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扈的多尔衮死后，顺治亲政。年轻皇帝罢免其家族，肃清其党羽，修改其政策，进行全面的秋后算账，半点也不手软。杨光先认为这位皇帝，或许由于汤若望受多尔衮信任会加以排斥。孰料顺治对这个外国人毫无芥蒂，相反，很友好，或者，很感兴趣，这又让他灰心丧气好一阵。
据《不列颠百科全书》“汤若望”条目说：“汤若望遂成为少年皇帝顺治的心腹顾问，尊为长辈。”外国人的说法，确否存疑。但这位外国传教士治好了他母亲孝庄皇太后的病以后，顺治准许汤若望在西安门一带择地建筑教堂，允许传教，是见诸正史的。我不知道，汤若望奉旨修建的这座教堂，是否就是现在尚存于西什库的西堂。
杨光先好痛苦，好痛苦。怎么能用洋鬼子的历法呢？怎么能让洋鬼子在京都建堂传教呢？他大声疾呼地上书：“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术，日食都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厝火于积薪之下，而祸发之无日也。”凡伪君子，皆假道学，凡假道学，都有一张道德警察那张“天丧予”的面孔。
总算熬到顺治十一年，杨光先突然看到隧道尽头的一丝光亮。
那时没有社论，没有文件，只有谕旨，那时的整人者都从这些一道道的谕旨中，了解最高当局的动向。这份宗人府收到的谕旨，别人读了也许不会在意，皇帝说：“宗学读书宗室子弟既习满书，即可阅读已翻译成满文之汉书，永停习汉字诸书。”但杨光先读出了谕旨背后的文章，永不许满洲子弟读汉文书籍，这表明汉族文化已在统治者族群中，占有非同小可的位置。
这给急不可耐想咬谁的他，注入一针强心剂。不到二十年工夫，入主中原的满洲人，已经被他们所征服的汉人同化了，不禁心中窃喜。他在屋里一跃而起，摩拳擦掌，因为满人愈汉化，必然愈益认同汉人的宗法伦理，礼教传统，三纲五常，和华夷有别，拒外排外的思想，这样，他这个夷汉之防的道德警察，兼打手的棍徒，也就有事可干了。
“满洲人入关后，多习汉书，入汉俗，帝虑及长此以往，将渐忘满洲旧制”，因此，发出这条谕旨，是统治者不得已而设置的意识形态上的堤防，但是，不管如何防范，挡得初一，挡不了十五，挡得一时，挡不了长久，是无法抵御强势文化的日久天长的冲击的。回顾有清一代，康熙宠臣明珠——他的儿子纳兰性德，能用汉文写出最优美的诗词，直逼南唐后主；而满洲自己的文字，连满人也大都不识；八旗子弟，提笼遛鸟，不务正业，过着优裕生活，最后，悉皆变成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纨绔”；而从帝王到贵族的满洲统治阶层，除了妇女天足这点异处外，满汉之别，几等于无。
因为，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其流向总是如水一样，由高处往低处流去，低文化的民族可能凭武力征服高文化的民族，但拥有高文化的民族，最终会使低文化的民族，在精神上处于臣服的地位，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变的趋势。因此，清政府还想保持白山黑水间努尔哈赤部落的族群特色，关外风俗，萨满教义，弓箭文化，绝对是徒劳的努力。
哇！杨先生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大清王朝的汉化趋向愈来愈对他有利了。果然，如他所料，顺治驾崩，康熙登基，实际掌握朝政的四辅臣，他们之间钩心斗角，倾轧不已，但其华夷畛域的儒家礼教精神，拒外排外的华夏中心思想，却能与杨光先如此卑微的小角色，同声共气，上下一致地合拍起来。“圣祖即位，四辅臣执政，颇右光先。”（《清史稿》）“康熙三年，六月，乙卯（二十六日），杨光先复具《请诛邪教状》于礼部。此举深得辅臣鳌拜、苏克萨哈支持。”
于是，杨光先放肆地对汤若望大张挞伐，状子送呈御览。一、“天祐皇上历祚无疆，汤若望袛进二百年历”，居心叵测，想缩短大清寿命；二、“选荣亲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阴谋险恶，竟敢在风水上做手脚；三、“历代旧法每日十二时分一百刻，新法改九十六刻，康熙三年立春候气先期起管，汤若望奏春气已应。”擅改法度，妄断节令。
所列这些今天看来纯系扯淡的罪状，却让那班与杨光先差不多水准的辅政大臣，着实当了回事。于是，以捍卫祖宗法度，坚持华夷大防的名义，“下礼、吏两部会鞫”。
结果，便是一场人头落地的惨剧。
清朝遂于（是年）九月二十六日起，会审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官员。翌年三月十六日，廷议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
在审讯过程中，年逾古稀的汤若望，激动过度，血压上升，发生脑血管意外，中风不语，有口难辩。他的年轻伙伴比利时人南怀仁（VerbiestFerdinand），刚到中国不久，汉语讲得不够流利，无法为之申诉，于是罪名成立。
