奉张之洞。庚子事变慈禧、光绪逃往西安，那母子俩谢罪国人的罪己诏，就出自他的手笔。他是个有真学问的文人，工于诗，为晚清高产诗人；也是个有真才干的官员，擅刑名，其治狱判牍为世所称。
据陈赣一的《新语林》，樊增祥在七十岁以前，从政为干练之吏，作文为一时之俊，而且还是一个人长得很帅，官当得很好，字写得很棒，诗做得很多的风头人物。第一，他的形象，“樊云门眉宇轩鬯，须发未白，望之如四五十许人，而其年已逾古稀”。第二，他的政声，“历官陕西宜川、渭南诸大邑，疾恶如仇，听讼明决，有仲由折狱之长，杂曼倩诙谐之笔，良善者有所劝而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凡对簿公庭莫不相悦以解，世比之海刚峰、陆稼书”。第三，他的捷才，“近人赋诗之速者首推樊樊山”，“樊樊山才思敏捷，下笔千言。其师张之洞七十诞辰，樊尽一日夜之力撰骈文二千余言寿之。有句曰‘不嘉其谋事之智，而责其成事之迟，不谅其生财之难，而责其用财之易。’张阅至此段，掀髯笑曰：‘云门诚可人也，二百年来无此作。’”
他最令人惊叹的，就是此公诗作丰赡，多达三万首，他是清代居乾隆之后的第二位多产诗人。就算他从二十岁写起，到八十岁搁笔，年平均五百首，日平均一首有半，也是让人不得不折服的。据陈衍的《石遗室诗话》：“樊山生平以诗为茶饭，无日不作，无地不作……论诗以清新博丽为主，工于隶事，巧于裁对，见人用眼前习见故实，则曰‘此乳臭小儿耳’。所做七律居其七八，次韵叠韵之作犹多，无非欲因难见巧也。”又曰：“樊山诗才富有，欢娱能工，不为愁苦之词。自言少喜随园，长喜瓯北，请业于张广雅、李越缦，心悦诚服二师，而诗境并不与相同，自喜其诗，终身不改易辙，尤自负其艳体之作。”又曰：“樊山生平以诗为茶饭，无日不作，无地不作……尝见其案头诗稿，用薄竹纸订一厚本百余叶，细字密圈，极少点窜，不数月又易一本矣。”在高拜石的《光宣诗坛点将录》中，也有类似说法。樊氏殁后，“遗诗三万篇”，蔚为诗坛文豪。
数十年遐迩知名，领风骚晚清文坛的这个樊樊山，入了民国，虽然非官非民，仍是士林聚焦之才子，虽然无官无职，仍是朝野瞩目的要人。一个才子，一个要人，让他从此杜门谢客，闭关守拙，在北京前门外打磨厂的寓所里，赋闲至死。看别人花红柳绿，自己坐冷板凳，看别人吃香喝辣，自己啃窝窝头，岂不要逼得他发疯？当代那些江郎才尽的作家，那些腹中空空的诗人，哪怕一辈子连响屁不曾放过一个，到了写不动，写不出，更写不好的晚年，也不肯退出文坛的。而樊樊山，三万首诗，饮誉京师；满腹文章，风流蕴藉；年虽古稀，精神矍铄；前清遗老，民国新贵；这些本钱，是他老人家不能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一个人的基因、性格，决定其命运走向，一个人的毛病、缺陷，影响其精神动态，樊樊山绝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注定了非闹不可。
此老当然要闹，不闹白不闹。一个嘛也没有、屁也不值的拆白党，就靠胡吹海嗙，投机倒把，而沐猴而冠，而祖坟冒烟者；一个“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的文化人，精于作秀，勇于炒作，而人五人六，满身朱紫者，无论过去，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是屡见不鲜的事情。而樊樊山以他的实力，再加上他造势之功夫，请托之力度，走动之勤快，马屁之响亮，到底拿到民国政府的参政一职，也是瓜熟蒂落，实至名归的结果。前门外的打磨厂，是条不长的胡同，因老爷子一朝得意，满巷春风，顿时间也车水马龙地热闹起来。
可是，一些前朝人士对其变节行为，大不以为然。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甲寅五月初六，就有这样一条记载：“闻樊山已应聘，旧人新官，从此一钱不值矣”，便是代表性的舆论了。樊樊山老脸皮厚，才不在乎别人抱何等看法。要知道，当过官员，尝到权力的甜头，必恋恋不忘官场；做过文人，领教名声的诱惑，必不舍淡出文坛。不甘寂寞，不甘冷落的樊樊山，背大清而投入民国怀抱，乃是其投机取巧的天性所致。老派人物的诟议，在他看来，这个既尊荣体面，又名高望重，既上达天听，又下视群伦的差使，可不是一钱不值，而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啊！
袁世凯本非善类，其老奸巨猾，其贼精狡诡，连孙中山都被他玩儿了，能被区区樊樊山这个糟老头子忽悠住，也令人费解。其实，袁的幕僚建议首选文人为参政者是王湘绮，而王湘绮也果然从上海启程北上就职。这个樊樊山眼疾手快，抢先一步，赶到火轮船上以大义劝阻：您可不能去，一去就是贰臣；再则，那袁大头是能成事的主吗？王湘绮一想有理，遂弃舟回府。袁世凯见王不买账，退而求其次，樊就得到梦寐以求的美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