什么叫凌迟处死？就是千刀万剐。汤若望这回可真的让这只可怕的黄鼬，咬得死死的。当将汤若望押往刑场的时候，几位辅政大臣觉得汤“年已衰老，且效力前帝，得免死”。决定让其流徙到边远地区，诸如押往黑龙江宁古塔为披甲人奴之类，其实这更缺德，那会死得很惨。幸而孝庄皇太后出面进行干预，汤若望得以释放出狱。但很快，这位在中国传播过伽利略天文理论的日耳曼人，终于奄奄一息地死了，埋葬在这块对他来讲是异国他乡的土地上。
杨光先这一状，损到极点，缺德也到了极点，凌迟的、杀头的、流放的、坐牢的，使得钦天监成了一座空空荡荡，白日见鬼的衙门。如果按辞典说，整人是使人吃苦头，这种人命关天的苦头，也太可怕和太痛苦了。如此伤天害理作恶多端的家伙，得不到报应的话，世无天理，老天也太不公道了。
然而，迟迟不来的报应，真让人等得不能宁耐啊！
汤若望死，“监内精于西法历算之三十余名监官翦除干净，废新历《时宪历》，恢复《大统历》”，“擢杨光先为钦天监正”，这就是发生在康熙四年八月京城里的一项人事变动。
杨光先坐在八人抬的轿子里，来到钦天监上班。虽然偌大衙门里死气沉沉，鬼影憧憧，但他很得意，很风光地登上了观象台。老实说，道德警察，好当，咬死病鸡，不难，但老天爷给了他整人的全褂子武艺，却没有给他一个足以安身立命的饭碗。仰望着星斗璀璨，河汉亘天的夜空，全不知子午卯酉，连整屁也放不出一个。
切不要以为他会生出当初不如少整人，多用功，少作损，多读书的遗憾，不会的。别看他“既不懂西法历算，亦不通中国传统历法”，但“贬汤若望之历法，件件悖理舛谬，认为西洋之学乃左道之学，西洋人所著之书，所行之事，靡不悖理叛道”，搞大批判，上纲上线，这是所有整人者最拿手的看家本领。
但是，天文台仅靠耍嘴皮子能玩得转吗？
“自杨光先任职钦天监后，以《大统术》治历，节气不应，错误屡出”，因其“对历算茫然无知，采用在江南发现的元代郭守敬仪器，测算历法无效后，又查一千二百年前北齐候气之法”。其荒唐无稽，其倒行逆施，连开始亲政的康熙，也觉得问题之严重。“于万般无奈之下，杨光先乃以‘身染风疾，不能管理’相推诿，于是重新起用耶稣会传教士，比利时人南怀仁。”
这是康熙八年春天的事，老百姓已经过了四年没有准确历法的岁月，现在终于等到这位逆历史潮流，反科学进步的主角，到了谢幕的时候了。“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的报应，朝着这个既“损”又缺德的家伙，渐渐地逼近。杨光先借以“推诿”的“风疾”，在汉语中常指下列三种病症：一是风痹，半身不遂；一是神经错乱，精神失常；一是麻风病。这三者，无论哪一种，都不是好死。然而，就像托尔斯泰引用过的“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一样，老天爷（如果有的话）不会让这个整人者死得那么痛快的，不让他“疽发背而死”，不让他死得难看，是不会放过他的。
但是，听说洋鬼子又要进钦天监，本来已经病了的杨光先，忍不住还是跳将出来，急不择言地上书：“臣监之之历法，乃尧舜相传之法也，皇上所正之位，乃尧舜相传之位也”，“今南怀仁，天主教之人也，焉有法尧舜之圣君，而法天主教之法也？南怀仁欲毁尧舜相传之仪器，以改西洋之仪器；使尧舜之仪器可毁，则尧舜以来之诗书礼乐、文章制度皆可毁也。”他甚至危言耸听：“若将此九十六刻历日颁行，国祚短了，如用南怀仁，不利子孙。”
不过，经过“观象台测验立春、雨水、太阴、火星、木星，结果南怀仁‘款款皆符’。因此，议政王等会议主张将康熙九年历法，交由南怀仁推算”。康熙在这场“中西历法之争”中，“持谨慎态度”。据《清史稿》载：“圣祖尝言，当历法争议未已，己所未学，不能定是非，乃发愤研讨，卒能深造密微，穷极其阃奥。”他明白了孰是孰非，便做出抉择。终于在这年三月，先“授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八月，又“授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一方面，给汤若望冤案平反；另一方面，尽管受害人上告，杨光先依附鳌拜，捏词陷人，康熙倒也没有惩治这个棍徒，放了他一马。
虽然皇帝高抬贵手，报应却不能逃脱。结果，“杨光先以衰病之身，发遣回籍，行至山东，疽发背而死”（以上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据章开沅主编的《清通鉴》）。抬着这位背部溃烂的疽患者，自然是流血流脓的一路，也是臭不可闻的一路，更是不流尽最后一滴坏水，不让他痛快死去的一路，这样酷烈的“血田”式的报应，难道不是罪有应得吗？
按中国传统医学，认为“疽”，是感受风温湿热之毒，以致经络阻隔，毒邪湿聚而生；或由于情志内伤，气郁化火，劳伤肾精，火邪炽盛；或由于恣食厚味，脾胃失运，湿热火毒内生而致。总而言之，患者都是因为有一股邪火，有一分内毒，才在背上爆发出来。
具有这类邪火和内毒者，在我的周围，也时有所见。或憋得老脸铁青，跟谁都过不去；或憋得两眼冒绿，看谁都不顺眼。正是这股子无名毒火，在脏腑里作怪，才永远一副“天丧予”的德行，像瘟神一样，甚至如今大家好容易过上的一点好日月，也恨得牙痒。碰上这些“疽”的早期和前期患者，通常，我赶紧闪过一边，让这帮老爷先走，惹不起，躲得起。这也是鄙人受了数十年无妄之灾以后，才学会的一点聪明。虽然，我也知道，报应说，通常是不灵的，不过，想想这些老掉牙的故事，也足可以浮一大白。